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
引言
在西方文明史上，有一个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分界线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产生了一批“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①。他们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抗“神权”，以“人文主义”的武器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桎梏。《神曲》的作者但丁、《诗集》的作者彼特拉克、《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就是这一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先驱。他们以如椽的巨笔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初步扫清了道路，推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有一个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界线的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他们创作的新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反封建、反神权，要求民主与个性解放；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形成新的文学体裁、表现手法和使用比较接近民众的、本民族的文学语言，鲁迅和胡适就是这一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共同代表了一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而且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两种发展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鲁迅和胡适，就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
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习惯于采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sissance)这个名词。的确，“西方文艺复兴”与“东方文艺复兴”在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这两场运动相距300余年，时代和国情不同，因而性质与后果也迥然不同。中国五四运动的前驱者生活在20世纪初期，不但在卢梭、孟德斯鸠之后，而且在马克思、列宁之后；不但在法国革命之后，而且在俄国革命之后。西方的文艺复兴照亮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而东方的文艺复兴却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曙光。
理论建设与创作实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鲁迅和胡适是同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各自做出了为对方无法替代的贡献。但当中国工人阶级以强有力的战斗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并引导人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原来的新文化壁垒逐步产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成了运动的右翼，而鲁迅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跟新兴的社会力量建立了日益深刻的联系。他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鲁迅与胡适都出生在封建制度行将崩溃而共和制度正处于催生阶段的清朝末年。鲁迅呱呱坠地时，中国的版图上又有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皇吞噬。胡适来到人世时，康有为正在万木草堂宣传变法维新，孙中山却在香港倡言革命排满。就这样，他们跟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一起，经历了中国或者变革或者灭亡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并在这种历史的大灾难和大忧患中不倦地探寻着强国之道。鲁迅比胡适长10岁。在鲁迅的译作《斯巴达之魂》《哀尘》问世的1903年，胡适正在故乡绩溪捣毁三门亭庙中的神像。当26岁的胡适以《文化改良刍议》蜚声文坛的时候，鲁迅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默默从事京师图书馆的筹办工作。1918年4月，37岁的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以其一发而不可收的作品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当时，胡适与鲁迅之间是互相敬重的。鲁迅虽然对胡适多少怀有戒心，但却对他的学识公开表示“佩服”。鲁迅1918年至1926年的日记中，跟胡适交往的记载即有40处。胡适也在日记中多次夸赞鲁迅，甚至感到“周氏兄弟最可爱”。胡适直到晚年仍承认：“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他们兄弟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分歧谈论较多，对他们在2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致性评介不足；而在指出他们分歧的时候，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又缺乏细致的分析。这种研究状况，不利于全面总结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也不利于对这两位文化巨人进行准确的学术定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胡适的名字是跟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胡适并非用白话文写作的始作俑者；在近代中国，胡适也不是以白话文作大众传播媒介的第一人。然而，正式把白话文作为一种新文体大力提倡并以之取代文言文的却是胡适。因为他的首倡，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酝酿已久的《文学改良刍议》，系统论述了文学改良的八项条件。他主张建设一种能反映现代生活、现代人情感、“语语须有个我在”的白话文学，取代那种一味模仿古人、无病呻吟、只讲排比对仗的滥调古文。毫无疑问，这在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上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见解，因而这篇《刍议》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P1-3
泥上偶然留指爪——代后记
我对胡适作品既谈不上有阅读兴趣，更谈不上有研究心得，但如今居然又出版了一本谈胡适的书。人生有许多机缘巧合，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掌控着。
那是在1989年秋天，我第一次到台湾探亲访学。几乎在同一时间，台湾陈宏正先生在社科院近代史所耿云志先生陪同下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探访我，结果失之交臂。陈先生后来见到我谈及此事。我问他找我有何见教？他说：“你出过一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历史读物，书中提到胡适是买办文人。胡先生一生从未经商，怎么能称他做买办呢？”当时海峡两岸存在的这种隔膜使我不禁发笑。我耐心解释说：“买办文人是胡适在大陆的通行头衔。并不是真指他做生意，而是说他一生执着于引进西方文化，尤其想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是一个政治文化方面的掮客。1955年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对胡适都是这样称呼的。”陈先生似乎也苦笑了一下，不知他对我的话理解了多少？也就是在这次会见时，陈先生说，1990年冬台北将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纪念胡适诞生100周年(按虚岁计算)，将由著名艺人凌峰先生主持的民族文化交流基金会出面邀请我参加。我答复说可以，但并不入心，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我有一个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凡对别人承诺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去兑现，而别人对自己的承诺千万不能当真；因为别人的想法和态度可能变化，别人的处境也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认真，自己很容易受伤。
然而，1990年秋天，我真的接到了在台北举行的胡适诞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邀请：东道主负责提供往返机票，安排一周的食宿；要求与会学者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我当时正以鲁迅研究为职业，便赶鸭子上架似的写了一篇文章：《同途殊归两巨人——胡适与鲁迅》，权当参会的入场券。
我记得开会时间是当年12月15日至16日，地点在台北政治大学的“公企中心”，议题是《胡适与近代中国》。境外学者的食宿安排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ymca”，大概是青年会的一家宾馆。在这里，我初识了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和唐德刚先生。此前我读过周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他也是我的老乡——湖南人，所以在餐桌上聊得很亲近。唐先生是安徽人，我读过他的《胡适杂忆》和他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获益良多；因此老作家苏雪林把他比喻为背叛耶稣的犹大，骂他背叛了老师胡适，我极为反感。唐先生学识渊博，会上会下侃侃而谈，幽默风趣，丝毫也不摆大学者的架子。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以下记忆：一、有一位美国学者发言，好像是Jerome B．Grieder，中文译名叫贾祖麟，我记得读过他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当时用英语发言，主持人问需不需要翻译？除我之外的与会者几乎同声表示：不用！这令我对台湾学者的英语水平十分叹服。不懂外语能不能当大学者？我觉得研究民族特色十分鲜明的学科也许可以，如文物鉴定之类，但研究像胡适这种脚踏中西文化的双语作家，不懂英语，不了解西方文化，学问的格局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大的。二、我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反响颇佳，全文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会后从100多个与会者的论文和讲演中遴选出14篇编为一书，其中就有我的论文。这着实超过了我的预想。三、我发言后有一位听众提问：“请问陈先生，如果鲁迅活到今天，将做何感想？”我的回答是：“假设是个伪命题。回答者的政治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借题发挥，可以有不同答案。比如，胡适的假设是：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而毛泽东的假设是：鲁迅假如活到今天，不会用他那支犀利的笔讽刺新社会，攻击共产党。”万没想到十余年后，有人请我作一场以《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为主题的讲演，竞招来一场横祸。有些人只许我按照他们的政治理念来进行“假设”，而不允许我按自己立场来进行“假设”，可见“文化专制主义”有形形色色的表现方式。如果胡适活到今天，仍然会主张容纳异议吧。四、我发言之后，有一位中年学者主动跟我打招呼，夸奖我的文笔不错。他同时签名送我一本书，书名是“延安的”什么什么。因当时我觉得书名罕见，所以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这位先生叫陈永发，如今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成了台湾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五、会上还有一位胖胖的老人讲演，他就是胡适的朋友傅安明。他说，胡先生的人格学识极具魅力，既有男性崇拜者，也有诸多女性崇拜者。但胡先生是谦谦君子，也可以说是一位中性人。“中性人”这个提法，我当时听来颇觉新鲜。但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胡先生并不是什么“中性人”，而是一个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男子汉，只不过他的学术魅力非一般人可以比拟。
会议休息时的情况也颇为有趣。那次会议由于得到台湾时报文教基金会的资助，经费颇为充足，每位论文提交者得到了1000美金的稿费——这在当时的台湾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领到这笔稿费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酒友中有一位刘绍唐先生，他创办的《传记文学》刊登了不少珍贵史料，因而在史学界赢得关誉，被戏称为台湾“国史馆”兼“野史馆”的“馆长”。刘先生的海量无人能敌。他未尽兴，提出要到希尔顿酒店去喝二遍酒，无人响应。为免他扫兴，我于是奋不顾身，单独作陪。到希尔顿之后，刘先生以酒兴助谈兴，话变得更多，主动跟我讲了一些他在美国的艳遇。由于我当时也有些“醉眼陶然”，所以他说的那些细节听完就付诸东流，至今没有作为“野史”流传。
要而言之，回忆起来，这次胡适研讨会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与政党、政治家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等等。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主要分歧是：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对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曾经担任过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以余英时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认为，“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余英时：《序(胡适与近代中国)》，时报社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5月出版，第6页)如今，我看到大陆的胡适研究日渐摆脱了单一的政治模式，而在学术上日趋多元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对胡适都能进行具体分析，倍感欣慰。
这次赴台湾，我除开发表了以《胡适与鲁迅》为题的论文之外。还在《中国时报》发表了《胡适与毛泽东》。因为同时在同一报纸的同一版面发表两篇文章，所以后文换了一个笔名“沉鱼”，取“陈”“渝”的谐音。我又在台湾《联合报》发表了整版的有关胡适的史料，在台湾《历史月刊》发表了《胡适与周作人》的长篇文章。这些文章今天看来真知灼见并不多，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这增添了我研究胡适的自信。从台湾返京后，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了《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等文，也受到了广泛好评。由于两岸的长期隔绝，大陆学人对胡适在海外的情况并不清楚。1992年1月26日，《新文学史料》的顾问楼适夷特别写信给王元化先生推荐我的文章，说这些文章的内容“皆前所未闻”。多年后看到楼老的遗札，我因这位老作家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而深受感动！1991年，我又有幸到胡适的故乡参加了在胡适故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说的话都忘记了，只留下了一篇游记：《胡适故乡行》。
在去参观胡适故居的途中，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处极小的坟茔，拨开杂草，露出了一个矮小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曹诚英之墓”几个漶漫的字。这引起了我研究胡适女友的兴趣，后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胡适心头的人影》。当时自认为多少有些新资料，有助于用“以史解诗”的方法解读胡适的诗歌。近年读到江勇振先生的大著《星星·月亮·太阳》，才感到拙作资料的欠缺；同时也印证了我上文提及的一个观点：不懂英文，就不能在胡适研究领域有大的作为。也就是在参加境内外有关胡适研讨会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一批新朋友，他们是欧阳哲生、胡明、沈卫威、闻黎明等。他们的共同点是博学而宽厚，对我此后的学术生涯起了积极影响。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时光飞驶，从1990年至今不觉已有26年，而我在胡适研究界还只取得了一个“票友”的身份，距离胡适研究的殿堂十分遥远。即使天假我年，能再活上26个春秋，我也不可能在胡适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因为得到中国文史出版社王文运主任的鼓励，现将这些有关胡适的零散文字结集出版，作为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纪念，也希望同时能对于研究胡适的初入门者多少有些帮助。 2013年4月1日愚人节，在装修的敲打声中草成
2016年10月改定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陈漱渝讲胡适）》作者陈漱渝近年在鲁迅研究专长之外，胡适研究亦取得丰硕成果，在学界有较大反响。本书是作者有关胡适的演讲词及史料文章的首次结集出版，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犀利，有一定的独特性。其中，有些史料和发现是作者多年发掘和研究的成果，第一次披露；本书既有较高的史料、学理价值，也较为客观、通俗、具有可读性，是人们走近、认识真实的胡适一部生动读物。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陈漱渝讲胡适)》是作者陈漱渝有关胡适的演讲词及史料文章的首次结集出版，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犀利，有一定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