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午的延伸
到宣传部上班的第一天,我迟到了。
是因为鞋子。
其实我七点半就来到了县委大院,可是部里还没人。我就在办公大楼后面那所破败的花园里慢慢地转悠着,等着钟点。园里的花大多是易生易长的月季,萧条地抽枝疯长着,高高地擎着艳丽的花冠,仿佛柔弱得不堪一击,又仿佛孤傲得卓绝人世。这些巨大的花丛,多数已不开花,它们膨胀着无用的枝条,肆无忌惮地占据着花园的空间,猖狂得如人类某些难以节制却又盲目至极的欲望……我感慨着,在青砖小路上踱着步,忽然发现自己再也迈不动左脚了。
低头一瞧,原来是鞋跟深嵌在了砖缝里。用力拔了两拔,鞋拔出来了,可鞋跟从砖缝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以一条漂亮而简洁的弧线飞离了鞋底。
我束手无策。
透过冬青树的枝叶往外望去,人们已经开始三三两两地上班了。但是没有人发现我,没有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我张了张口,没能出声——我无法也不愿向那些陌生的远远流动的面孔求助。我焦灼而沮丧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小路上终于走来一位中年男人。我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犹豫着。他似乎发觉了我的神情,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鼓起了勇气。他平静地听我讲完,然后问道:“你的脚没事吧？”
“没事。”
他躬下身仔细察看了一下我的鞋子,说:“这得到外面鞋摊儿去修。你只好再委屈委屈,我去给你修一下。”
他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铺到地上,让我把左脚踏在上面。
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所破败的花园里,专心致志地等待着那个陌生的男人。焦灼和沮丧渐渐幻化成了一种恬淡的快慰。
他终于回来了。我穿上鞋子跟着他走出花园。从进办公大楼,上楼梯、转弯,直至将要走到宣传部办公室的门口,他都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推开门的一刹那,他突然回头问道:“你找谁？”
“办公室主任。”
“有事吗？”
“我今天报到上班。”
“那你迟到了。”他笑道。
“你也迟到了。”我也笑着跟着说。
“我们迟到的性质不一样。”他说着迅即而自然地收敛了笑容,推开了门,把我向同事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后,便带我去常委办公楼见部长。我这时才明白:他就是办公室主任。
我们慢慢地走在开满了紫桐花的林荫道上,所到之处都会激起一阵如洗的鸟鸣。忽然,一朵紫桐花优雅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把花拿在手里,抬头朝树上看了看,笑道:“紫花才谢尽,绿叶又争荣。看着你们一茬茬地赶上来,就觉得自己老了。”
那天我正好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裙子,便笑道:“你才是绿叶呢,我是紫花。”
他看了看我,笑起来:“今天你干吗要走那条小路？”
“你呢？你不是也走了吗？”
“我是习惯了。”
“我是新鲜。”
他又笑起来。他笑的时候脸颊上有两个很大的酒窝,使他看起来像个孩子。
后来我被分到了新闻科。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少,也很公式化,平日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打个简单的招呼。再后来他被提升为副部长,无形中便和一般的职员拉开了较大的距离。虽然他的言谈举止在我看来一如既往,但同事们背后议论起他来,总说他阴险。我却觉得他阴险得十分有趣,便常常偷偷地观察他。
有一次,我正在悄悄地看着他擦皮鞋,他忽然抬起头,对我轻轻一笑,然后又低下头擦他的鞋子。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在窥探他。我的脸红了。
然后就是那天下午。
那天下午,他到我们科询问“县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的进展情况。科长不在,我负责候选人材料的收存工作。他让我拿出材料,大致看了一遍,特意把卫生口的材料选了出来。听同事们说,他原来是个医生,看来果然不假。
“这个人也当了候选人？”他笑道。
“材料上说,两年中就破格提了主治医师呢。”我说。
“主治医师怎么了？哪个医生不能成为主治医师？”
“那么容易吗？主治医师相当于教授呢。”
“谁告诉你的？”他笑了,“那是主任医师。”
“我不大懂。”我说。
他在我对面的桌前坐下,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起了医院的工资、职称、行政结构、人事关系等这些他曾经十分熟悉的内容。我发现他是一个极好的谈手,非常有自己的角度和趣味。而这种角度和趣味又出乎意料地吻合我的心理习惯。于是我们一问一答,谈兴倍增,营造出的谈话气氛十分融洽、活泼和热烈。
当谈到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时,我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便对他说:“我读过一篇叫《无影灯下》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医生在给背叛他的女友做阑尾炎手术时,故意破坏了她的生殖系统,结果这个女人婚后多年不孕,事情败露后医生被送进了大牢。不知道这个医生在做手术时是怎么想的？”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医生是医生,可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们所说的‘救死扶伤’‘妙手回春’之类的评定都是死的、硬的,可医生这个人却是活生生的。他是白衣天使,但也有魔鬼附身。(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