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之一，该系列是人民出版社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皇帝及其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兼顾可读性，是目前较好的帝王传记丛书。

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发出“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曾令多少历史学家们拍案叫绝！而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实质也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本书以丰富的资料，流畅的文字，叙述了崇祯的帝王生涯。揭示了这位颇有作为的并非亡国之君，在皇朝不可逆转的衰败过程中演出的种种亡国悲剧，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序  言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之际

一、“召信王入继大统！”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三、定阉党逆案，毁《三朝要典》

四、昭雪冤狱，弘扬正气

第二章 刻意营求中兴之治

五、寄厚望于袁崇焕

六、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七、已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

第三章 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八、“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九、“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十、“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十一、“朕万不得已遣用内臣”

第四章 “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十二、钱谦益案——会推阁员引发的党争

十三、钱龙锡案——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

十四、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十五、“崇祯皇帝遭温了！”

第五章 举旗不定的抚与剿

十六、黄土高坡上的造反大军

十七、杨鹤抚局之败

十八、洪承畴荡平陕西

十九、战火蔓延山西

二十、渑池渡：一发而不可收拾

二十一、车箱峡：陈奇瑜重蹈覆辙

第六章 “十年不结之局”

二十二、“流氛震惊皇陵，责实在朕”

二十三、“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二十四、孙传庭：“设伏出奇，具见调度”

二十五、“恨用卿晚”——杨嗣昌“十面张网”

二十六、“十年不结之局”似可结局

第七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二十七、“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二十八、清兵深入二千里

二十九、“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督师

三十、“功虽未成，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

三十一、“灭寇雪耻”成泡影——洪承畴降清

三十二、“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陈新甲被杀

第八章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三十三、周延儒复出与赐死

三十四、分庭抗礼的李自成与张献忠

三十五、一筹莫展：出征、南迁、勤王

三十六、“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三十七、最后的时日

三十八、闯王进京

第九章 尾声

三十九、“冲冠一怒为红颜”

四十、为明复仇旗号下的各种活动

四十一、噩耗传到南京之后

四十二、皇太子之谜与朱三太子案

跋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思宗登极后，劈面遇到的棘手问题，便是如何处置专擅朝政、气焰嚣张的客氏与魏忠贤。如果听之任之，放任客、魏继续为非作歹，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第二个熹宗，当一个傀儡皇帝，这是这个刚毅自强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而魏忠贤却故伎重演，在皇上即位不久就进奉绝色女子四名，既是讨好又是迷惑。思宗其人与他的列祖列宗绝不相同的一点，就是不好女色，对于魏忠贤进奉的绝色女子本不想接受，又恐引起魏的疑心，便接受了。入宫后，对四名女子搜遍全身，并无可疑之物，只见各人都在裙带顶端佩香丸一粒，大小如同黍子，名叫“迷魂香”。此物十分奇特，男子一接触便产生“迷魂”效应，欲心顿起。思宗毫不犹豫地命她们毁弃这“迷魂香”。又一个晚上，思宗与大臣议论朝政后，正在静心思考，忽然一阵奇异的香味幽幽传来，似有若无，缕缕不绝，不由得他这个不近声色的人也闻香心动了。立即命近侍太监秉烛检查，查遍了壁隅，竟寂无所见。过了一会，望见远处殿角有微弱的火星闪烁，前往一查，见一小宦官持香端坐于？壁内。一审问，原来是魏忠贤派来的。思宗不由得长叹一声：皇考、皇兄皆为此误①他不愿成为如同皇兄那样听任客、魏摆布的昏愦君主，但是要摆脱他们二人并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他们一个自称“九千岁”，一个自称“老祖太太千岁”，宫内宫外都布满了亲信党羽，内外呼应，盘根错节，朝廷上下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稍有不慎局面就难以收拾。思宗毕竟不同于他的皇兄，是一个极有主见极有韬略的君主，以大智若愚的姿态应对自如。一方面，他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精力集中于册封后妃及筹办先帝丧葬事务上，不让客、魏感到有什么异常动态。另一方面，他一如先帝在世时那样，继续优容客、魏，对弹劾客、魏及其党羽的奏章一概置之不理，造成客、魏之流的错觉。

即位的次日，他要礼部详议追尊自己的生母——贤妃刘氏，以尽他对母亲多年思念的一片孝心，正如他给礼部的谕旨所说的那样，“礼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亲始，典关教众”。几天后，他要礼部挑选吉日册封他的元妃周氏为皇后。礼部遵旨于九月二十一日议定，追谥圣母贤妃为孝纯皇太后，并选定九月二十七日册立原来的信王妃周氏为皇后，由英国公张惟贤持节，大学士黄立极捧册，大学士施凤来捧宝，举行册封礼。礼毕后，思宗接受百官表贺，并把皇后之父周奎由南城兵马司副指挥提升为右军都督同知，任命皇后的兄长周文炳、周文耀为兵马司副指挥。

与此同时，思宗命大学士施凤来会同司礼监太监、工部尚书侍郎、礼工二部郎中、钦天监监正等官员，选择大行皇帝的陵墓。不久，选中了潭峪岭，择日兴工。他还要这些大臣兼顾圣母(思宗生母)陵墓的迁葬事宜。

十月十五日，思宗开始了作为皇帝的传统教育——日讲。这天，他来到文华殿，听礼部侍郎孟绍虞、翰林院侍讲徐时泰等官员讲解《大学》、《尚书·尧典》首章，以及《帝鉴图说》一则。三天后，他决定免讲《帝鉴图说》，改讲《祖训》、《通鉴》㈤。

一切如同往昔新帝登极一样，按部就班，丝毫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对于客氏和魏忠贤两人，这种平静似乎于无声处听惊雷，惶惶不可终日。

九月初一日，魏忠贤率先向皇上提出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思宗明确表示不许。

九月初三日，客氏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思宗批准了。这显然是把客、魏二人分开的重要一步，但又不露痕迹。因为客氏是作为熹宗的乳母兼保姆的身份居于宫中的，熹宗即位后不久就举行了大婚，按理有皇后及妃嫔侍奉在侧，客氏早就应从宫中迁出。天启二年(1622年)在外廷官员的舆论压力下，熹宗不得不命客氏于六月九日出宫。但是随即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客氏朝夕侍朕，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进。暮思至晚，痛心不止。着时进内奉慰，外廷不得烦激”。此后，客氏仍在宫中居住，出宫之事不了了之。

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原本是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被选入宫中充任由校(熹宗)的乳母。她为人妖艳，常有秽闻传出，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熹宗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及至熹宗完婚，册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客氏心中不悦，熹宗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宠幸较前更甚。偶尔外出，用八抬大轿，路人避让不及，立遭棍笞。给事中朱钦相、倪思辉上疏指责，反遭降职处分；御史王心一上疏申救朱、倪二人，也被贬官三级。……P16-18

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家们拍案叫绝。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是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法展现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即万历)”的感叹。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伸，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即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即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司能的。

崇祯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终于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欷欺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的传统。笔者以为，历史与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一个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原本大可不必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史论与时评，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历史学家大可秉笔直书，不必提心吊胆地提防人们的联想，而束手束脚，三缄其口，把原来简单明嘹的史事写得闪烁其辞，扑朔迷离。这是我的出发点。我想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的心态为崇祯立传，其间可能有些见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观点，那是对历史理解的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的话，本书也就没有问世的必要了。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历来为开国英主写传者多，为末代皇帝写传者少。然而，创业难，守成更难。开国英主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读之令人振奋；末代君主于内外交困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壮一幕，读之令人感慨，发人深省。出于这种考虑，笔者乐意把明朝末代皇帝十七年的政治生涯重现出来，把十七世纪上半叶那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匆匆过场的这位悲剧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示出来，让读者从现世的喧嚣繁忙中抽身出来，去品味三百多年前发生在紫禁城里的一段往事，或许并非无益之举。

崇祯皇帝在闯王进京之际，仓促吊死于煤山。自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人们把这个人物当作“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评价。本书无意于写什么翻案文章，只是对以往过于简单化的评论模式表示些许质疑，以为不必意气用事，汲汲于贴标签，而应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地再现那一段历史。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判断，应予摒弃。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去评论明清鼎革之际改朝换代中的这位君主，似乎可以超脱一些，不受各种非历史因素的干扰。这样，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写完这本书之后，感慨良多。倒不是有感于传主命运的坎坷，而是有感于我所从事的专业——历史学每况愈下的境遇。

不管社会如何看待历史与历史学，我们自己不能消沉，要深刻地反省自身。在缅怀辉煌的过去的同时，不能不承认史学存在脱离社会的潜在危机，由来已久。这种危机并非中国所独有。据史学史专家的考察，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愈来愈注重于深刻的分析，为此引进了备门学科的方法，从而使它变得日趋深奥，轻视或鄙弃传统的方法——记叙与描述，结果把活生生的充满人类丰富多彩活动的一幕幕活剧，写成了抽象的社会蓝图或数理模式，历史著作成了不受公众喜欢的枯燥乏味的冷冰冰的“砖头”，失去了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失去了读者。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明智的历史学家的警觉，于是不少人喊出了“复兴记叙体”的口号，引人入胜的事件和人物重新受到重视。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其实，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许多篇章，可以与脍炙人口的文学大师的散文佳作相媲美，读来朗朗上口。有意思的是，当代美国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写的一系列叙事史作品，好评如潮的道理也在于此。从他的汉名中，人们依稀可以窥见这位西方学者对司马迁的景仰之情。而我们自己却淡忘了这种优良传统，实在令人遗憾。

成功的历史学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侧面的。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 Ranke)深有所悟地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来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而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在他之后的英国史学家马考莱(Thoma Macaulay)的作品以叙述生动细致著称，无论是叙述事件或是描摹人物，都能栩栩如生，扣人心弦。他曾经说过，历史著作应该让我们的祖先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装束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注重形象生动的细节描写，饶有兴味。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Treve Lyan)一生写下大量文笔生动受人欢迎的作品，继承了“文学史学”的传统，追求一种美，一种趣味，一种联想。以描述见长的屈维廉的历史著作，读来犹如生动流畅的散文，既可以研究为目的阅读，也可以欣赏为目的浏览，使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

有鉴于此，我在写历史人物传记时，尽量避免以往一些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中那种刻板沉闷，令人望而生畏的章法和笔法，追求一种生动活泼的叙事史风格，注重情节、对话，注重形象、具体，使一般读者能轻松自如地读下去。先前在写《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时已注意及此，此次写《崇祯传》力图更理想一些。

写历史人物传记，与写一般历史著作明显不同之处，是必须树立传主的形象，刻划人物的性格，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地写成一笔流水账。古希腊传记体史著奠基人普鲁塔(Plutarch)：在他名著《亚历山大传》序言中，曾经这样透露他的心得：我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书，而是一部传记。一些小小的行动及语言，常常比大事件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性格。正如画家画一幅肖像时，他只抓住脸庞和眼神，几乎不考虑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也把大事迹或战争部分，让给他人去写，我只写人物心理方面的特征，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或描写每一个英雄或伟人的传记。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借鉴的传记笔法。当然，帝王并非个个都是英雄或伟人，但关于他们的传记的写法，则大体是有共同之处的。话虽这么说，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相当的功力和识见。多年来形成的固定程式、习惯困扰着自己的思绪，要追求一种新颖的章法和笔法，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时不时地流露出为旧传统所束缚的痕迹。《崇祯传》想写得洒脱一些，似乎未必尽如人意。这大概也算是积重难返积习难改吧！

写历史传记，并非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古训。然而在写《崇祯传》的整整三年中，我始终感受到作家们所说的“创作冲动”，那并不是“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冲动，而是恢复这个人物本来面目的冲动。阅读了数以千万字计的历史资料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对长期以来各种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史家们不太公正客观的评价，深感不满，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三年时间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谈不上“一气呵成”，但我写每一章每一节时都有一种新鲜感，想写出一点对历史的新思索，写出一个有别于以往史著中流行的“反面”人物的形象，努力使人们对崇祯皇帝的认识向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大靠近一步。人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正如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一样，有待于不断深化不断更新，这是一个漫长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应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自己那一份努力。

《崇祯传》是在完成了《万历传》之后写的，积累了经验，写得比较自如。不过认真计较起来，崇祯朝的历史要比万历朝的历史难以研究，最显著的原因就是没有完整系统的《实录》可以利用，只有一点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又极其简略的“长编”，要把崇祯一朝的史事整理清楚，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顾诚教授曾对我说，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确实是深知其中甘苦的肺腑之言。另一个显著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正好处在改朝换代之际，正如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所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新王朝建立者对这一段新旧交替的历史的诸多方面，作了或多或少的掩饰、歪曲。到了清末民初又一个改朝换代时，那些激于义愤的史家们又一次从另一个角度使这一段历史蒙上一层感情用事的色彩。这就为研究晚明史与南明史带来了困扰和迷惑。大的框架当然是明白无误的，但一涉及某些历史细节，往往需要从爬梳与考订史料入手。我利用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不少难题，需要自己花工夫搞清楚。因而拙著达到的只是一个有限的高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部史料，没有也不可能解开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疑案。

当拙著撰写过半时，见到了辽宁教育出版社“明代帝王系列传记”中张德信、谭天星两位先生合著的《崇祯皇帝大传》，深深地为他们新颖的构思、思辨的笔触所折服。好在这个人物与这段历史极其丰富多彩，复杂曲折，各人的视角不同，对史料的理解、剪裁、取舍也自然而然地不同，虽然都是为崇祯立传，写出来的东西却毫无雷同感。我和张德信先生是熟识的朋友，但没有为写此书而作过一次商议，两书的各不相同并非刻意营求，实在是“不谋而异”。于此我再一次领悟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穷尽性，同一对象由不同作者写出来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晚出的拙著并不会失去它自身的价值。

在本书临近付梓时，我要向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本英史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刘铮云研究员为我提供参考文献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还要向本书责任编辑张维训先生，以及所有关心我的国内外朋友们，深深地致谢，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吴江越峤千余里。

春赏何由早寄闻。

樊树志 丙子年春节

于复旦凉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