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爱国作家、民主战士。其一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青年一代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鲁迅的精神被后人称为中华民族魂，文学研究专家也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毛泽东曾用“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干将”等词语高度评价鲁迅；鲁迅的作品也被多次选人中小学课本。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鲁讯(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文学家、思想家、杰出学者。

本书以鲁迅一生中最霞要和最突出的几项学术活动——校订《秘康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为结构重心，旨在简明鲁迅的国学渊源、主张和贡献；同时，作者注霞对鲁迅一生独特个性形成的心理分析，突出强调鲁迅国学研究独具的个人色彩和隐秘心态，并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完成了一个较为丰满的“国学大师鲁迅”的文学形象。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第1章 导论

第2章 师心使气希踪古贤

第3章 纵游稗海 上下千年

第4章 潜心金石 冥思真极

鲁迅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1881年，鲁迅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有科举功名。这种家庭背景决定了鲁迅早年教育的文化色彩，他必须首先经历传统教育的知识洗礼，循规蹈矩地通过科举考试而博取功名进入仕途。本来，纵然鲁迅极具反抗封建传统的潜力，但如果不是时代的巨变和家庭的衰落，那么他仍将逃不脱传统士大夫的必然命运。还在鲁迅尚未成年的时候，由于祖父因“科场案”而被捕入狱，继之父亲又因病而亡，昔日的小康之家便迅速陷于困顿，鲁迅及其一家也随之被抛出了传统士大夫的生活轨道。时势的变迁使鲁迅又不安于做幕僚和商人，于是，“走异路，逃异地”。年仅十八岁的鲁迅便只能投考了当时由洋务派官僚主持开办的所谓新式学堂。虽然学堂躬行的指导思想不外乎“中体西用”，但鲁迅毕竟在此期间于旧学之外又触及到了最基本的西方思想及其科技知识。特别是他读到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朴素的进化论观点由此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1902年，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随即东渡扶桑。在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折以后，1907年，鲁迅写成了他一生中最富于浪漫气息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和同时的《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等，充分显示了鲁迅少年意气的精神风采。不过，相比之下，在此前后给予鲁迅影响最深且巨的人，当推鲁迅后来称之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由于神往于太炎先生关于排满革命和与梁启超等保皇派论辩驳诘的议论文采，鲁迅曾一度醉心于晚汉魏晋的文章风格，并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08年的夏天，正式投身于太炎先生门下，以师礼事之，听讲小学约半年。从鲁迅一生的学术研究及其涉及的范围如小说史和金石等等来看，似乎可以说是学无常师，且堂庑甚广，但是，如果细究其学术基础、文章体式，特别是鲁迅何以独独契心于魏晋士人如嵇康等的风采，则章太炎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还能不太失之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师事太炎先生以后，鲁迅才真正确立了他研究传统学术的扎实根底和基本倾向。P3-5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经历了一段不停顿的写作之后，全书今天终于完稿了。现在正近午夜，窗外的夜色虽然降临已久，但仍有喧闹的人声。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季节早就进入了冬天，上海却似乎仍迟迟地滞留在深秋。白天眺望校园小道两旁的梧桐，在它们高高耸立的树枝上，金黄色的叶子依旧非常茂密地生长着。看着它们，我有一种感动，又有一种悲伤。随着寒冬的愈来愈近，一切都将变得萧瑟起来。以后的一段日子，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会是这种金黄色了。可它们现在正依旧茂密地生长在树枝上。

写着这篇后记，我丝毫感觉不到完稿的轻松。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绪会时时陷在一种莫名的忧郁和惆怅中。我喜欢旅游，几乎只有在自然山川之中心胸才会觉得舒展，才有一种忘记一切的愉快。否则，便只有沉浸在书籍之中，不管是像鲁迅这样深刻、隽永的文辞，还是如金庸那种紧张、生动的情节，它们都能使我陶醉其间，乐以忘忧。以后恐怕也就这样生活下去了。

回顾第一次读鲁迅的作品，那还是在近十年之前吧。那时，我正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因为听从了一位老师的劝告，大约二年级时，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了几乎没有读者的《鲁迅全集》。不想，这以后，我至今已至少有五次通读过《鲁迅全集》了。而就在我第一次认真读它时，似乎就有一种预感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将写一本关于鲁迅的书。可以想见，鲁迅著作所给予我的激动程度有多么的强烈。就这样，几乎十年过去了。想不到，我真的写成了关于鲁迅的书。现在，这篇后记又是我的第二本关于鲁迅的书的。

在此之前，我已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应当说，这是一本颇具探索意味的书。不过，虽然我对它的期望很高，但很显然，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并且，由于某种难以言喻的原因，我只能把它的前五章交付出版社，最后一章的内容何时能见天日，只有时间才能定夺的了。博士论文完成后，我便考虑要再写一部鲁迅的传记。这部传记的设想原本有两种，一是在立意上取法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以传主的心路历程为核心线索，进而表现其生平事迹；同时在形式上我也想借鉴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即《凡·高传》)的写法，不排除想象和虚构，努力去塑造一个具有文学形象意味的传主。我想，这是颇有点近于传记体小说的性质的。第二种设想便是体现在目前的这本书中的了。在我博士学习的后半阶段，我已有意重新确立一下今后的研究方向。我的专业一向是现当代文学，但我在复旦本科时，便已稍稍浸润到了一点复旦传统的学术空气。记得当时我曾听过系主任章培恒先生的一次讲话，他有一句的大意是：你们年轻学生缺乏生活阅历，不应该在大学期间去从事创作，而应花时间钻研古典文学。他是古典文学的教授，而我们进入中文系读书的年轻人，谁又不是抱着当作家的梦幻跨入大学门槛的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心为之所动，暂时放下了当作家的念头，而整天泡在图书馆的线装书架前。大约在三、四年级这两年中，我和同学陈小云一起，几乎天天都跑图书馆。他整天手抄《史记》、《汉书》。我则从先秦诸子而下随意浏览，不求甚解。结果，他是满腹文章，之乎者也，说得头头是道，我却茫茫然，不知所云，或是略知其一，不知其二。至今见了昔日同学，仍不免于面红耳赤，有愧于心。毕业时，由于我对研究鲁迅的兴趣极浓，便报考了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我对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那份感情，却已在心中扎下了根。日后它使我时时反顾，驱使我有朝一日终将了却这一夙愿，继续我在大学时的学业。时机终于来了。由于博士生阶段的课程安排不多，我开始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读我乐意读的书了。除了那些传统的文化典籍外，我在研究现代文学时，还熟悉了一些现代学者的著作，这时便也顺便选读了其中的几部。但我真正把主要精力放在所谓国学的方面，则是在博士生毕业至今的这段时间中。这部关于鲁迅国学和学术研究的评传的设想，也就是在这期间渐渐成形的。非常凑巧的是，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兄告诉了我一个信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正在筹组一套称之为是《国学大师》的丛书，而执行编辑恰又是与我有过文字之交的钱宏兄。那时，他正在全国为他的这套丛书寻找作者。经刘景琳居中联络，钱宏来沪面谈，双方意见可说是不谋而合，遂很快便成定约。

简单说来，我的设想是这样的：以鲁迅的学术生涯为主要线索，而以其中的几项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及成果如校勘《嵇康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为结构重心，将其分为各章的论述题材，描绘并阐释鲁迅的学术生平、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等。其中，又将能够表现鲁迅的独特生活面貌的个性特点贯穿在对鲁迅的学术生平的论述之中，使鲁迅的形象更具有立体感和生动性，同时也增强一点学术评传的可读性。但是，写至中途，我已感觉到，或许是比较匆促的缘故，撰写过程中弱笔显然不少。有写小说的朋友曾对我说，在写每一篇小说之前，总觉得将产生一部出色的作品。但写完之后，立即又会想，出色的作品是在下一部。我现在的心态与此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本书的写作，在我迄今为止的求学生涯中可算是一个转折点。前此，我主要研究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今后，我将集中精力研读国学著作，设想写成一、两部有关中国现代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论之类的书来。我想，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或困难是必须首先解决和克服的，一是如何真正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思想实质与精神面貌，二是如何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审视和分析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距离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还很遥远，但愿假以时日，使我终将如愿以偿。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过许多师友或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平时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多次过问，还及时地将刚刚得到的赵英先生的著作《籍海探珍》一书让人送来给我参考。在此，我顺便得向赵英先生表示我的由衷感谢。《籍海探珍》一书对我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没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研究鲁迅的现存手稿，而这一遗憾却由赵英先生的著作给我作了补偿。我的这本书因此充实了不少。感谢之余，我还想向有可能读到我这些文字的读者，郑重推荐赵英先生的《籍海探珍》。我的书稿完成后，曾请钱先生审阅，并请他按出版社的要求写了“审读意见”。同时，按先生的意见，进行修正。只是有些部分，修改工程颇烦，我也就得过且过，实在是愧对先生的指教和苦心。愿先生谅我。

我的博士论文曾请徐中玉先生审阅，现在，我又把此书送呈徐先生，请他按出版社的要求为本书作序。蒙他慨然允诺，我自是不胜其喜。徐先生与我的导师钱先生堪为至交，他们同是我校中文系的教授，作为后学，能够得到他们的悉心指教，我觉得是没有更为幸运和愉快的事了。不但如此，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学者的特点，既表现为学贯中西，博识古今，足当学问宗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具备并表现出的一种豁达大度的学术品质和人文精神。这是属于人格境界的领域，不能强致，也不是单纯以才学便能企及的。当代学者中，也就只有这一代人才具有这种宝贵的品质和精神了。我很想就此专门写一篇文章加以讨论，同时我则更倾慕他们的这种人格境界。然而，心向往之却不能及。为之奈何？

我的资料来源和引文已在本书行文中随时注明，不再赘述。但我还得多多感谢我的一些朋友。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由于时常发生缺乏必需的书籍的窘况，为此我不得不多方借阅。其中，胡晓明、杨扬两位助我最多。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必须谢谢我的妻子胡玉华。在我几次写作过程中，她都无一例外地全力支持和帮助我。其中种种感受非言语所能表达。如果本书得以出版，我将把第一本书送给她——这原也是她的成果。

不知道谁将成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一一还是钱宏么？我再次谢谢你。  吴 俊

1991年11月24日于华东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