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魅力，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特征。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备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前言

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日篇第二十

有子日：“信近于义，言可复也①。恭近于礼，远耻辱也②。因不失其亲③，亦可宗也④。”

【注释】

①复，实现诺言。 ②远音yuan，动词，使……远离，避免。 ③因，依靠，凭借。 ④宗，主，可靠。

【译文】

有子说：“信守的诺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实现。举止庄重合于礼，就能避免受侮辱。依靠亲近的人，也就可靠了。”

子日：“君子食无求饱①，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②，可谓好学也已。”

【注释】

①君子，此处指有德者。 ②正，动词，匡正。

【译文】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要求能饱，居住不要求舒适，干事情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贡目：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也。”

子贡日：“《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①’，其斯之谓与②?”子日：“赐也③，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④。”

【注释】

①这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 ②斯，同此、是、一这。 ③赐，子贡的名，孔子对学生都称名；也，音、义都相当于现在的“呀”。 ④诸，同之，指子贡；往，过去的事，这里指已知的事；来者，未来的事，这里指未知的事。

【译文】

子贡说：“贫穷而不阿谀奉承，有钱而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不过，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虽有钱却谦虚好礼呢。”

子贡说：“《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切料，然后粗粗锉出模型，再精雕细刻，最后磨光。’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孔子说：“赐呀，现在可以和你说说《诗经》了。告诉你一点，你就能举一反三，有所发挥了。”

子日：“不患人之不己知①，患不知人也。”

【注释】

①不己知，不知己，不了解自己。

【译文】

孔子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不忧虑；我忧虑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P6-7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大，却出现了不少重复的章节。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比《子罕篇第九》多出十一个宇。还有意思相同，文字却有异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有下面这个推论合理：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绝不台臣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论语》的作者有孔子的学生。《子罕篇第九》：“牢日‘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又，《宪问篇第十四》之第一章：“宪问耻。子日：‘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是原宪，字子思。显然，这也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的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的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日：‘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一章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日：‘子夏云何?’对日：‘子夏日：“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日‘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日：‘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一“闵子侍侧，阉闰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r不能不启人疑窦。我认为这一章是闵损的学生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这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到“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点，在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论语》著笔有先有后，其问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论语》一书的最后编定者，应是曾参的学生。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论语》中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共有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前436年)，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 《论语》的编定者就是这些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日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馀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今天，我们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就是用何晏《集解》和宋人邢爵(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爵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的《经义考》、纪昀(1724～1 805)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一630左右)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注译》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爵《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一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作《集注》。从明朝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另外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故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多不满意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为刘宝楠父子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亦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程树德《论语集释》，征引书籍达六百八十种，虽仍有疏略可商之处，因其广征博引，故可参考。

(5)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