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 书
《书话》单行本出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劝我扩大范围，谈谈自己买书、藏书的经过。直到今年，还有人把书目寄来，嘱为鉴定；更有人飞柬相邀，约我“过斋看书”。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怎奈去夏以来，一病缠绵，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消磨，偶而精神好些，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眼看这样下去，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人活着而不工作，岂非等于不活。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即使写得少些，慢些，轻松些，也很想伏案试试。
说起买书，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确买过书，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但我并不是藏书家，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这中间有个原因。大约三十年前，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性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总是读一页，撕一页，随读随撕，一本书读完了，同时也给撕完了。我第一次看到，不免大吃一惊，问他这是在于什么，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嘻嘻说：“没有错！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博闻强记，脑子里装的书不少，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我很佩服他，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他的话却楔人心坎，使我一直忘不了。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哦！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我因此感到紧张，感到惭愧，感到坐立不安。为了免除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我就干脆不买书。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我在那里买到《新青年》季刊，《前锋》、《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浪推潮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我和老头儿约定，把买下的书刊当作未出栈的废纸，仍然存放在他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叉在眼前出现：“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说真的，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恰巧这时候，堆栈来催促提货了，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
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椠明刻，毛抄黄跋，单看这藏书方法，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当时曾想：“江左征尘动鼓鼙，百千纸甲烂如泥”，逝者如斯，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我感到惶惑。夜深了，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翻着，读着，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浏览之间，我又顺手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披读的感想。年复一年，正是这些书籍，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最后，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
近年来，虽然偶而还跑跑书店，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买书只是为了应用。在这点上，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则是因为，案头架上，触处都足以钩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而只要我还有记忆，我又觉得，在革命的艰苦的岁月里。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
P3-4
我写《书话》，开始于1945年的春天，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札记。最初给我以发表的光荣的是柯灵同志主编的《万象》。不久，柯灵同志被敌宪逮捕，感谢友情的支持，我从别人口里得到他间接带出来的消息，仓皇离家。一面以“王晦庵”名义，从龙华弄到一张“居住证”，一面又在寓所附近另外找个安身的地方，独自住了下来。刚刚开始的《书话》，就这样宣告中断了。
那一阵风声很紧张。留居上海的熟人，一个个决定分头出走。我的离寓暂避，目的也是为了等关系。长夏缓缓地消逝了。到8月，日本投降，大家离沪的计划叉纷纷打消。有一个时期，我因忙于别的工作，形成了与“书”无缘的局面，当然也无从“话”起。至于再次为《书话》执笔，则是出于《文汇报》编辑的敦促，他们指《万象》上的文章为例，约定每天一段，长短不拘。我于是又动起手来。其实发表的地方也不限于《文汇报》一家，先后登过《书话》的还有《联合晚报》以及杂志如《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不过登载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还是《文汇报》。计算起来，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后来又突然中断了。这次中断也有一个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1956年，当《读书月报》约我续写《书话》的时候，我曾在《开场白》里交代过。现在就把它摘录在下面：
……有一次，我的《书话》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官员“从天上飞过来，从地下钻出来”，到处“劫收”。这位“教授”兼书店老板摇身一变，居然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在《书话》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他请《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要我在《书话》原地更正。否则的话，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人要活命；这是不错的，可是人也要有能够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我写的既然都是事实，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主笔劝我和他当面谈谈。我想，我诚然闲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便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这一点我很懂得，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执行这个枪毙的判决。倒是《文汇报》编辑爱惜我，从此就不再来逼我写《书话》了。天下可做的事正多，我也乐得趁此放下这副担子。……
《书话》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结束的。解放后为《读书月报》写的也不多，大约连载了三四期，我又忙着去干别的什么了，刚开头就煞了尾。去年起重新执笔，则是登在《人民日报》的副刊版上。当时曾经公开声明，没有时间不写，有时间写一批，陆续刊出。几个月来，或断或续，一共写了二十几篇。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个集子，我觉得数量太少，旧稿又大都散佚，只能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合成四十一篇。即使如此，它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册子。
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至于以后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是将来的事，不必在这里预告。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把《书话》当作“大事业”，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手写点什么，作为调剂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也希望读者只把它看做是一本“闲书”。当你们工作后需要休息的时候，拿来随便翻翻，如果居然能够从中看到一星有用的东西，那么，你们的任何一点收获同时也将是作者的收获。
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我现在可以向读者坦白：我是一个和文字结了缘的人，不得不时时探索这些问题，《书话》是我的描红本，它给我以锻炼笔头的机会。十几年来，所以一直没有放下《书话》的写作，这就是惟一的秘密。艺术无止境。自然，我的尝试是失败的，这个小册子就是一个失败的标本。有什么办法呢？虽然白发偷偷地爬上两鬓，而我还在为自己的描红本感到害臊。
晦庵
1962年4月于北京
《唐弢读书》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共分书城八记、书话、读余书杂、译书过眼录四辑，文章包括：《女作家黄庐隐》、《丁玲和胡也频》、《借书和刻书》、《革命者！革命者！》等。
《唐弢读书》由唐弢先生编写。
这本《唐弢读书》系“名家读书系列”之一，选编了唐弢先生多年来写的散文随笔集。先生爱买书、藏书，更爱读书。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从事创作，他不但研读《老子》、《庄子》等哲学著作，还对政治史、社会史、风俗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有着广泛涉猎。本书编为四辑：书城八记、书话、读余书杂、译书过眼录。唐弢先生的文章字字珠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难得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