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豆米，女，1957年出生于云南昆明，本名张丽萍。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知青两年返城工作。在国营企业做了九年企业报编辑之后，于1989年辞去公职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北门先生(精)/老昆明碎片》是作者的一本散文作品集，该书从尘封的岁月中寻找几个历史碎片，让那时的名人足音在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上重新响起。

黄豆米著的《北门先生(精)/老昆明碎片》写的是明清时期的昆明北门街，位于北城门内的圆通山山半腰，靠城墙边，尽管有官宦府第、整齐的民宅和几个会馆，因北门外是坟冈，街仍旧背静。谁曾想，一进入民国时代，这条长不过千米的街，俨然成了一个中国名流聚居地：蔡锷安新家，唐继尧建公馆，美国驻昆领事馆落脚，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栖身等。潮起潮落，这条街随一个朝代新兴而声明鹤起，随朝代结束而完全沉寂，不到百年，泯灭殆尽，如今只留下了街名和一座文物的木楼”北门书屋”，星辰般耀眼的往昔化成碎片四处散落。

书前／周良沛

自序

北门街上的唐公馆孤门

英雄和大师栖身的小房子

杨振声那一大家子

沈从文初到昆明

那天雨后

施蛰存闲逛夜市

朱自清的昆明背影

住北门街时的叶企孙

北门风洞

北门园子里的“哲学动物”金岳霖

诗意栖息北门街的林徽因

小巷里的中研院史语所和傅斯年

靛花巷里守护“薪火”的陈寅恪

陋巷“书院”与郑天挺

靛花巷买煤

北仓坡与西仓坡上的吴大猷身影

《吴宓日记》里的北门街情僧

北门街上的“洋咪”掠影

北门书屋门前流过的时光

在闻一多殉难处“听”最后一次讲演

萧乾对北门街最后一瞥

记冰心女儿访昆明故地

后记

北门街上的唐公馆孤门

一

北门、青云这一上一下两条街上的明清民居建筑全部拆除后。之间连着的数条小巷也归于无，只有西仓坡下段这条原本宽敞的巷子仍留着，截弯改直后，如今是高档住宅小区之间的一道直坡，上下依旧连着那两条街，不同的是接北门街的坡头，立了道我从小就熟悉的唐继尧公馆大门前的石雕门，牌坊一样。

我一直以为在焕然一新的街边树起的这道石牌坊，不过仿造而已，即便如此，偶尔路过也禁不住朝这仿古的东西投去一眼，它能让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起敢于问鼎中原的唐继尧时代，于我而言，还勾起温馨的童年记忆。

不想，它是真家伙，整条街道的老房子被夷平后，还真留下点没有比之更有历史价值的老东西。

原来，人们把唐公馆建筑最后剩下的这道非常坚固、笨重.的石雕门洞，从原来所在的街尾，挪了个窝，挪到街对面靠近街头的地方，变成过道口上的牌坊。我如果是一大清早路过北门街，见牌坊下走过的人群，多半是买菜回家的主妇和老人们，她(他)们手提新鲜蔬菜，三三两两边慢步而行边说着闲话。若是下午路过，牌坊下过往的，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挑担，有的匆匆而过，都同我一样是陌路人。石牌坊下一派市井门洞的景象，让人既难想象八九十年前的唐公馆几乎是云南以及西南各省的王宫，多少权贵从这石雕门洞的中门，大摇大摆的出入，多少小人物从两边的小门，低眉顺眼地出进；也让我对记忆中非常雄伟却落寞孤寂又典雅艺术的唐公馆大门，难觅踪影。每次回北门街来这里盘桓，瞧着曾经的辉煌从它身上褪尽，瞧着我小时候眼中那道完美得只可观赏，与我们平头百姓生活不沾边的石雕门，变成了一道飘零的孤门、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唐公馆残剩的这道孤门挪个位置，变成公共过道上的人文风景而换得存在下去的权利，这种现实比让它在原址上变成荒芜的遗迹，或是毁灭，还让人心情复杂。

我细细打量这道飘零的邻居之门：最高处的三角形顶上，两侧蹲着的石狮子高高在上，像蹲在云端俯瞰大地一样，那个位置按习俗应该是瓦猫的，当初出于什么缘故让狮子上房的呢？三角形下面的横面上，一面的正中镶“翠明园”三字，另一面镶“唐公馆”三字，我这才发现写唐公馆三字的这一面，正是原来面街而立的大门门面，石狮子的头向着的还是北门街这边，“守”的还是旧主人，被重新安置时所得到的这一点尊重，温暖到的应该不止我一个。我记事以后所见的唐公馆门头上，所标写的都是当时住里面的单位名称，最后一次镶着“某某公司”四个字直到拆迁时。尽管门头上的字换过几次，街上居民从来只叫它“唐家花园”，连我们这些小孩都没有改过口，所以见眼前镶着的“唐公馆”三个字，很是别扭，像个旅游地招牌，但不这样，照着叫它普通的名字“唐家花园”，会让多少不知道它底细的人小瞧了。门洞两边是两堵往前斜出的砖墙，本来像两条手臂往前伸展，现在是道无所依傍的牌坊，两条手臂变成了一对展开的自由翅膀。门洞拱顶上方的浮雕似龙又似狮，三个门洞之间还是六根细细的欧式石柱，只有石礅上的文房四宝和棋琴花鸟浮雕，好像是新雕刻，我伸手在一个个残缺处抚摸辨认旧痕迹，凉沁沁的石头唤醒了我的记忆。

二

我也曾把唐公馆大门“移”过地方。

“文革”结束前后一两年我在晋宁县昆阳公社当知青时，常被县文化馆集中去画农民画。昆阳镇背靠的月山上有郑和父亲马哈之墓，县上要建郑和公园，让县文化馆画一张公园示意图，馆长把这差事交给我，说你随便画点亭台楼阁即可。我下笔就画出来了，大家来看图时，都指着公园大门好笑，笑的是石狮不蹲门前跑上房顶了，还笑小轿车竟然开进了石头门洞里面的门廊。P3-5

自序

黄豆米

历经几代封建王朝屯田戍边、流放充军以及没落皇帝最后喘息或隐迹的地方，自然蛮荒。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僻壤被一批批失意者无意携来的文明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后，反而成了失落文明的延续地，形如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的文化遗产库。百年前的滇地在当时中原人的眼中，无不蛮荒，人们一旦不得已踏上这片边地后，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干大事的，干得惊天动地，做学问的做得出类拔萃。可见地理上的荒芜还有机可待，不是真蛮荒。来了的，必然要去的，发生了的，自然要过去，带不走的积淀下来便是文化沃土。而这样的机会于滇地少得可怜，几百年一次，如果无视这种积淀任其流失，真蛮荒了。我出生长大的那条城市老街，仅在我生之前半个世纪这短短的时间里，就印下影响中国近代历史步伐的政坛人物和诸多中国文化名流的足迹，名人故居遍布于整条街上，可惜而今留下来的，却只是个街名和路本身。我生不逢时，在荒诞岁月里度过无学可上的少儿时代，在原本是文化沃土却荒芜了的街上长大。如果我没尝过这番滋味，没咀嚼出什么是真正的蛮荒，大概写不出这本关于民国时代政坛风云人物和中国文化名流学者大师们在昆明北门一带往事的《老昆明碎片：北门先生》。

不过，写这本书的初始动机，说来有些尴尬，竟然缘于我对已故亲人们和对消失了的老家街道的怀念。亲人皆平头百姓，与名人们丝毫不沾边，沾上边的是先后同住一地，就那么几条街上，所以我得走进老家街道的历史，到距我非常近、一伸手就够到着的岁月里去游历。老家在北门一带的北门街，上世纪末最后一年，这一带在老城改造中夷为平地。之前外婆过世，之后父母相继仙逝，随着最亲的长辈们全部离去，随着故地痕迹荡然无存，我想回家，回到与亲人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回到那时的老家街道的欲望，日甚一日。哪知，这一回去就走过了，一不留神走到了我出生前，与亲人们没甚关系的时代。当我走入那个时代，老家一带的历史大门一下子向我洞开，只往门里探探头，瞟一眼，已惊得我呆立门槛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一里面世界之大，之深幽，与我生活的时代是两个世界。

没瞟见门里世界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生长的这一带，曾经的过客多半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差不多，无知无识的普通百姓而已，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样的街道一样的老房子，竟然居住过那么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果他们如今在天上仍为邻里的话，所在之地是一片无比灿烂的星空。这个发现，开始让我无比自豪，接着令我无比汗颜，再后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前的这些一条街上的“街坊”，他们在这条街上生活的年月，距我出世早不过五十年，晚的只有十年左右，可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对他们浑然不觉，除了因有唐家花园遗迹和文物保护的唐墓，妇孺皆知唐继尧之外，其他的一概不知。最可悲的还不是历史被切断致使前人不为后来者所知，而是他们离开后，被他们的文化氤氲浸润数载的一座座土墙瓦顶院落和一条条青石板道，知识全部蒸发。我很不幸，正好生在他们身后的文化真空年代。所幸的是，终于还能与他们当中最后在世者相遇，恰如山野小道上人们起火造饭后捂好火堆，让后来者从灰烬下拨出火星，点燃篝火。我因此机缘，成了他们在北门一带生活往事的搜寻者。如此一来，我对远去亲人的渴念之情反而被挤开，挤到另一本书《老昆明碎片：粉墙青瓦》里去了。既然明白了自己对整整生活三十载的出生地的昔日一无所知，故土历史之门里的一切对我，成了一种强烈的吸引，由不得人不往里去。

无意中把我直接引入北门一带历史的，是1999年离世的恩师萧乾。我要追回与外婆和父母一同生活的时光，就得了解他们最初落脚北门、青云上下两条街时的情形，那时距我出生仅有六七年。而稍稍往前一步，就是我出生前二十年，也是萧乾流亡昆明，先后在青云、北门两条街生活大半年的1938年。我想，既然这年月距我如此之近，何不把这位早我父母十年、同住一条街上的“邻里”也写进去？另外，萧乾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昆明，我陪他在北门街街口伫立时所见的街道模样，与他五十五年前居住时没太大变化。写萧乾在昆明，必然涉及他的恩师杨振声和沈从文。笔触到杨、沈二人这里，与他们同时期迁居昆明、落脚北门一带的中国文化学术大师们也就牵带出来，好像被呼唤似的，一个个从史书文献里走出来，进入我的视野，当中有陈寅恪、汤用彤、郑天挺、傅斯年、吴宓、金岳霖、林徽因、施蛰存、张若奚、吴大猷、叶企孙、雷海宗，还有把生命最后一滴血撒在这一带的李公朴和闻一多等等，由于他们，又带出了他们之前一二十年的北门街上的蔡锷与唐继尧。这些人物的光芒，晃一眼都让人目眩，何谈走近，所以，我很长时间都难以置信，他们怎么会扎堆儿似的在我老家那一带歇脚？反之同样难想象的是，他们前脚离开不几年，后脚就到的，竟然全是平民百姓，且落地生根，繁衍后代，直至老街道拆除而迁往他方，如同一条河道里先后淌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水，先是巨浪滔天的大河，随后是平淡无奇的小河，简直不可思议。

原以为进故地的历史之门游历，轻松又惬意。没游多久就发现里面是一个我根本看不了的世界。当知道了一点厉害想作罢时，才察觉已经由不得自己，每当我欲停下折转身，反而是身不由己地再往前一步，被来自心灵深处一股游丝般微弱的力量控制了似的，明知力所不能，偏要去做，脑袋不断叫停，完全失灵，只要一却步回头，内心就有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对我说：“都曾经是一条街上的人啊。你不是为不知他们而惭愧难当？你住在他们曾经住过的街上，你喝着他们曾经喝过的井水，你呼吸着他们呼吸过的空气，你从你母亲怀里下地学走路，第一次印下脚迹的地方，就有他们深深的足印。你为何没有生在别的地方呢？”这番话之后，我眼前立即浮现“邻居”们的身影，好像都在瞧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后来者。耳畔老有声音重复这番话，眼前老有“邻居”身影的幻觉，不写都不可能了，被驱使着不停地写，一个未写完，下一个已在不远处等着。于是一个又一个写下来，越写越多，边际越来越广，不知不觉间，书桌前的寒窗外，滑去了一千多个日子。我停下笔，数数墨迹重的人物，二十多位。累计字数，只是区区13万。可是掰指算算时间，竟然是漫长的5年。

瞧着每年不少于350天边查阅资料边做笔记，消化掉一位人物写一位，然后反复修改补充，耗时五年得来的这13万字，猛然想到小蜜蜂采花，天天采，采了千百朵，最后酿出丁点儿大的蜜汁。就丁点儿大，毕竟是蜜。而我对自己写出的这点东西，不知当哭，还是自嘲。自不量力写这类东西，既显得愚蠢可笑，又有愧于所写的人物，唯一可以告慰的，是在已化尘埃的老家街道上独自一人寻觅，虽是名副其实的空寻，但没白寻，无意间从即将深埋于历史泥土之下的一大堆文明碎片中，拾得几片起来，以这片泥土孕育出的先天感知力，拼拼接接，不至于让眼看要断于我们这代人的故土文化基因之链，在我手里渐渐断掉。

遗憾的是五年时间也没有把“北门先生”们写尽，比如在靛花巷联大宿舍住了好几年的汤用彤，二十年前我就去书店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买回家懵懂地读过一遍，记住了作者是个大佛学家，而今晓得这部书的作者曾在我老家隔壁那条巷里住过，而且住的那几年里，这部著作获得了教育部“抗战时期优秀学术奖”哲学类一等奖，单这个已让我与这位巨匠在地缘上亲近起来。还有他在昆明八年问，在他身边的长子和女儿先后病死，我在资料里读到这些时，闪过个念头：他把这两个孩子埋在北门外坟岗了么？尽管这细节牵住了我的心，终因手头资料积累不足不肯轻易下笔。还有唐家花园戏楼联大单身教授宿舍里管伙食的李继侗教授，他在住地种了几洼菜供教授们吃，之类的“北门先生”故事还有很多，全部挖掘下去已力不从心，只好作罢，仅把资料充裕，被我的激情之火熔化而呼之欲出的二十几位，用只秃笔勾勒出他们身影的模糊轮廓，交付给养育我的故土，不敢以此飨读者。

2015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历时近五年而成的这本13万字小书，谈不上是什么，却是我搞文学创作二十多年来费时耗心血最多的，每写一篇都尝够了不知从何下手，不知怎样写下去，是否写得了的绝望心情，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绝处逢生而后写下去的。当然，写到最后就完全不同了，是痛快淋漓和对写下一篇的渴望。可是每篇稿子写完或修改好后，放上几个月或年把后回头一看，又陷入沮丧：怎么这样糟糕！每篇改上三次算是少的了，连已经正式发表了的也被我再次修改。有的稿子干脆重起炉灶，在叫苦不迭中重写。现在，全部文稿可以打上句号，回首走过来了的一次次绝望，可以付之一笑了。一笑中，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首先对愧悔的感谢。我是在这情感的驱使下一天不停地敲键盘写下去的，到写不下去想放弃时，它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昼夜撕咬我的心，看着我重新回到电脑前敲起键盘，才归于平静，隐于无。

这本书所写的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名人和文化大师，再写必须有一个以前没有的或者说是我没见过的新视角。我没有刻意去寻，用天生就有、凭感觉意识到的“街坊”视角。因所写人物名气太大，街坊角度又窄小，以这样的角度观照是否行得通？我心里没底。没底就没底，一副担子被谁搁在了自己肩上，不担不行啊。所以开始时，写一篇给报刊投一篇，投石问路。是编辑们的开明鼓励了我的尝试。《边疆文学》主编潘灵鼓励我说“也可以这样写写。”并先后刊登了《北门街上的唐公馆孤门》《英雄和大师栖身的小房子》《北门书屋门前流过的时光》三篇长文。《云南日报》“文化周刊”对我写历史文化名人孙髯翁和现代的萧乾、林徽因、沈从文、冰心、叶企孙等大家的文章，皆用大半个版面或整版刊登不说，该周刊改版面的第一期还以整版刊出《诗意栖息北门街的林徽因》一文，令我信心大增，没有周刊副主编李成生和责任编辑李悦春如此的认可，不知我的自信心是否强大到独自支撑我把这本书写下去？写林徽因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百家》转载，我珍视本土刊物的再次认可，视之为对我创作探索的进一步接纳，因为当地人对写当地的东西更知深浅，借此事感谢杨红昆从任省作协副秘书长到担任副主席十多年来给予的无私帮助。

中途接过最重一棒的，是本书责任编辑唐贵明。他十年前为我接连出过两本写梅里雪山的书，彼此成知己。可是我写这本书写了两年都对他缄口，不是保密，是当今纸质图书市场受网络电子书冲击所面临的形势，严峻到了谷底，在这样的年月对他说连我心里都没底的创作和不知是否有市场的一部书，说了等于让人为我分忧。毕竟无话不说的朋友，聊天中还是脱口说了，和盘托出的不仅有发表过的东西，甚至把自己为书插图所绘的几幅钢笔画都拿出来示人。唐贵明一看，决定促成此书出版。我想象得出其中的难度，还是希望他的一臂之力。  此书所写人物，资料来源全靠书本，阅读量自然大得像牛吃草，我因此对提供过资料的所有人，哪怕只提供了一句话的，无不心存感激，尤其感激给了我重要资料的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张建伟先生、《云南文史》和主编汪宁等等。感谢父亲生前的两位年轻时为同事、耄耋之年做老伙伴的挚友，一位是丁兆奎，他回忆了他和我父亲解放初期在青云街的昆明市二区政府(即五华区政府前身)工作和同条街上居住的往事，还送了以前内部出版的与北门相关的史志书籍。一位是曹品，我外婆在北门居委会工作二十多年的最后岁月里。他到北门办事处当主任，他的这段经历对我写这本书有帮助。

著名老诗人周良沛的藏书，丰富得抵得上个小型文学图书馆，我所写的大师们的文集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他让我任意使用他的藏书。还需一提的是周老师作为特约策划人之一，又为每本书专门写“书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旧版书系”，就像是为我备下所需原料似的，不由得我心生敬畏。

为写此书的阅读范围，还纵深到冷僻地带，于是狠读了些尘封的东西，因为不读这类书下笔不踏实，有的甚至就写不了，是网络成全了我这方面的特殊需要。我用电脑写作时间不长，对网络两眼一抹黑，网盲一个。找身边能随时沟通的人帮忙，找不着合适的，在证券公司做财务总管的弟媳杨向红用电脑用得多，只得胡乱请她这个与文学不沾边的人帮忙。哪想她查找起我所需的东西来，熟练得像有专业知识，弄到一个又一个稀缺资料，令我大喜过望。比如省市图书馆都有《吴宓日记》但不全，所缺的几卷正巧是我所需要的，她竟然在网络的天涯海角搜寻到某个博物馆可以出售复印件(价钱比出版物还贵)，几天后就网购到我手上。她白天上班高度紧张，只能晚上上网，没问她查找我所需要的文化类资料，是否对她几十年天天与金钱和数字打交道，是一种调剂，不然怎能做得超乎想象的好？

要感谢陈恕教授为我与名家后代牵线搭桥，让我获得额外的素材。感谢郑克扬教授把有关他父亲的详尽史料，乃至其父未公开的日记都提供给了我，这类私人藏物是从公开出版物和网络上找不到的。

书中所用的名人老照片，除注明提供者的以外，均为网络图片，在此道声感谢。

书里的手绘图，有的在文学杂志《滇池》(2012年7月)、《西北文学》(2014年第3期)和《云南文史》(2014年第2期)上刊登，有的刊载在《北京晚报》(2015年8月28日)上。中央电视台10频道“探索与发现”摄制播出的抗战胜利70周年6集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2016年5月)，其中第五集《银风筝下的记忆》采访时摄录了书里的全部手绘，在此，向编导许文昆先生致谢。

书稿还在进行中就向周良沛老师求序。我原本打算用三年时间写完，不料一写就五年，再等一年付梓时，老师已83岁，此时的周老风烛病残及双眼做了手术不说，还独自一人承担着《云南文学丛书》和三卷本《中国百年诗歌选》的巨大编辑任务，此情之下仍兑现多年前的允诺赐序，我受之沉重，对自己，莫大的鞭策。

2016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