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成书于1946年，是一本阐述日本民族文化的著作。在众多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里，本书可谓是一部扛鼎之作，甚至有人认为它开了“日本学”之先河。1949年，本书的日文版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人们纷纷购买，竞惹得一时洛阳纸贵。据统计，光在日本，本书就卖出了230多万册。对于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讲，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本书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

日本是个谜，日本文化也是个谜。《菊与刀》成书于1946年，是一本阐述日本民族文化的著作。

第一章　任务：日本研究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债务人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最难承受”是报答

第八章　洗清名声

第九章　人之常情

第十章　美德：进退两难

第十一章　自我修炼

第十二章　童蒙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同，不包括几百年前的列祖列宗，或由祖上传承衍生而来的庞大家族。日本人只崇拜晚近的先辈。墓碑上的文字必须年年重写，以保其前后一致。当活人不再记得某位祖先，他的坟墓也就被忽略不计了，家里的佛龛中也不会再保留其牌位。日本人着重尽孝的，只是那些被活人记得的先辈，他们关注的是现时现地，没有兴趣进行抽象思维，也没有兴趣构建不在眼前的物体的形象；对此，许多作家都曾做过评论。日本的孝道与中国的正好形成对比，可算是对那些评论的另一个例证。然而，日本孝道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于，它对活人中的尽孝义务进行限制。

孝道远不止是对自己父母和祖辈的尊重和顺从，在中国，在日本，都是如此。就说对孩子的照顾吧，西方人把它说成是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使然，而东方人则说那是出于对祖先的孝敬。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人给祖先报恩的方式，是把他自己曾经受到过的照顾转移到孩子身上。日语中没有表达“父亲对孩子的责任”的说法，所有这样的义务都被包含在对父母及其父母的孝道中了。孝道要求一家之主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抚养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年幼的弟弟，关注家业的管理事务，给需要帮助的亲戚提供庇护，以及数以千计的天天都几乎一样的义务。日本的家庭是高度组织化的，具有很大的限制，这使人们尽义务的对象的数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如果儿子死了，那么父母有义务挑起抚养他的遗孀和孩子的担子；同样，如果女婿死了，在特殊情况下，父母也有义务给成了寡妇的女儿及其子女提供庇护。不过，你没有义务收留成了寡妇的侄女或外甥女。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你是在履行一项完全不同于平常的义务。抚养并教育自己的孩子绝对是你的义务。但是，如果你要教育侄子，那你要按照习俗让他合法过继给你，成为你自己的儿子；如果你让侄子保留其原来的身份，那你就没有义务教育他。

对于辈分小的亲戚，哪怕是入不敷出的直系亲属，孝道也不要求你带着敬意和爱心去帮助他们。在家族内部，年轻寡妇被叫做“冷饭亲戚”，意即，她们只能吃冷饭，对家里任何人都要点头哈腰、随叫随到，必须接受有关她们的事务的任何决定，还得显得心悦诚服。她们连同她们的孩子，都是家里的穷亲戚；在特殊情况下，她们的日子会好过些，那可不是因为一家之主出于义务优待她们。兄弟之间也不是生来就要履行相互帮助的义务。当兄弟俩都承认彼此势如水火，哥哥只要尽到对弟弟的义务，就往往会受到表扬。

最大的反感发生在婆媳之间。儿媳妇嫁到家里来时是个陌生人，她有义务了解婆婆喜欢别人怎么做事，然后学着去做。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相当明确地采取这样的立场：那小媳妇根本配不上她的儿子。在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她对儿媳妇怀着相当厉害的嫉妒。但是，正如日本人所说的：“儿媳妇固然可恨，但能生出一个个可爱的孙子，因此孝道始终存在。”表面上看，小媳妇一味地低眉顺眼，但一两代之后，这些温和而娇滴滴的小媳妇也会熬成婆婆，变得跟她们自己的婆婆一样，吹毛求疵、苛求别人。在小媳妇阶段，她们不会表现出侵犯的本性，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真的变得温文尔雅。到了晚年，她们会把积攒得太重的怒气，转而撒到她们的儿媳妇身上。当今的日本女孩会公开谈论说，不嫁给某家的嗣子有大大的好处，因为那样的话，她们不必跟颐指气使的婆婆生活在一起。

“尽孝”未必就能得到家人的爱。在有些文化中，尊老爱幼是大家庭道德教条的关键。但在日本却不是。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正是因为日本人看重家庭，所以他们唯独不看重家庭成员的个性和相互之间的纽带。”当然，这话并不在任何场合下都正确，但使我们了解了基本的情形。日本人强调的是义务，是还债，年长者责任重大，不过，他们的责任之一是监督年轻人做出必要的牺牲。纵使年轻人讨厌这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必须服从年长者的决定，否则，就是没有尽到义务。

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明显的怨恨情绪，这是日本孝道的典型表现，这一现象在另一项重要的义务即效忠天皇中是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们谋划得很好，他们把天皇奉为圣上，使他远离乱糟糟的现实生活。在日本，只有这样，天皇才能有效地让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抛开分歧，共同为国家效力。他还不足以被当做国民之父，因为在家庭中，他虽然要履行各种各样的义务，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并不高”。天皇得是圣父，摆脱了所有世俗的挂虑。忠是最高的美德，它要求子民忠于天皇，必须成为某种狂热的崇拜，而对象是一位幻想出来的好父亲，他与尘世虽然有接触，但出淤泥而不染。明治时代早期的政治家们去西方列国考察之后，写道，在那些国家，历史都产生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对日本精神而言，这是不足取的。他们回国后，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对大臣们的任何行为都不负责任。天皇是日本人团结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担当职责的国家首脑。在差不多7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天皇一直都不是实际统治者，他就很容易在后台发挥永久性的作用。明治政治家们所需要的，只是在所有日本人的心中种植一种无条件的最高美德，那就是忠，而尽忠的对象就是天皇。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忠曾经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所尽的义务。漫长的封建历史告诫明治政治家们：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需要做的，是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在那7个世纪中，将军一直是大元帅和行政首脑。人们虽然忠于他，但针对他的最高统治权和生命的阴谋也频繁出现。忠于他常常与其他义务发生冲突，那些义务的对象是封建领主而忠的等级越高，其强制性往往越弱。毕竟，对自己领主的忠是基于那些面对面的关联，相比而言，对将军的忠很可能是冷冰冰的。在动乱时代，扈从们也会为推翻将军的宝座而战斗，从而拥立他们自己的封建领主，来取代他。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与德川将军幕府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他们的口号是忠于天皇，而天皇隐居在影子似的背景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描画天皇的轮廓。明治维新的胜利属于这帮人，正是忠的对象由将军到象征性的天皇的转变，使他们有正当理由用“复辟”一词来称呼1868年的那场维新运动。天皇依然隐居着。他把权力授予阁僚，但自己既不管政府，也不管军队，从不听政。继续掌管政府的，是同样的一群咨议，他们都是上选之士。真正的巨变发生在精神领域，因为忠变成了每个人对圣主的报恩——他是最高祭司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

P105-108

全书并不长，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

——金克木

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吕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