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实施了一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其总人次超过三十万人，称为“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大惨剧”之一而载入人类史册。对于这场罕见的大杀戮，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日军，以及第三方的国际社会，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这就是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
这位德国船长的儿子，在六十多年前的1950年1月5日因中风去世，离世时的年龄并不大，六十七岁。拉贝先生在中国南京市民中有很大影响，而世界对这位在二战中建立不朽功勋的人知之甚少，我以为跟他“纳粹”的身份有关。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拉贝却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声望和美誉。
2014年夏秋日的一天，我来到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拉贝当年租用的故居，在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塑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当我抚摸这位已经远离我们的德国友人的头像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我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假如当年没有拉贝和他领导与组织的“安全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造成的中国人死亡数字绝不止现在的三十万人……
关于“纳粹”的他
认识拉贝先生，我们可以逆时进行——
1945年，当伟大的苏联红军占领法西斯老巢——希特勒的所在地德国柏林时，对所有德国纳粹分子以最严厉的惩罚和清洗。有人向苏联红军报告：约翰·拉贝也是纳粹分子。于是此时仍在柏林西门子当普通办事员的拉贝先生被红军逮捕。
审讯是严格的。审讯的目的是为了清算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分子的所有罪行与党余残孽，但拉贝获得比任何纳粹分子都要好的命运——他被无罪释放。
苏联红军的理由是：你是一个对反法西斯斗争作出特殊贡献的德国公民，你在日本法西斯残酷统治下保护了中国南京数以万计的平民。
拉贝由此重新获得了一般德国人很少能获得的工作机会。1945年苏联红军和盟军占领下的柏林，一片废墟，几乎见不到一座像样的房子。西门子公司作为纳粹制造战争工具之一的企业也不例外地被红军和盟军的将士们作为清洗和报复的对象之一。然而，为了给同样受难的德国人民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和可能，红军与盟军还是保留了这家“百年老店”。这样，一部分没有参与纳粹战争的工人和市民被留在了工作岗位，拉贝可能是唯一有“纳粹”身份而重新获得工作的少数有特殊贡献的德国人，西门子公司以极大的热情保留了他的工作岗位。
西门子所在地位于柏林西北区，属于英国军政府接管。德国重建工作极其繁重，可以重用的德国人对苏联红军和盟军来说，并不太好找，而拉贝这样的人便成了英国人比较放心的少数德国人之一，他被英国人雇用为首席翻译。但由于重建德国中所遇到的一件特别难解的问题，即到底谁是最危险的人，德国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困惑，因为战后的德国人彻底放弃了任何与战争相关的欲念，纳粹和希特勒分子都将必须清洗和惩罚，所有政府部门和重要企业，一律不得有纳粹思想和纳粹背景的人参加工作，更不用说到重要工作岗位。于是意见不一，拉贝最后还是被英国人解雇了。
出于对拉贝的尊敬和照顾，他提前退休后仍在西门子公司做些零工。据熟悉拉贝的人讲，拉贝回到德国后的日子非常艰难，全家六口人没有任何收入，就像他在南京所负责的二十来万难民一样，有上顿没下顿，可谓饥寒交迫。为此中国方面后来曾设法帮助这位“活菩萨”，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拉贝晚年的心境与生活都极糟糕。
心境不好和生活困难等多重压力下，拉贝突然中风不起，最后不治身亡。即使这样，他也算是体面地离开了人世，相比其他德国人战前战后的命运，他还属于有尊严地闭上了眼睛——德意志人非常讲究这一点。
拉贝是1938年4月5日回到西门子公司的总部柏林的。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柏林，但日子并不好过。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因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的暴行而受到希特勒政府的多次逼害；二是战后他又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被战后非纳粹化的新德意志社会歧视，生活艰辛又加心理压抑双重之苦。
拉贝是个信仰和行为具有双重性的德国人。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甚至没有背叛他心目中的国家理想主义，对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也保持了独立的作为一个德国人的那份坚定，因而他必然遭受来自敌方和自己国家内部的双重挤压，压抑的辛苦导致了他失去身体上的最后支撑。
在拉贝回国之前，正值德国法西斯与日本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同盟轴心国家联手对付世界和平的白热化国际环境时。1938年2月23日，在柏林总部的西门子公司显然受到了来自纳粹政府的重压，给身在中国南京的拉贝发出回国的指令。
拉贝在这之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但这也是他人生中最杰出、最伟大、最闪光的一段经历，他由此成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好朋友和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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