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实编著的《老先生（书屋里的书生底色）》介绍了，一个领域，一类人物，一种现象，一家社团，聚沙成塔，修复记忆，重返历史现场，会集闲话文库……《书屋》一九九五年八月创刊后，杂志封底的两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屋里黄金乃是书”。一九九五年用了两期后，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改成了“屋不在天，有书则灵”。

周实编著的《老先生（书屋里的书生底色）》系《书屋》创办人、主编周实为28名时年80岁以上的文化老人所写的印象记，包括胡绩伟、李锐、李普、萧乾、卞之琳、张中行、舒芜、朱正、钟叔河、资中筠等等。本书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

胡绩伟先生

李锐先生

李慎之先生

李普先生

吴江先生

戴文葆先生

萧乾先生

卞之琳先生

洁泯先生

张中行先生

舒芜先生

朱正先生

钟叔河先生

朱健先生

彭燕郊先生

杨德豫先生

资中筠先生

蓝英年先生

邵燕祥先生

公刘先生

流沙河先生

谷林先生

江枫先生

黄永厚先生

方成先生

田原先生

未央先生

余凤高先生

周实先生：

你的设想很好，我赞成……我这人心直笔直，心直是对的，笔直就不一定都好，有时是不好，有时是好而惹祸。如你所说，只要“稿子的骨头在”，伤一些皮肉，是可以委曲求全的。你如果愿意试一试，就请你动手吧……

胡绩伟1998．4．27

此稿发表时，我在后面加了一句“经作者同意，本刊发表此文时对原文有所删节和修改”（《书屋》所有发表的文章若经编辑删节修改都会这样特地注明）。

此文发表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并被读者推选为1998年度的读书奖的获奖作品。

他在《书屋》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的内容是写刘少奇思想的（1999年第2期）。这篇文章发表时也进行了一些删节。文章的正题换成了一个读书类的题目《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原来的那个题目《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被我挪动做了副题。文章说明了刘少奇在作这个报告之前，先到河北等五个省作了“群众闹事”的调研。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群众闹事”的第一个原因主要在于分配不公（那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严重）。其次则是反映的意见，不但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还被打击迫害，因而也就激化了矛盾。刘少奇调研做得细，分析问题也很细：“群众闹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可以不闹事。因此要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大民主。”刘少奇还说：“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不作自我批评。”“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文章还引用了刘少奇1962年5月在中央政法小组起草1958年以来政法工作总结报告的讲话：“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文章认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刘少奇在对待群众闹事时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意见：“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文章最后认为：“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这篇文章也不长，也是只有三千多字，但它的强烈的现实性，却是谁都看得到的。

他在《书屋》发表的第三篇是大文章（2000年第四期），全文四万六千多字（当然也是有删节的），是作特稿发的头条。文章的题目也很正大：《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文章开头用了一张他和胡耀邦的合影，是他特意挑选的，以表达他心中的哀思。文章主要写了他作为《人民日报》的负责人（社长、总编辑）如何配合胡耀邦点燃“三把火”烧断“三根绳”（一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反对“两个凡是”，发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三是平反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的冤假错案）。文章的内容极丰富，写得也是很生动。例如他写耀邦审稿：“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1980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他写耀邦说他：“他对我有一个评语，是‘又可爱又可气’。因为我在中央会议上，对中央某些领导同志，不看对象，不讲场合，说话直来直去，甚至当面打断人家讲话，针锋相对地辩解批驳，弄得这些权威人物难以下台。他曾劝过我，但我有时还是压不住性子，又会突然爆发出来。对于《人民日报》的宣传，也常常出现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和标题，实际上也是受‘四人帮’棍子工厂的影响，耀邦同志对我提醒过好多次，我们还是屡教屡犯。他认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偏激的表达方式，产生的效果常常引起别人反感，所以他曾说我‘又可爱又可气’。乔木把这话传为‘又可爱又可恨’（周实注：乔木即胡乔木，本名胡鼎新，1912～1992，江苏盐城人，中共著名的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