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人物档案》丛书共分九册，向广大读者介绍了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

本丛书具有鲜明特色。一是主要人物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各方面杰出人物，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二是截取人物经历的某些片段进行描述，主要是对其任期内或其在所领导地区内作出的贡献进行实录，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三是有些人物，如科学家主要描述其科学贡献，在保证体例统一的前提下突出了个性；四是针对主要人物同一时期在许多部门任职，为避免内容重复，在介绍时各有侧重，如中央人民政府成员主要描述其在建设新中国中的贡献，全国政协常委主要描述其在创立新中国中的贡献：五是个别后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违反党纪国法的人物，对其曾经所作的贡献和所犯错误或罪行作客观介绍。

本书为《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收录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副部长、主要职能司正职人员和第一任驻外大使。

本丛书共分九册。《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收录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员》收录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主任、各院院长、各署署长、各局局长；《共和国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收录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副部长、主要职能司正职人员和第一任驻外大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分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三册，收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共和国首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收录新中国成立初期六大行政区，现存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20世纪80年代后新建海南省、新增直辖市重庆市)党政首任主要领导。

本书为《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

周恩来：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部长

王稼祥：忠诚的战士优秀的外交家

李克农：活跃在特殊的外交战线上

章汉夫：一生为党工作的外交家

伍修权：“文武双全”的杰出外交家

张闻天：推行和平外交的“红色教授”

王炳南：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外交官

宦 乡：中国的“基辛格”

柯柏年：博学多才的外交官

董越千：第一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

龚澎：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乔冠华：我们的乔老爷

耿飚：敢说真话的好大使

王幼平：共和国任所最多的驻外使节

谭希林：从指挥员到外交官

彭明治：文韬武略的驻波兰大使

姚仲明：将军外交家

王任叔：学者型外交家

黄镇：才华横溢的外交家

倪志亮：共和国第一任驻朝鲜大使

袁仲贤：英年早逝的大使

姬瞎飞：军医大使

韩念龙：杰出的外交家

曹祥仁：破译高手当大使

冯铉：兢兢业业战斗的一生

吉雅泰：共和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大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47年和1949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印度、中国人民通过斗争相继取得独立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953年九十月间，中、印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两国政府代表于12月就解决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谈判。

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以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团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周恩来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一天一天地会好起来。某些业已成熟但仍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国时确立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赖嘉文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经过4个月的协商，双方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写进了该协定的前言，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进国与国之间签署的正式文件。

同年6月，周恩来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了印度、缅甸。6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其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规定了有关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

紧接着，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于6月28日至29日访问缅甸。6月29日，双方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宣布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赞扬，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和赞同。

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引申和发展，并被吸纳进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之中。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亮相日内瓦

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上决定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英、中五国全程参加会议。会议委托苏联政府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中国。周恩来决定接受邀请，并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这是共和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会前，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为会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4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4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4月26日，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召开。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朝鲜问题。正如周恩来在会前就预计到的那样，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僵局”。尽管这次讨论长达51天，但最终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然而在这次讨论上，周恩来表现出的那种宽阔的政治家胸怀、合情合理的主张和机智灵活的才干，给与会者以至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当会议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就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提出6点建议，推动了整个会议的进展，终于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代表团带了一些影片播放。代表团先是播放了一部国庆大阅兵的纪录片，想让世界看到共和国正在步入强大。但是一些人士看过后却说，中国要搞军国主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代表团播放了另一部影片，就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工作人员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戏剧，就准备了一些宣传资料，用很详细的英文介绍越剧，介绍梁祝的故事，足足有好几页纸。宣传资料的最终稿被周恩来改得只有一句话：“请大家看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片最后放映时，整个大厅挤满了人，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料。影片结束后，所有人都默不作声，都沉浸在那种悲剧的气氛里，稍后，所有人都起立，为中国有这么好的电影、这么好的文化热烈鼓掌。这是周恩来日内瓦外交中很小但也是异常光彩的一笔。

万隆会议三次“力挽狂澜”

为了在外交工作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周恩来除了着手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外，更加重视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1954年四五月间，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倡召开亚非国家会议，这个提议得到了24个亚非国家的同意，中国也接受了邀请，决定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在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开幕了。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封锁，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3次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的战略方案。

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恩来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般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亚非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印度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正式达成中立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被打破，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攻击共产主义。贾马利的发言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大会的形势急剧恶化。

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发表了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打破了美国妄图让万隆会议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周恩来巧妙的语言既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又给与会者留下了一种自我克制、通情达理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中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来以他的真诚和机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秘密会议阶段。这个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充当了第二次进攻的“号手”，当时锡兰的反共立场是非常极端的。

但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么明显的变化呢？原来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才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消除了科特拉瓦拉的误解。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得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宽宏大量地建议把有人不喜欢的“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使会议中体现的那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深深地印在了人们心中。它揭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性的新的一页。从万隆会议结束到1959年底，已经先后有11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亚非会议为共和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

由于周恩来政务活动过于繁忙，自1958年起，外交部部长一职交予陈毅担任。但是周恩来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并没有停止，他对共和国外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P4-6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为缅怀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我们特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编写了《共和国人物档案》丛书。

本丛书共分九册。《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收录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员》收录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主任、各院院长、各署署长、各局局长；《共和国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收录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副部长、主要职能司正职人员和第一任驻外大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分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三册，收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共和国首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收录新中国成立初期六大行政区，现存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20世纪80年代后新建海南省、新增直辖市重庆市)党政首任主要领导。

本丛书具有鲜明特色。一是主要人物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各方面杰出人物，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二是截取人物经历的某些片段进行描述，主要是对其任期内或其在所领导地区内作出的贡献进行实录，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三是有些人物，如科学家主要描述其科学贡献，在保证体例统一的前提下突出了个性；四是针对主要人物同一时期在许多部门任职，为避免内容重复，在介绍时各有侧重，如中央人民政府成员主要描述其在建设新中国中的贡献，全国政协常委主要描述其在创立新中国中的贡献：五是个别后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违反党纪国法的人物，对其曾经所作的贡献和所犯错误或罪行作客观介绍。

本书部分图片由新华社供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体例特别，其中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共和国人物档案》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