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县级政府在政治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位置

 三 以往有关县级政府的研究及其理论范式

(一)政府治理与诸社会主体的关系

(二)县级政府与诸社会主体的关系

 四 本项研究的基本议题和框架

(一)议题

(二)研究案例

(三)框架

(四)方法及意义

第二章 工业化过程中的县级政府

 一 C县的工业起步和发展

(一)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三大行业占据主体地位

(二)企业规模较快扩张，创新能力逐步提高

 二 C县的产业布局：规划和调整

 三 C县的招商选资：资本的引进和选择

 四 创业社会动员：资本的激活和积累

 五 工业化过程和政策扶持

 六 环境压力和社会冲突

 七 C县的县乡互动

 八 C县的制度创新

 九 工业化过程中的县级政府

第三章 农业现代化与县级政府

 一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向

 二 县级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干部动员

 三 合作社和协会：组织和自组织

 四 科学技术向现代农业的转移

 五 特色农业的发展

 六 农产品市场的开拓

 七 致富能人与村官

 八 政府权威与农民利益的对话

第四章 城镇化与县级政府

 一 县域城镇化的“三重奏”战略

 二 县级政府与农民在城镇化中的博弈分析

(一)“城乡等值化”理念与新农村建设

(二)博弈各方的行为分析

 三 县级政府与市民在城镇化中的博弈分析

(一)“等价有偿”办法与拆迁机制

(二)在城市管理中实现“官民”互动

 四 政府与公司在城镇化中的博弈分析

(一)C县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系

(二)政府与公司博弈的行为分析

 五 县域城镇化的新方向——城乡一体化

第五章 公共服务建设与县级政府

 一 县域公共服务框架的重构

 二 县域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

(一)“政府—公益性服务机构—公众”型的服务提供模式

(二)“政府—企业—公众”型的服务采购模式

(三)“政府主导—志愿自治服务—公众参与”型的服务提供模式

 三 县域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一)教育事业：教育投资显著增加，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二)公共文化：文化网络逐步健全，文化惠民不断深入

(三)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遍及城乡，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四)就业服务：就业帮扶机制不断健全，城乡就业结构显著改善

(五)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服务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新农合制度持续推进

(六)社会公共服务对于县域社会发展的意义

第六章 简短的结论与思考

附录 部分访谈资料

 一 对县委主要领导访谈材料

 二 对H—H公司Z总经理访谈材料

 三 对JC电气有限公司H董事长访谈材料

 四 对C县HXQ乡HX灯具厂L厂长访谈材料

 五 对C县BYL演出有限公司Y经理访谈材料

 六 对C县图书馆Z馆长的访谈材料

 七 对教育局工作人员Q访谈材料

 八 对建设局Z局长访谈材料

 九 对葡萄行业协会L副会长访谈材料

 十 对茶叶种植公司H董事长访谈材料

 十一 对苗木种植公司X总访谈材料

参考文献

 一 中文文献

 二 英文文献

从学术脉络上回顾政府行为的研究、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一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也是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而在这个核心议题中，县级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改革前总体行政体制的安排，还是改革后行政体制的结构转变，县级政府都处于逻辑结构的核心位置，而且也是中央政策和指令得以在基层具体落实的最后一道关口。更重要的是，县级政府是与广大基层社区最为贴近的最后一级全能型政府，中央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调整和运行，中央政策与最基层社会之具体国情的对接，中央政策针对最底层社会的应变和灵活运用，都是通过县级政府来实现的。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很少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研究焦点聚集到县级政府这个核心主体上。

县级政府进行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的根本机制，在于它是协调国家和基层社会的重要枢纽，是在有效的国家控制的结构下，建立有序的社会组织及市场形态，保护和培育地方发展活力的重要行政保障。

刘国富编著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中的县级政府——以C县为例》通过对浙江省C县县域社会经济的总体勾画，将实施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县级政府行为作为研究个案，着重处理县级政府行为及其治理模式的几个富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1)“治理型政府”中的治理概念，并不等同于传统政治学中所说的纯行政概念，其中，地方政府的内涵，不再定义为其自身的组织构造、权力配置和利益博弈的结构和过程，而是从县级政府与诸社会主体的互动关系人手，来定义其行为的意涵和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能力指的是其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其中不仅包括其实施社会监管和控制的能力，更包括其组织和协调诸社会主体之关系的能力，进而创造和集约更大的总体社会资源。

(2)所谓政府能力，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自身组织的能力，而且尤其表现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上。政府行为的自主性，也不仅仅意味着占据行政上的主导地位，而且通过制定有效、有地方针对性的制度，构建通畅有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提高诸社会主体的自主性。这乃是县级地方政府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能力。

(3)政府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地方社会的充分发育作为基本条件，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水平，直接关系到政府配置和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这种条件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管理效率的提高，也表现为社会诸领域互动的程度和水平、社会性组织的发育状况以及总体上的社会团结水平。

(4)政府所提供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还必须以诸社会主体的公共参与为条件。社会性参与的程度越高，政府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越强，越符合现代行政治理的公共目标。换言之，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大的公共资源，并不纯粹表现为物质上的资源，更表现为社会诸群体的最高水平的参与度。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中的县级政府——以C县为例》运用定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结合该个案所处的特定背景，从县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两大基本职能出发，通过对工业、农业、城镇化及公共服务体系四个方面的建设过程中县级政府与民众、企业、协会等社会主体的行为互动模式的分析，解析C县“强政府、强社会”发展模式探索形成的过程和该模式得以成功的原因，凸显县级政府在模式创新及县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提炼一种融合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新型县级政府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中的县级政府——以C县为例》在最后对整个研究进行了简短的梳理与思考，得出以下结论性命题：

对于县级地方政府而言，社会治理已不再是传统政治学中所说的纯行政概念，而是将地方社会持续社会化的过程，并通过这种社会化，增强诸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大化。公共资源不仅表现为物质资源，更表现为组织和参与性的社会资源。因而，政府能力指的是其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其中不仅包括其实施社会监管和控制的能力，更包括其组织和协调诸社会主体之关系的能力，其创造和集约更大的总体社会资源的能力。

所谓政府的行政体系，也不再仅仅表现为政府组织结构的理性化设置，和政府自身组织的能力；衡量政府行政的根本标准，是其在公共决策和制度创新方面的能力，在调动社会各主体及其发展潜能的能力。地方政府的规定性，在更大程度上来自其辖内各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的发育水平。

政府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地方社会的充分发育作为基本条件，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水平、公益性组织的组织能力、企业的经营环境等因素，都直接关系政府配置和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经济总量的增长、管理效率的提高，是政府实施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县级区划内社会诸领域相互互动的程度和水平、社会性组织的发育水平以及社会总体团结的水平，构成了社会良性治理的充分条件。

政府所提供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皆依赖于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公共参与。社会性参与的程度越高，政府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越强，越符合现代行政治理的公共目标。各种社会要素的参与，是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指标。

刘国富编著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中的县级政府——以C县为例》通过对浙江省C县县域社会经济的总体勾画，将实施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县级政府行为作为研究个案进行了深入剖析，讨论了县级政府行为及其治理模式的理论进路与实践价值。具体说来，该书运用定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结合该个案所处的特定背景，从县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两大基本职能出发，通过工业、农业、城镇化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四个方面的建设过程中，县级政府与民众、企业、公司、协会等社会主体的行为互动模式的分析，揭示了C县“强政府、强社会”发展模式探索形成的过程以及该模式得以成功的原因，凸显了县级政府在治理模式创新及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概括出了一种融合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新型县级政府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