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吉林省从1979年就举办第一届二人转新剧目评奖推广会，连续搞了近二十届，目前，这已经转变为两年一届的艺术节。
当时，通过艺术家和民间艺人在一起探讨、交流和分析演出实践经验，大家都认为国营与民间这两种经济体制下的二人转都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背离二人转本体或有失二人转本体的现象。具体体现在国营二人转丢掉了“丑”，丢掉了“说”；民间二人转丢掉了“旦”，丢掉了“唱”。尤其是国营二人转逐渐丢失了二人转艺术视为根性的东西——丑角艺术、灵活自由的演出方式和台上台下互动的观演关系。这是国营二人转生命力萎顿的重要原因。于是有了2002年吉林省首届二人转艺术节对“四大名丑”奖项的启动，就是要找回失落了的二人转丑角艺术。有了共识，加上社会上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二人转抓住了机会，首先在东北演出市场上带头火爆起来，显现了民间二人转相当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他们研究市场，研究受众，他们知道几分钟没包袱，观众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为了迎合观众需求，他们把“说”和“逗”推向极端，甚至整台演出没有一段完整的二人转唱段，是名符其实的“搞笑晚会”。那个时候，东北风二人转不但在长春拥有三家剧场，同时在吉林市、哈尔滨市以及北京等地也有演出场所，同时吉林卫视的“乡村戏苑”和“二人转大观园”等栏目也不间断地播出东北风和其他二人转剧场的节目，这些演出极大地丰富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的娱乐功能。那个时候的火爆，得益于民间二人转演员能够抓住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在说笑中适时针砭时弊，反映民众心声，努力与观众沟通并产生共鸣，得益于他们把一腔子热血都倒在舞台上，演尽“绝活”，展现十八般武艺的特色。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出色的市场运作，使二人转的这场“革命”登峰造极，推向了极致。 随着二人转的日渐红火与备受关注，二人转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民间”小剧场演出与国有“专业”院团之间出现分化；社会上开始有了“黄色二人转”、“绿色二人转”之争；针对小剧场里的二人转大部分成了“搞笑二人组合”，与讲究“说、唱、扮、舞、绝”的传统二人转艺术相去甚远，普遍存在低俗现象，甚至有了二人转的“真”“伪”之辨。对于这些，有的专家直言不讳地批评道：
“认为《傻男人也潇洒》这样讲笑话的东西才是现在二人转与时俱进的最新表现方式，实在令人汗颜。二人转的确是与时俱进，与观众亲密无间的；另外，它的好胃口、吐纳精神的确也是它能存在到今天的重要原因。说口或者笑话，甚至杂技这样的东西进入到它内部可以看成是二人转广收博取的表现，不过仅仅把这些当成是二人转，并且说它们就是二人转沟通观众的方式，那不等于说相声、笑话都成了二人转？真是荒谬至极。”
大家看，二人转呈现的是繁荣与萎缩并存的“生态异化”现状。
二人转的脱俗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一个从提出二人转改革创新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存在的问题。现在一提反对二人转的“俗”，就有人跳出来说什么“市场需求”、“谋生需要”、“无伤大雅”，还有的人提出俗的二人转“接地气”，还有甚者提出“性”话题从来就是民俗文化的特性等，有的人直截了当：快乐千万种，有的廉价，有的昂贵，都是百姓所需，一乐解千愁。其实说这些话的人自己也不理直气壮。我认为，这话过于矫情。他们不是觉的“俗”的内容好，而是不希望有人管，不希望有满嘴“官话”、不愿意看“附庸风雅”的二人转。怕二人转的改革，改掉二人转的“土”气，改掉二人转的“乡俗”风味，故而用这样的一些“理由”做盾牌挡住他们认为来自官方的“长官意志”。当然，会不会有人仍然喜欢那些低级趣味的“噱头”的情趣，就不在这里分析了。
这里，我要说，对于二人转小剧场经常有一些低俗表演的现象，二人转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不是没有警觉。2004年12月26日新华网上登出一篇文章题目是《恶俗将毁了二人转》。2007年《吉林日报》10月9日报道：近年，随着东北民间二人转迅速火爆全国，其特有的幽默、轻松的艺术特色逐渐被更多的观众认识和接受，但与其相伴的“脏口、粉词”等低俗表演也一直备受争议。最近，在国家和省里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力促下，省内较大的二人转团体“东北风二人转艺术团”率先行动起来，在今天下午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以演健康二人转为荣，以说‘脏口、粉词’为耻”的座谈会。
P28-30
仲呈祥
姜昆来电话，说他将自己为曲艺事业呐喊与思考的一些文章编撰成集，还说择时他将主编一本《曲艺学论集》，对于他讲的这类“工程”性的动作，要我为之“助阵”。作为挚友，我理解他的初衷：并非因我对曲艺学有什么高深的研究和见解，乃是看重我从文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还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组兼了个不甚称职的召集人，有责任有义务为“中国曲艺学”这门尚未列入国务院颁发的学科目录中的新学科建设做点实事。于是，盛情难却，却之不恭，却又责无旁贷，我只好勉力为之，敲敲边鼓，呐喊几声了。
的确，我深知，不仅姜昆，还有任上的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董耀鹏等曲艺界学者，都极有见地提出了“中国曲艺学”这门实际上早已存在而被艺术学界忽视了的新学科建设的紧迫任务，呼吁在国务院颁发的学科目录中的艺术学门类下增谢实际上补上）“中国曲艺学”的一级学科位置，并逐步在高等学校里开设曲艺的专科、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
我是他们主张的赞同者和支持者，其理由如下：
从学理上讲，应当真正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高度，重新认识和摆正曲艺学在艺术学中的独特地位和别的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价值，从而认清这门源远流长的植根于民间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当代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这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和时代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上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确实，一大批优秀的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曲艺作品，传扬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营造出化人养心的文化氛围，积极参与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真正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真善关、领悟真善美。而植根于民间的曲艺，则是一条必不可少的渠道。惟其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理应涵盖曲艺学的理论建构，方才更趋完整也更为坚实；反之，缺少了这根重要支柱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乃是残缺的和失职的。更何况，为了真正落实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的重要指示，我们理应刻不容缓地把“中国曲艺学”学科建设的神圣学术使命和任务，早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之所以强调刻不容缓，还因为这的确是时代的召唤、实践的需要。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剧场茶室的曲艺演出，还是与电视结缘产生的花样繁多的电视曲艺，无论是“赵本山现象”，还是“郭德纲现象”，都亟需做出科学的辩证的学理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扬其所长，弃其所短，以促进中国曲艺创作与鉴赏的健康持续繁荣。须知，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曲艺在内，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必将导致创作实践和鉴赏习俗的谬以千里。此种教训，殷鉴不远。
基于上述两点，加上读本书受益匪浅，我为本书出版叫好，也期待《曲艺学论集》问世。
权且充序。
（仲呈祥，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著名文艺评论家。）
《马季老师给我的思考》不是一部普通的名人图书。用姜昆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将自己为曲艺事业呐喊与一些思考编撰成集。
这部书关注的不是明星的活法而是明星的想法。本书由马季先生对相声的贡献和思考说开去，主要论述了目前曲艺创作、表演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曲艺这门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面临的挑战。其中不乏尖锐的观点：
“他不满意相声队伍里的俗气，不满足相声队伍里人员的文化素质，恨我们这支队伍里的歪风陋习……这些风气，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是不是在侵蚀着我们队伍的肌体？我们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吗？”
“一些演员上台后还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观众在想什么，那现场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曲艺简单的表现方式不应该改造吗？这个世界上制作不精良的东西，哪个能赢得市场？我们传统的曲艺艺术不应该包装吗？这个世界上包装不好的东西，能卖得出价钱吗？”
通过这部书，我们看到的是姜昆的另一面。
可以说，这部书里的姜昆比我们舞台上看到的更真实、更犀利、更炽热。
《马季老师给我的思考》为一部散文集。是姜昆将自己为曲艺事业呐喊与一些思考编撰成集。本书由马季先生对相声的贡献和思考说开去，主要论述了目前相声创作、表演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相声这门源远流长的曲艺形式面临的挑战。书中的提到的问题很值得曲艺界人士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