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编著的《浮华盛极：清瓷》是一本中国瓷器的随笔文集，主要围绕清朝中国瓷器的发展与表现出的特点书写，讲述了清王朝统一后，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如减免一些赋税，对部分手工工匠废弃“匠籍”制等，使制瓷业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浮华盛极：清瓷》由方李莉编著。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的一百年间，随着中国瓷器和制瓷技艺不断输出，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富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用景德镇的茶具品茗……欧洲遥望着东方的伟大帝国——中国，满怀着惊羡与向往，而装饰着美丽花草图案和中国戏曲故事人物的中国瓷，浓妆淡抹总相宜……所以欧洲人说，青花瓷是中国送给欧洲文艺复兴的最好礼物。

引子

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

瓷都景德镇“水土宜陶”

景德镇的街市——一制瓷史的缩影

欧洲人眼中的景德镇

康熙五彩及其他

雍正粉彩的西洋因素

乾隆瓷的繁缛与精巧

清瓷中的“道与器”

繁缛与空录——集大成的清瓷艺术

清末仿古风的盛行

宜兴紫砂壶对欧洲的影响

清代石湾窑的兴盛

德化瓷塑中欧洲人的亚洲想象

出口东南亚的德化青花瓷

铜川陈炉镇的窑火

陈炉镇的器物与装饰民俗

广州港口、黄浦岛与商行

斯特艾斯艾伦堡墙纸、广彩及香港澳门

欧洲瓷商的中国足迹

外贸瓷的中国风格

东南亚红绿彩市场与日本风格的回流

欧洲来中国的定烧瓷

欧美国家的中国热

向世界输出中国制瓷技艺

后记

繁缛与空录——集大成的清瓷艺术

清代是陶瓷艺术广泛学习和集大成的时代。清中期，由于学术界考据风的盛行，及社会上的收藏文物热，从雍正到乾隆时期的制瓷中心——景德镇，可以说官民窑都在热衷于仿古瓷的制作，这是整个社会的复古潮流所致。因此便有书评论说，清代的瓷器艺术，由于仿古风的盛行，从其美学特点来看应该是属于古雅美。但笔者认为则不然，清代的确仿古风盛行，不仅仿历代名瓷，也仿历代有名的工艺品。从中国唐宋以来的瓷器来看，中国传统的陶瓷美，追求的是一种含蓄质朴的自然之美，古雅之美，脱俗之美。在清中期的景德镇部分仿古的高温色釉瓷器中，的确也具有这样的意境美，但这并不是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中的主流，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主流，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那明丽清新的五彩瓷和华贵繁缛的粉彩瓷，这些五彩瓷和粉彩瓷的发展固然是受到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思想的影响，但它们反映出的却是一种雕琢美、装饰美、华丽美，是一种与中国传统陶瓷古雅美完全不同的世俗美，是俗文化在陶瓷艺术上的充分体现。究其原因，清中期的景德镇不仅受到整个社会复古思潮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西方文化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的影响。

因此，清代的陶瓷，不仅是在大量仿古，也在努力仿洋，如仿西方的珐琅器等。仿制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清中期在陶瓷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

在这里尤其要关注的就是，对西方陶瓷的学习和仿造极大地丰富了清代的陶瓷艺术的表现手法，从明中晚期以来，就不断地有欧美瓷商来景德镇定购瓷器，由于中西文化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瓷商们除了选购景德镇原有的瓷器品种外，还根据欧美市场和顾客的需要，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人们制作了大量符合西方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的新造型和新图案。有的瓷商，本身就是艺术家，如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珐琅艺术家詹理斯和画家奥尼乐等，就不断地变化着设计样式，委托东印度商人带到景德镇定制。瑞士东印度公司则有自己的设计师，如传教士、艺术家普雷却脱就是专门为该公司在中国定制瓷器设计图稿的。更多的则是根据本国所喜爱的金银器、玻璃器、陶器造型带来供景德镇仿制后订货。这些来样订货的造型和式样，不仅是被动地被景德镇的陶工们所制作，其反过来也极大地影响着景德镇新的陶瓷艺术风格和品种的形成。有的造型甚至就直接被景德镇的陶工们所采用，如景德镇从清代一直延续至今还出口国外的咖啡具、茶具、配套餐具、宽边平盘、薄胎皮灯、瓷板画等。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造型上，也同时体现在色彩和装饰纹样上，在外来定制的瓷器制品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审美要求，有的要求以立体写实手法绘制的花卉、人物、风景、建筑等画面来装饰瓷器，有的则要求以洛可可式的图案来装饰瓷器，有的则希望将一些纪念性的徽章描绘在瓷器上。这些西洋风格的绘画和图案装饰，往往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景德镇的传统陶瓷艺术中，悄悄地在影响和改变景德镇陶瓷的传统风格。据《景德镇陶录》中记载当时的景德镇瓷中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精细人神”。“西洋红色绿色器皿、西洋乌金器（系新制）、东洋抹金、抹银器皿”。不仅民窑为出口或为内销，在不断仿制和生产着这些富有西洋装饰和造型的瓷器，就连官窑也在仿制西洋的造型和装饰，如当时的督窑官唐英在其《陶成记事碑》中记载：“仿西洋雕琅象生器皿，有五供、盘、碟、瓶、盒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仿西洋黄色、紫色器皿”，“仿西洋红色、绿色、乌金器皿”，“仿西洋珐琅画法”等等。（见图53、图54）有关这些新的釉上彩的品种，在清代的外销瓷中都有所介绍，所谓的仿“西洋红色”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铁红彩，所谓的“乌金器皿”也就是墨彩和金彩等。而且此时的这种具有西洋风格的瓷器，虽然是景德镇或广东的艺人们绘制的，但其颜料却是来自欧洲，所以称为洋料，或洋彩、新彩。也就是说当年蓝浦和唐英的记录完全符合当时的史实，但在生产这些釉上彩瓷的景德镇和广州当地却基本没有看到此种瓷器，其当时全部被运到了欧洲。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目前最权威的、由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和叶喆民撰写的《中国陶瓷史》中，这些被运往欧洲的釉上彩的品种几乎被忽略了，而鲜有详细的介绍。

在为欧洲制作陶瓷时，不仅中国的陶瓷艺术影响了欧洲，同样欧洲洛可可艺术也在影响着中国，尤其是对当时的清皇室影响甚大。乾隆皇帝不仅请欧洲的艺术家在宫中为皇室服务，参加圆明园的设计，还指定在宫中的“造办处”设立“珐琅作”，和中国的画家及工匠们一起制作瓷胎珐琅器。同时，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不少都是由宫内的“造办处”“如意馆”“钦天监”中的画师提供图样本和造型，而所有在清宫任职的欧洲艺术家，也都在此与中国的画师、匠师们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启发。正是由于欧洲艺术的影响，使清中期以后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中国陶瓷艺术的风格，一改康熙以前清新、雅致和刚健的格调，而出现一派华丽、纤巧和繁缛之风，形成了典型的宫廷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清中期以后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并直接影响到陶瓷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质朴自然的天趣之美，不再是中国陶瓷艺术追求的主流，而华丽和人工矫饰成为此时的主流，并一直延续到清末甚至民国时期。

P88-9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从商周出现原始瓷，到东汉走向成熟，至唐宋瓷器盛行，影响到周边国家，并出口到东南亚、西亚，远至非洲埃及。明末万历开始，欧洲地理大发现促使了中国向欧洲出口的贸易繁荣。当时中国的瓷器成为出口到欧洲的大宗物品，后期又出口到南北美洲，到清代，中国的瓷器出口达到高峰，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网。直至十八世纪末欧洲人学会自己制瓷，这种瓷器出口贸易的热度才开始下降。因此，阅读中国陶瓷史，就是在阅读一部中国瓷器和中国制瓷技艺不断输出的历史。其影响从周边国家开始，波及非洲、欧洲、南北美洲，直至全世界。

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当出版社约笔者撰写《浮华盛极——清瓷》时，笔者欣然接受了，因为笔者在写《中国陶瓷史》时正是将浓重之笔放到了清代。但以往学者写的中国陶瓷史的重点往往是宋代，因为宋代中国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不仅有“哥汝官钧定”五大名窑，还有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可谓是百花齐放，盛极一时。而清代仅仅是景德镇一花独放，其他窑口都已衰退或熄火。尽管如此，清代的景德镇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窑口、一个瓷区，而是一座世界级的陶瓷之都，其影响范围不仅是辐射全国及周边国家的陶瓷市场，而是全球的陶瓷市场。况且它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与此同时兴旺的还有福建的德化窑、江苏的宜兴窑、广东的石湾窑，以及沿海一带仿造景德镇瓷器出口的潮州窑、泉州窑等等。

当时欧洲正值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其文化和思想的革命运动，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启蒙和文化资源，欧洲遥望着东方的神秘国度——中国，充满着想象与向往。在欧洲中世纪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盛行时，中国科举制就可以让中国的一介平民通过读书，进入国家的管理阶层，这是一种国家选拔人才的先进制度，现在看上去非常平常，但在那一时代却是非常先进的，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盛行读书，讲究礼教人伦，其文明成为欧洲的示范。但在十六七世纪，由于交通的不便、文字语言的不通，东西方缺乏了解，相互充满了神秘的猜测。欧洲人最早了解中国，是通过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富庶、繁荣的礼仪之邦，让欧洲人心向往之的同时，加速了自己文化变革的脚步。十六世纪中国美丽的青花瓷开始进人欧洲，装饰着美丽花草图案和木刻版画中戏曲故事的青花瓷，使欧洲人对其产地——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有了更直观形象的认知。所以欧洲人说，青花瓷是中国送给欧洲文艺复兴的最好礼物。  ，

当曾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展现中国美好图景的青花瓷呈现在欧洲人面前时，立刻吸引了整个欧洲的目光。因此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的一百年间（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一七六九年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普遍喜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至成为一种时尚。其具体体现在：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用景德镇的茶具品茶……

中国的瓷器当时是欧洲上流社会生活品质的体现，是平民的奢侈品。国王路易十五下令：把所有的银质餐具统统熔化掉，派作他用；餐具一律用瓷器替代！笔者在德累斯顿的奥古斯陶瓷博物馆，看到十七世纪末（中国的康熙时期），奥古斯国王曾用六百个全副武装的骑兵，从普鲁士国王那里换来一百二十个青花瓶子，可想而知当时中国瓷器的价格在欧洲有多昂贵。为了获得更多的中国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命令他的首相创办中国公司，专门到广东订制中国瓷器，凡尔赛宫辟有专室储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亦不例外，更把收藏瓷器作为其财富的标志。中国瓷器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外贸活动，尤其是荷兰和英国。据统计，一六。二至一六八二这八十年间，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各国输入的中国瓷器达一千六百万件！到清代的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更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当时的瓷器已经从上层社会走进普通家庭。十七世纪末，英国进口的茶叶是两万磅，至十九世纪初达到两千万磅。增加一千倍！那么茶具又需要增加多少呢？从当时的欧洲对中国的称呼用瓷器这个单词“China”，后来又将全世界的瓷土都命名为“高岭土” （“高岭”是景德镇出产瓷土的一座山）等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对于欧洲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欧洲几乎是通过瓷器来认识中国的。

任何物质的东西都不会是纯物质的，其中必然体现制作者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因此，欧洲的中国热不仅表现在民众和王公贵族疯狂地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等等方面。还表现在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并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且进行理性的思考上。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其中心在法国，而法国的启蒙运动又是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的，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主编）、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热烈的当推伏尔泰。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他说，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他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记》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食和星球的交汇。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商品的输出，都必然伴随着制度、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播，当时中国瓷器和所有中国物品，在欧洲能成为品味的象征，也是来自于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性的尊重。因此，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捧，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但任何文化的交流和贸易都不会是单项的，而是双向和互动的。当中国的瓷器流入到欧洲后，欧洲人的来样订制，其审美选择也同样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观，甚至他们的技术选择。如中国在元以前，上层社会的瓷器审美是以一道釉的单色瓷器为主流。人们欣赏的不是瓷器表面华丽的装饰，而是自然天成的釉色与肌理，是以天趣为上的紫口铁足、金丝铁线、冰裂纹、蚯蚓走泥痕，以及瓷器自身如玉般的温润感等。元以后，与伊斯兰国家的交流及贸易产生了青花瓷，到明代青花瓷的装饰感和表现力打动了欧洲的先驱者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到明末清初中国的青花瓷已传遍了欧洲。在清代，中国人送给欧洲的不仅有青花瓷，还有五彩瓷、粉彩、珐琅彩、墨彩、铁红彩、金彩等等，是更加多样化和五彩斑斓的瓷器。而且这种瓷器的装饰手法不仅来自中国本土，还表现出欧洲对其的影响，如粉彩、珐琅彩、墨彩、铁红彩等都是在欧洲提供的原料及来样加工的基础上出现的，而金彩则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因此，中国从素瓷时代进入到彩瓷时代，从传统的追求“天趣”“一色纯净”的审美主流，进入到追求“人工之美”“华丽之美”“雕琢之美”的审美主流，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市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欧美，包括日本、西亚等文化的影响所致。因为追求“天工之美”和“人工之美”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分界点，到清代它们则被融为了一体。至此，随着世界贸易的快速流动，文明成为一个个补丁，那种纯而又纯的民族、地域文化逐渐消失，整个世界的文化开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描述清代的陶瓷史，令人兴奋的就是这种初期的全球化的贸易和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康雍乾时代是中国的盛世，当时，中国的疆土世界第一，中国的GDP世界第一，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是欧洲的四倍，同样那时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只要我们来到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重要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许多这一时期的中国瓷器。

这是从中国的瓷器对世界的影响来说的。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清代社会所面临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一七五九年清帝国达到最大的扩张程度，控制着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中国从未达到，后来也再未超越的如此广阔的幅员。清代在十八世纪成功地、尽最大可能地运用了前工业时代的技术。当时的经济发展看来似乎是一次复兴，也就是说继明末清初一个世纪的内乱、战乱后，犹如万历时期发展的再恢复，而且此时又以其更大的规模超越了过去。

当时的上海西南松江的纺织业、长江下游地区的茶叶种植、福建的造纸、芜湖的钢铁、广州附近的五金制品、南京的细棉布、苏州和杭州的丝绸、扬州的漆器等手工业生产与手工业品的出口，非常兴旺与发达。而当时的制瓷中心景德镇，集中了十几万陶瓷工人，他们的劳作既是为了宫廷和富户的订货，也是为了出口，大量的瓷器与日俱增地向日本、朝鲜、俄罗斯、菲律宾、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直至欧洲运出（见图1）。

中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大国，当时整个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审美都受中国影响。十八世纪的欧洲特别盛行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家具等。谢耐和写道：“中国的花园和建筑由于钱伯斯的缘故而在伦敦附近的丘郡颇为时髦。中国促使人们改变了自然情感，使之趋向于由浪漫潮流发展起来的方向。”

清代在十八世纪经济发展最显著的事情不仅是大型手工业工场的增加，生产基地更加专业化和集中化，出口贸易的繁荣，而且还有国内贸易潮流规模的庞大以及受商业行会控制的区域辽阔。当时国内的商业网不仅包括各行省，而且蒙古、中亚以及整个东南亚亦在其中。显然本土的网点则更加密集。在大城市都拥有地方会馆，作为会堂，拥有供过往人员用的客栈以及仓库、分支机构、钱庄，这一切都为商业的繁荣和劳动力的城市化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中，让我们看到景德镇能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是因为在清代，中国的手工业开始走向专业化，出现了许多手工业集中并专门化的城市，而景德镇就是其中之一。

康雍乾时代是中国的盛世，也是瓷器生产的盛世，但盛极转衰。清乾隆初之前，经济繁荣，世风良好，鲜见腐败。而十八世纪后二十五年，腐败之风盛行。皇帝与宫廷豪华奢侈的趣味影响了上层阶级。乾隆末年及至十九世纪初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国家破败、社会失衡征象。

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工业化的最早迹象出现于英国十八世纪末至一八三。年左右。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欧美工业化的技术明显进步，而中国此时还停留在手工业生产阶段。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原是成品的制造大国，自十九世纪末起，中国竟然变成进口国，不仅进口钢材、机器、铁路技术、武器等，而且还进口日用品。此时的中国沦为几乎是纯农业的国度。缺乏工业的殖民地国家要进口工业成品，这一点标志着历史上一个转折：构成今天第三世界的地区受制于各富国。但这转折点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机械化生产发展才得以实现。

当时的中国面临两大困境：第一，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危机；第二，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与经济的扩张。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国家白银量大增，表明财富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白银价值与黄金比较却不断下跌。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采取金本位制更加速了白银下跌，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却遭受贸易竞争之害，而且经受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之负担。内战与暴动引起的破坏、银价提高而致的贫困化，愈来愈频繁的饥荒与水灾，致使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甚或倒退。

自十九世纪末年起，外国便竞相争夺中国。这种悲剧也是所有受奴役殖民国家的悲剧。虽然不能把西方对中国接踵而来的侵略以及外国强行夺取的大量特权视作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但此种侵略与特权亦起重大作用。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只征百分之五十的统一税，而免收“厘金”（内地过境税），但中国产品却付厘金甚重。这种极其有利的条件使进口大增。

《马关条约》之前，赔款数目中国经济尚能负担，自一九〇〇年开始，此类赔款几乎摧毁中国经济。日本战胜后强加于中国的赔款已相当于国家年收入的三倍。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赔款终使清政府破产，陷入混乱之中。《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随即向法俄银行团签约借款四亿法郎，以海关税为抵押。于是整个国家税务体制（厘金与盐税）转而由外国人控制，全部收入落入外国人手中。

自一八九五年起，清政府不得不肩起三重负担：战争赔款、外国银行贷款、组建现代军队的开支。除了这类重担之外，还有一些特别因素起作用，既改变亦同时削弱中国经济。的确，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受世界市场变化的左右，因而更为脆弱。农业与手工业都顺应国外需求，前者发展起新的种植业，不惜放弃粮食作物，后者开发新型加工业（如进口棉纱、织布），因此，若干行业经过一度繁荣随即便突然衰退。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九年间，欧洲（尤其是英国）布匹大量涌人中国，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间则是美国棉织品进口大增，中国某些地区的棉纺手工业因而被摧毁。一九二〇年棉织品进口达到最高峰，随后由于国内穷困而减缩。陶瓷本是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但随着机械化陶瓷生产的出现，中国的陶瓷产品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不仅挫败于日本，而且次于欧洲，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瓷器。《中行月刊》载《商品贸易要闻》，民国初期南洋各地中国领事报告说：“南洋人惯用中国土产……但中国的瓷器花样既不如欧美，品质价格又较日货为昂，故现在似已处于苦境。”

在中国手工艺产品失去市场的同时，许多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城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衰退，包括当时的陶瓷重镇景德镇。降及光绪季年，明清御窑久已废圮，全镇虽有民窑一百一十余座，坯房、红店之工艺皆不惊人。保全国粹者，仅恃数名画工。每年所制仿古器，尤日趋退化，盖以销数少，不求精也。其他各地的历史名窑，如河北彭城磁州窑、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南禹县钧窑、宝丰汝窑，以及广东石湾窑、江苏宜兴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等，或奄奄一息，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或窑厂封闭，技艺失传，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人亡艺息、全面崩溃的边缘。

阅读中国的这段陶瓷历史，既让我们兴奋、痛苦，也引人深思。我将这本书的书名取为“浮华盛极”，是因为清代曾是中国最鼎盛的时期，直到嘉庆二十五年，即鸦片战争前二十年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仅仅二十年就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的瓷器也就此一蹶不振，从盛极到衰落。它让我们看到国家的命运即瓷器的命运。器以载道，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先进必然会带来器物和技术的先进，反之，思想文化的落后也必然会带来器物和技术的落后。在今天，当我们再次进入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相遇，我们拼的不仅是经济和技术，也包括文化和制度等。

这虽然只是一本随笔式的小书，但我仍然希望其不仅能让读者在饭后茶余解闷，从中了解到清代瓷器的一些知识，还能从中体味这段中国历史背后给予我们的启示。

写史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更是为了明理的一种思考。历史是过去了的事实，它浩渺、阔大，我们不可能看清它的全部。因此，只能从某个角度去寻觅我们希望看到的，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有所帮助的那一部分。

清代是离我们最近的帝国王朝，中国的衰败正缘于它的末朝，但它的鼎盛时期又是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时期。其从高峰到衰败仅仅花了几十年的工夫，个中缘由值得我们去探讨。我是一位人类学者，即使在写此类的历史随笔，也难免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做文化思考。写完清代陶瓷史，我才发现其实中国成为世界许多人眼里的一个落后文明古国的时间并不长，就在一百多年以前，她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中国给予了世界许多文化上的启示，同时也从世界不同国家得到了诸多养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才有了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发展。

但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受文化的制约，如果现有的文化约束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就必然会面临一次文化上的革命。和中国相比，西方是一个后起之秀，其为什么能后起？一个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再一个就是工业革命。而中国要想超过西方，就必须有自己的文艺复兴和新的一场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是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启用，也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能否走向世界前列的关键。但仅仅是科技还不行，文化也很重要，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下一个文艺复兴将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再次调整。

费孝通先生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对人自身的一个理性认识，但人类社会还需要有一个对人类自身文化的认识，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才能达到共识，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这次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新的文艺复兴，能从中国开始，他将其称为“文化自觉”，也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做到“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自知之明”，才能更好地选择自己发展的路，国家也一样，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自知之明，才有可能在整个人类社会面临再次转型时做成自主转型，自主更新，只有我们具有了自主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做到民族复兴，才有可能走向世界的前列。虽然此书只是一本随笔，但我仍然查阅了许多资料，把其当成自己走向“文化自觉”的一部分。由于是随笔，有些资料没有写出处，我要向那些为我提供了资料的作者们致歉并致谢，同时书中部分内容是来自我写的《中国陶瓷史》，在那里，所有的资料和图片我都标明了出处。

在这里我谨借这本书悼念费孝通先生，是他的“文化自觉”的思想开启我近年来对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在中国近万年的陶瓷发展史中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世界上留下文献最多和最翔实的国家，如果我们能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运用这些资料，一定会使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有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另外，还要感谢我博士期间的导师，著名的工艺美术史论家田自秉先生，是他的指导为我打下了工艺美术史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在他的指引下我进入了陶瓷史研究。现在田先生已九十岁高龄，并卧病在床，希望我能有机会将这本书呈现在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