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性衍生出的各种经济现象，如色情业、二奶经济、美女经济、代孕产业、美容业、旅游经济、人口贩卖等，层出不穷。这是张枫主编的《性与经济》所关注的话题。当然除了这些把性的因素作为商品外，还有经济学家将“性”作为其他经济现象的代变量所挖掘的理论，如讨论经济周期、股票波动与妇女裙长的“裙边理论”等等。

“枫哥品性”丛书有6册，分为性与政治、性与军事、性与经济、性与影视、性与文学、性与艺术。每册有数十篇介绍文章，每篇配上“枫哥”短评，还有漫画、油画、电影海报等插图。

张枫主编的《性与经济》是“枫哥品性”之三。

《性与经济》以若干个故事片段论述了“性”与经济方面的影响及关系。

序 性的经济色彩／1

上篇

 中国第一家妓院的产生／8

 “流氓”歌手会赚钱／12

 从“亚当夏娃”到性文化节／17

 二奶打造“小香港”／21

 代孕，肚皮衍生的商机／25

 艳照门里的性名誉策划／29

 丹霞山两块石头背后的旅游经济／34

下篇

 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经济／40

 从隆胸到“拆弹”看美容热／44

 “裙边理论”与经济周期／48

 《花花公子》的商业传奇／52

 现代“美女经济”／56

 比百老汇还主流的成人娱乐业／60

 假日经济与爱情旅馆／64

 人口贩卖与色情产业／68

 网络游戏中的性／72

 高级应召女郎的经济学／76

 经济萧条，避孕套走俏／80

 偷情者的经济账／84

 价值480万欧元的性爱影片／88

二奶打造“小香港”

阿华是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的货柜车司机。刚开始跑内地业务时，他和同事来到海湾村，吃饭住宿的难题摆在眼前。在海湾村这一带，住宿的话，普通宾馆或招待所都需要100多块一个晚上。阿华这样的司机两头拉货，一般两三天进出一次口岸，一个月往返十多次。粗粗算下来，光住宿就要一千多人民币。货柜车司机又不是只住不吃，费用当然还要更多。

阿华出车到深圳，属出差，除去工资，每月还有四五千块的出勤补助，这些补助几乎大部分用在了内地的吃喝和住宿上。有次，阿华和内地同行交流，对方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自己租一个房间。在他们这里，一间小小的出租房每月不过四五百块钱，比起住旅馆便宜得多。

阿华想想也对，托人准备找个小单间。

这时，同行中传开了一个花边新闻，说某某前些天不仅在内地租了房间，还租了个“保姆”。保姆不做事，就是等这位大佬回来时做饭。当然，晚上还另有任务。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然而这是事实。这些同行嘴里的某某是不是这群司机中第一个在内地租房包二奶的，已不可考，但他无疑带动了其他同行的跟风。

星星之火，就这样燎原起来，内地不少地方，司机们集体包租，形成了不少的二奶村。

再演变到后来，二奶村越来越多，名气也传得很远。提起国内的一些大中城市，很多港人可能说不出来，但这个小镇这个名字，在香港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离香港不远的一个小镇，常居着15万香港人，这个小镇人数占香港总人口的1／40，人称“小香港”。这个小镇里的大量高楼小区别墅几乎全是为香港人而建。15万常居香港人在此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相对于香港来说，这里低廉的房价，便利的购物天堂，加上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美女，让这些在香港相对处于底层的普通居民享受着大老爷们的生活。

这些二奶和“老爷”在此消费，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经济，衍生出有名的二奶经济圈。

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很多女孩将当二奶作为一种职业，甚至引以为荣。

在某位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不少年轻女孩说，像她们这些来自农村、家庭贫穷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因为单靠自己的努力，实在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

其中一个刚满19岁的女孩子对记者说，她跟香港“老公”一起生活了一年多，觉得对方还不错，每月按时给钱，房租也是他出的。她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所以相当满足这种生活。这位女孩还举了一个好朋友的例子，这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每天辛苦工作10小时，每个月的工资不足她的1／3，太不值了。

这个小镇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这里包二奶的并不只有香港人，许多外地有钱的男人在此包二奶也屡见不鲜。有民间统计数字显示，在这个小镇做过二奶的女子高峰时不下20万。

据《亚洲周刊》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给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

盛极必衰、，金融危机出现了。2008年10月，全球最大的一问玩具生产企业在这个小镇的生产基地倒闭，某二奶的“老公”也在年底被裁员，他留下一万块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有主动炒掉不再挣钱的“老公”的。一名女孩说，金融危机后，原本慷慨大方的“老公”将她每个月的生活费从一万多元削减到4000元，她马上准备另寻新主。

这个当年被称为“世界最大的二奶村”的繁华小镇，在各地快速发展和法治的大背景下逐步走向衰落。现在的二奶村，几乎成为空城了。

【枫哥点评】

二奶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但不全是二奶的问题，其中包含了钱色交易和权色交易。从起源上看，二奶首先是受利益驱动，进而丧失道德，最终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二奶问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从经济、教育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管理和处置。

P21-24

性的经济色彩

张枫

对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人们大多都是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的。如果我们纯粹从字面去解读，那么这句话无非是说爱情的价格比生命的价格更高，或者可以庸俗一点认为，为了获得爱情所花费的金钱要多于为保存生命所花费的金钱。当然，这样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人们对于生命、爱情两者间性价比的态度。虽然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为爱殒命的新闻或故事，不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套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每一单位爱情对生命的边际替代率为零——也就是说，没多少人会真的为获得爱情而愿意失去自己的生命的。

用金钱这样具体的对象来衡量爱情这种抽象对象，也许就相当于英国哲学家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那么拿金钱来衡量性呢？这似乎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便真的可以用钱来衡量性，这样做岂不是很不道德吗？毕竟，把与爱情紧密相关的性如商品一般地看待，觉得有钱就可以拿来消费，且多多益善的话，这未免太无耻。所以《旧约·箴言》中上帝就说：“不可与妓女和外邦女子结交，因为妓女是深坑。”他还说：“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

话说回来，上帝反对人们结交妓女原来也是出于妓女会让人浪费钱财这样功利的原因，可见古人便已经意识到性是可能成为商品被用于交易的，有着经济的色彩。对于借助考察不发达民嗾来研究人类原始社会的人类学家来说，发现性具有商品的属性并不稀奇。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就在其名著《野蛮人的性生活》中谈到了“爱情的商品特点”，在论述特罗布里恩特岛上男女的性生活时说道：“在每一例爱情过程中，男人必须经常给女人送小礼物。在土著看来，单方面的付出，是不证自明的。这个习俗暗示着，即使在相互依恋的情况下，性交也是女性为男性所尽的义务。正是这样，根据交互或授受法则，它必须得到回报，这个法则渗透了部落生活，因而，每个礼物、每个义务和每个好处，都必须等价回报。”对于想不给礼物而与女孩性交的男孩，女孩会说：Gala buwam，apayki（“你没有什么报酬给我——我拒绝”）。

在远古时代，男性为获得性所付出的可能只能算礼物，毕竟上文中的姑娘也是在自己愿意与别人性交时才会索要礼物。按照马林诺夫斯基另一部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对“库拉圈”（Kula ring）的研究，土著居民收取礼物一来并不为了自己长期占有，而是为了将来能继续与其他人交换礼物，二来也不强制要求礼物是等价交换。然而当人类进入了私有制社会，性与妇女的肉体终于大规模地成为了商品。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自发组织的私人妓女，《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站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上门服务”。

而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卖淫活动则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两河文明。古巴比伦的典籍如史诗《吉尔伽美什》，还有寺庙遗址中的壁画表明，妓女是巴比伦神庙中的重要职业；在西方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这种圣职妓女：“每一个巴比伦女子在一生中都必须去一次阿佛洛狄忒神庙，坐在那里，和陌生的男子交合……一旦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那就只能等一名男子将银币扔到她的裙上，将她带出神庙与她同卧之后，她才能重返家中。扔下钱币后，那名男子必须说： ‘以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名义’。”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卖淫活动甚至被宗教领袖们利用来聚敛大笔财富：在古罗马皮尔吉港的阿斯塔特神庙附近曾有一排小房子，经考古学家证实，小房子是附属于神庙的妓院。在“世界官妓之父”——齐国的管仲开设“女闾”约半个世纪后的公元前594年，在遥远西方的雅典城中，执政官梭伦也建立起了西方第一家国家妓院。

梅因在《古代法》中留下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然而这也意味着人身也可以成为甚至只能是契约的标的；黑格尔则在《法哲学》中说“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然而对于身无分文、缺乏财产的人来说，获取这自由的定在的唯一途径恰恰就是出卖他的身体。出卖身体的甚至已不仅仅是妓女，婚姻家庭关系也暗藏着经济关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如贝克尔、波斯纳等发扬了他们经济学的传统，将包括婚姻、卖淫等性学的内容，放在了经济学的显微镜下。

贝克尔在其著作《家庭论》中，别出心裁地构造出了一个婚姻市场，他认为，男女双方做出结婚的决策条件是结婚后各自的收入大于单身时的收入。贝克尔还认为在一夫多妻制中，由于妻子的生产能力（包括其物质生产和子女生产）存在着边际递减的现象，因而男性对妻子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而不同的男性由于占有不同数量的资产，对于女性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因而会出现富有男性拥有数个妻子，贫穷男性却单身的现象。

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曾宣称婚姻乃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还有人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计算结婚的直接成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工作40年的总收入是48万元。48万元一半自己用，一半拿来跟妻子换一生中“性供应”时期的4600次床事，那么平均每次也就是52块多。据此还可得出结论：富人更容易包二奶，因为按照上述逻辑，一个终生收入460亿元的亿万富翁如果不包养情妇，那么每次和妻子上床的“成本”就会高达500万元，那何不出去包养二奶、小三以降低“每单位性交的成本”呢？且不说这样的逻辑是否能通过统计检验，这些性的供求理论中本身就暗含着一个秘而不宣的社会观念：男性是性的消费者，女性则只是性的生产者，女性像商品一样被买卖，无论她是妓女还是妻子。这样的社会观念正应了恩格斯所说的“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

当然，如果我们不把性的因素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只是作为其他经济现象的代理变量，那么经济学家们还是可以从中挖掘到不少有趣甚至有用的东西，如讨论经济周期、股票波动与妇女裙长的“裙边理论”。而接受了复杂的统计学训练的现代经济学家们则可以从数据中挖掘出更多性与经济间的复杂关系。譬如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魏尚进等就曾于2010年发表论文《国际收支失衡的性别比例失衡模型》，指出由于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储蓄率上升，进而导致中国国际收支账户失衡，这一因素能解释超过50％的中国国际收支盈余的产生。看来如果经济学界能涌现更多这样的研究，那么对性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也许就不会仅仅是饭后谈资、床头夜话，还可能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