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志珠编著的《仗义直言维法律》内容介绍：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为人民负责的责任心，挽救了许多不幸落难的人们，做了许多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排忧解难的好事。回忆往事，我深感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所在，是我对共和国培养教育我的回报。

哈志珠编著的《仗义直言维法律》内容介绍：“文革”十年动乱，宪法被任意践踏，人民代表大会被任意停止，公检法被砸烂。公检法被砸烂后实行了军事管制，分斗、批、改三个阶段，进行内部清理队伍，我被关进了封闭武的大班子，整整一年。后又奉命审理案件，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我曾顶着压力保护好人，使一些无辜的人免受牢狱之灾，那时要办好案件步履艰难，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一起来翻阅《仗义直言维法律》吧！

前言

故乡情，求学路

 故乡和家史

 抗日烽火中度过了中小学时代

 华东政法学院首届本科生

 为华政辉煌而自豪

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法院办案也要大跃进

 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定罪量刑

 肃反运动中公检法三员联合办案

 管制劳动教养剥夺人身自由

 为什么杀害亲生儿子

 民庭办案分街道包干

 自诉刑事案件中的重婚案例

 妨害家庭案中的自杀和相约自杀

 中国创新的民事调解

“文革”动乱时代的公检法

 砸烂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

 清理阶级队伍，一场腥风血雨的迫害

 审理组办案一竿子到底

 执行死刑游街示众

 顶住极“左”思潮避免错判两件放火案

 否定教师强奸女学生

 从死刑犯到无罪释放

拨乱反正，恢复公检法

 粉碎“四人帮”，上海获新生

 公检法恢复运行各司其职

 第一次公开审判，李国机律师到庭辩护

 是意外事件，不是过失杀人，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攻击林彪“四人帮”的案件一律平反昭雪

 涉及攻击党的领袖的案件怎么办

 谈恋爱怎能成为流氓犯

 是通奸不是强奸

 强奸十多名妇女的证据完全是捏造的

复查申诉历史老案

 过去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起义投诚人员和已登记的一贯道坛主不作反革命

 三青团、国民党一般成员不应作历史反革命

 未正式任命的伪区政府代理区长、没有罪行的伪保长

 写错标语不构成现行反革命

 孩子玩游戏竟以反革命小集团判刑

 是责任事故不是破坏生产

 “反攻倒算、反革命”案的真相

 善始善终做好善后工作

 再见了！法院

律师应仗人间义

 热爱律师事业

 热情接待当事人，不以利小而不为

 上海市首批高级律师

 新华律师事务所是全国先进律师事务所

 律师发展的道路不平坦

大胆辩护，仗义执言

 为死刑犯被告辩护

 挽救偶尔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

 卖淫妇女不应判刑

 中学生为什么刺杀班主任

 赖债与非法拘禁

 为少年强奸犯辩护

 青少年被教唆犯罪

 要求法院宽恕在校学生

 一次不寻常的追悼会

代理民事案件尽职尽责

 帮助妇女解除不幸的婚姻

 反对花花公子离婚

 保护老人再婚后的继承权

 解放前的养女是否有继承权

 在法庭上推翻了继承权公证书

 房屋产权确认之诉得到法院确认

 中了房屋大奖之后

 解放前的中奖房屋析产之争

 代管房屋成了资产阶级代理人

 业主要求收回房屋步履艰难

 亲子鉴定确认亲子血缘关系

 管辖权之争惊动了最高人民法院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乐于奉献，服务社区

 徐汇区侨界爱国奉献先进个人和优秀联络员

 徐汇区优秀知识女性志愿者和斜土街道十佳志愿者

 二十年后又会面

 重回长宁区司法局

 感谢上海市律师协会和女律师联谊会

 缅怀

附录

 部分作品选登

律师代理民事诉讼的认识与实践——原载《上海律师》1991年第8期

美国阉夫奇案的见闻及思考——原载《上海律师》1998年第7期

关于婚姻家庭案件的若干问题——原载《上海律师》1999年第4期

关于定罪量刑的回顾与思考——原载《上海律师》2008年第4期

从废除《六法全书》想到的——原载2009年9月7日《上海法治报》

 部分法制宣传报告稿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座——上海市武警部队法制报告稿（2000年5月）

对大学生的婚姻法讲座——兼谈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私生活（2002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讲座——斜土街道里弄干部法制报告稿（2004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讲座——斜土街道部分老年人会议报告稿（2007年6月）

在斜土街道知识女性服务站年会上的报告（2009年5月28日）

 《仗义直言维法律——法律生涯五十年》读后感

后记

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十年中，竟有八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炮火硝烟的岁月早已消逝，但儿时的记忆又浮现脑海。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卢沟桥制造事端，发动侵华战争。我小学二年级时，听说日本鬼子打来了，尚不懂是怎么回事。记得有一天，保姆带我们孩子到城墙上放风筝，正玩得兴高采烈时，忽然一架飞机在城墙上空盘旋，我们还好奇地奔跑着看飞机，哪知道这就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回家后只见母亲匆忙整理行李准备逃难，并说日本鬼子打来了，要杀人放火，全家便跟着大舅舅陆广发（百岁寿星，去年已驾鹤仙去）仓皇逃难，我们四个孩子都坐在大舅舅推着的独轮车上，路上熙熙攘攘的逃难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在人心惶惶的时刻，我和家人告别了如皋城。

就算我们逃到乡下的北乡李锈也不太平，1939年日本鬼子不但侵占了如皋城，还经常下乡扫荡。我们在乡下时，见到远处炮火连天，常有人爬到大树上远眺，发现鬼子的动静便下来报告，接着很多人马上转移，我们跟着父母不停地逃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国破家碎，逃难的口子很难熬，所幸有善良的农民帮助，也有富裕的地主、富农供我们全家六口人短暂吃住。我的父母望子成龙心切，认为孩子读书是件大事，虽然环境险恶，但只要生活稍微安定，便送我们孩子到小学读书，那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和一个教师，是复式教学，一、二年级一个班，三、四年级一个班。学校所在的楼基乡是抗日游击区，我听过新四军来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还讲到俄国的情况，开完会后他们便走了，常来常往，我断断续续读到小学五年级。

日本鬼子原来梦想三个月灭亡中国，由于日本鬼子在战场上屡遭失败，锋芒大挫，明白不可能一口吞进中国，便开始扶持汪伪政府。

日伪统治下的如皋城，城内可以经商和办学校，很多老百姓为了生计陆续回城。1941年我们全家又回到久别的故乡。这里情形与过去大不一样，进城门的行人都要经过伪警察搜身，对孩子也不例外。我们住到蒲行口外公家，我在兴仁小学和陆桥小学读到六年级毕业。

1942年我报考如皋县立中学被录取，历史悠久的如皋中学，享誉江海平原，师资雄厚，校风严谨，我与很多如皋人一样，为考取如皋中学无比自豪。如皋中学位于如皋县政府的背后，高大而宽阔的校门前有十几级的台阶，未进校门便有步步向上、好好学习的感觉，校内花木丛中，有一排排的教室和教学楼，走着走着又见到宽敞的大礼堂和大操场，站立在大操场上便可看到县政府内高高的大钟楼，那中山钟楼是1929年建造的，是同盟会会员沈卓如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所建。整个校园既雄伟又庄严，我在学校里认真读了三年书，这对我以后读大学和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如皋中学桃李满天下，英才遍四方；老师教学认真，使我一生受益，终生难忘，她是我知识成长的摇篮。如今老师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语文老师马伯皋先生常穿一件灰布长衫，他不仅教语体文，而且讲解古文观止，抑扬顿挫、深入浅出；英文老师宗传璧先生西装革履，认真教学生听写英文词句一丝不苟；其他老师教学都循循善诱。我们学生也勤奋学习，好学成风，无论寒暑早晨和黄昏，大家都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养成了我爱好读书的良好习惯。我们除了读书外，常常围着体育老师石钟山先生练习篮球和田径运动，学校每年都要到南门外大体育场召开运动会，我们个个都生龙活虎地参加各项体育比赛。

三年中老师不仅让我们学会知书达理，而且还教我们爱国。这在当时敌伪统治之下，是难能可贵的，老师上课时表面上不谈国事，但常灌输给学生爱国思想，贾伯衡先生教地理课时，讲述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地大物博，讲述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我们学生心领神会：抗日必胜鬼子必败。

日本人派来女教师教我们日语，常被我们抵制，她上课时面带微笑，而我们学生却板着面孔怒目相视。特别当她在黑板上板书时，同学们一个个地逃走，每节课都有五六人逃课，我们逃到大操场前的夹弄内谈笑风生，开心极了。P2-3

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于千年古城如皋。似乎注定我与法律有缘，在我家处于法律纠纷之中，父亲正在为反诉诬告奔忙时，我降生于人世。

我小学和初中全在抗日烽火中度过。当时饱受国家遭欺凌、生命受威胁的痛苦，然而同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抗日爱国的种子。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也许是巧合，我就在这一年被著名的华东政法学院录取，成为学院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成为“新型高级政法人才”，这是我们那一届同学的梦想。

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毕业后成了人民法院的书记员，继而成为一名人民法院的审判员。

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为人民负责的责任心，挽救了许多不幸落难的人们，做了许多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排忧解难的好事。回忆往事，我深感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所在，是我对共和国培养教育我的回报。

当然，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法院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时法院的工作既要显示法律威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又必然为政治运动服务。我在其中辛勤地工作着，不时被“左”的思潮裹挟，跟着做了不少傻事、蠢事和无奈的事。

“文革”十年动乱，宪法被任意践踏，人民代表大会被任意停止，公检法被砸烂。公检法被砸烂后实行了军事管制，分斗、批、改三个阶段，进行内部清理队伍，我被关进了封闭武的大班子，整整一年。后又奉命审理案件，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我曾顶着压力保护好人，使一些无辜的人免受牢狱之灾，那时要办好案件步履艰难，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一扫阴云，拨乱反正。我有幸在大批平反冤假错案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1958年到1982年，我在法官席上坐了25年，已临近退休，然而我不甘寂寞。主动要求做律师工作。岁月飞逝，不觉又是25年过去，我为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被告作辩护、为各类民事案件当事人作代理，直至最近两年才真正退下来。

离开了繁琐的案件，我有了闲暇时间来思考和写作，我愿在自己思维尚清晰之际，梳理一下往事，对我毕生的法律工作一一回顾和反思。

于是我拿起笔，写下了我这半个世纪在法律道路上的足迹。因为往日的回忆是真实的，感到颇有滋味。同时，秉笔直书，从中又有新的感悟，既是自己思想的升华，是对法律事业的怀念，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见证。

经历了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变迁，我感慨万分，作为一辈子奉献给法律事业的工作者：我愿我国法院能切实依法独立审判，司法机关能得到应有的崇高地位；我愿人民能享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我愿国家更加兴旺发达（注：本书案件中人名均系化名）。

固然老人是一本书，然而书是不容易写好的。

我在校友冯际虞老师启发之下开始写作，回忆往事。由于几十年来法律工作都很保密，即使平反冤假错案这种大好事，也规定不见报和不宣传。我很守规矩，因而我在亲人面前也完全守口如瓶不谈工作。而这一次写作我却打开了话匣子，高谈阔论像决了堤的河水，滔滔不绝大谈案情，真正畅所欲言，与时俱进超越了过去的认识，冲破清规戒律，说了很多真话良心话，说了过去不敢说的话，我亲身体验到改革开放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综观我50年来的法律生涯，政法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没有学到中国的法律条文，但所学到的法的理论和概念也很重要，奠定了我长期来法律工作的基础。我所承办的案件，大都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不过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指导之下，认为刑事案件是敌我矛盾，以言治罪，以文字治罪都习以为常。所幸我良知尚存，特别在“文革”法西斯专政大行其道之时，我能顶住压力，紧紧抓住证据这个环节，否定了那些刑讯逼供的假证据，使他们免受牢狱痛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我很荣幸能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作用，能够为那些落难人们落实政策，将他们从地狱拉回人间。平反冤假错案，这个有利于千秋万代的大好事做起来并不顺利，主要是有些领导人还存在着“左”比右好的习惯想法，因此我必须多费许多口舌。由于我常与领导意见分歧，不完全听话，虽然我对平反工作有所贡献，却得不到表扬，而且二十几年来，我没有增加过工资。可我并不在意，仍然兢兢业业，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脱离苦海，无比欣慰，我感到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胜过表扬，胜过收入。

中国人非常善良，他们吃冤枉官司几十年，并没有怀恨在心，相反他们对我这个法院工作人员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本职工作感谢不尽，甚至他们的子女若干年后还到法院去找我，不断有人打听哈法官现在何方，他们还记着我，我非常感激，我也常怀念他们，怀念我众多的当事人，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这些年来的生活是否安康？我祝福他们。

我做律师工作25年来，虽然办的大案不多，但我不因案小而不为，不计报酬，不怕苦和累，不畏权势仗义执言，尽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至今我仍注册，为的是不愿离开我心爱的律师岗位。我天真地认为，如果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了，我在复查申诉案件中看到，如果有律师辩护便不至于判刑，我亲身感受到人民不能须臾离开法律，人民多么需要法律保障人权。而过去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把人民当敌人，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不重视人权，这种集权制度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

现在，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党中央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提倡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推动民主政治。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实现司法独立、司法公正、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等这些人类先进文明的精髓。

我要感谢夫君，虽然他已离我而去。但55年一路走来，他一直陪伴着我，支持着我，我写本书初稿时，他是第一个读者，及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提高了我写作的积极性。庆元去世后，我曾彻夜不眠思索着，我似乎忽然明白了，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而不能活两次，因此我很珍惜我的风烛残年，抓紧时间对书稿作了很多修改，根据几位老师和同学的意见，补充了不少内容。对社会和子孙后代留点痕迹，也寄托我对庆元的无限思念。

我要感谢新华所汤静新同志，她在百忙之中为我打字。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为我准备了计算机配置了蒙恬手写笔，可以替代打字，可以使用计算机写作，可以用手写笔得心应手的修改和补充文稿。我的宝贝孙子梦轩，也经常鼓励我，并深情地告诉我：他以奶奶为自豪。

我要特别感谢老会长王文正，他不仅细心帮助我修改了书稿，还为我书稿作“序”鼓励我。我还要感谢浦增元老师、饶第杨老师和冯际虞老师，他们花了不少精力帮助修改，而且还费心赐我墨宝，使我兴奋不已。我也要感谢提供宝贵意见的吴心梅、张国全、瞿坚和王学杰等老师和同学们，他们无论从内容到文字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最后，重庆先生为本书做了精心整理、修改和校对。

我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帮助和关心过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