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生逢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生长在一个繁华与贫困同生共存，传统与现代冲突抵牾，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里，他的人生将怎样开始，他的心路将趋向何方呢？

《半世文人半世僧：李叔同》以时间为序，对李叔同的生平事迹、艺术追求和佛学修养等予以详尽叙述、全面展示。

作者蒋心海行文流畅，文笔优美，文中并附有多幅珍贵历史图片，实为读者了解李叔同思想生平的优秀读本。

李叔同——弘一法师，在他同时代人的眼里，这是似乎无法统一的两世人生。由风流倜傥的浊世公子，到重振南山律宗的一代大师，这是一个怎样的转折过程？这样一个生命像一颗流星，果断、决绝、炫目、温暖，他留给后世的是一系列永远无法明了的谜团……通过阅读蒋心海编著的《半世文人半世僧：李叔同》，读者将对其身世有个更加清晰地了解。

《半世文人半世僧：李叔同》就李叔同生平和文化成就中的研究热点、难点和疑点，在依据可靠的资料进行合理辨析的基础上，对李叔同的一生进行了全面而又精练的勾勒，展示了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

小引

一、津门岁月

 1 家世

 2 童年印象

 3 书生少年

 4 京津艺友

二、海上风流

 1 南迁

 2 城南草堂

 3 悲欢家国事

 4 南洋公学

 5 声色场上

 6 沪学会

三、负笈东瀛

 1 音乐小杂志

 2 随鸥吟社

 3 东京美术学校

 4 春柳社

四、艺术人生

 1 北归故里

 2 太平洋画报

 3 执教生涯

 4 湖光山色伴歌声

五、走向空门

 1 断食

 2 皈依

 3 披剃为僧

 4 出家之谜

六、佛门修行

 1 持戒修习

 2 闭关永嘉

 3 云游弘法

七、出世精神

 1 前尘故旧

 2 护生画集

 3 晚晴山房

 4 清凉歌集

八、人间晚景

 l 行脚浙东

 2 南闽梦影

 3 最后忏悔

 4 黄花晚节

 5 悲欣交集

参考文献

后记

一 津门岁月

1 家世

天津老三岔河口，是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之处，水陆交通便利，这里曾是天津最早的居民点，也是最早的水旱码头和商品集散地。在李叔同出生的年代，这里依然是漕运的中转站和长芦盐的集散地。直到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河口向西北挪移，老三岔河口和原北运河河床被填平，改造成了东河沿大街（现在的狮子林大街），三岔河口地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在当年依旧繁华的老三岔口东侧，有条叫粮店后街的南北走向的马路。马路东侧，有条叫陆家胡同的东西向小街，胡同东口2号，是一所坐北面南的三合院，这里便是李叔同出生的地方。

当初，宅院的门楼不算太大，门楼正面有4扇平门，正对着北房。4扇平门很少打开，家人平常出入，只走门楼东侧的便门。院内方砖铺地，北、东、西三面，各有3间青砖房，墙基磨石抱角，房上有一米多高的女儿墙。在北房的后面，还有一个不大的院落，院内有灰土房3间，靠西房外首有一株老梅树。宅后不远处便是原北运河河身，顺河往东有条金钟河，沿河是一片树林。从李家住宅的情形来看，在当时的天津城里，也算得上殷实富足的家庭了。

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父亲名世珍，字筱楼（一作小楼、晓楼），祖父李锐，叔祖父李锟。据说李家祖辈经营盐业，康乾年间，天津漕运和盐业已相当兴盛，吸引了大量闽、徽、浙等地的商人来此经商，李家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天津。到李叔同父亲李筱楼这一辈，李家经过至少两代人的经营，盐业和钱庄业已颇具规模。

李叔同的父亲筱楼公53岁这年（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考中进士，曾担任过吏部主事一职。或许是无心仕宦，或许是官场失意，不几年筱楼公就辞去官职，一心操持家中的生意了。进士出身的筱楼公，既有为官的背景，又有雄厚的资财，生意越发红火，他先后买下大量的盐田引地，钱庄的规模也扩大了很多。据李叔同的次子李端回忆说：“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来‘镖’的时候，前门打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人出人进，热闹极了。”钱庄的生意也做得很大，宫北大街有专做门市生意的桐兴茂钱铺，家里还有做内局生意的桐达钱铺。桐达钱铺“柜房门前廊柱上，有木制的抱柱对联，红底黑字，上下联的第一字分别是‘桐’、‘达’两字”J。因此，人称李筱楼家为“桐达李家”，以便与冰窖胡同的另一户李姓富人区别开来。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李家，已是津门有名的巨富之一了。

李筱楼前后至少有妻妾4人，原配姜氏生子文锦。李文锦长李叔同近50岁，娶妻后不几年就去世了。筱楼公又纳郭氏，未有生育；再纳张氏，生子文熙（1868～1929），字桐冈，长李叔同12岁。但李文熙自小身体赢弱，筱楼公担心其寿命不长，就在67岁高龄，纳18岁的王氏为侧室。第二年（1880）王氏生下李叔同，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

李叔同对生母王氏的感情很深，许多年后，当他与人谈起母亲时，还是痛苦地一皱眉，摇着头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关于王氏夫人的情况，专门研究平湖方志的陈宰先生有过详细的考证，对其姓名、出生地、家世、嫁与李筱楼的过程讲得尤为详细具体，只是目前尚无与之相关的资料来印证。据说，王夫人出生在浙江平湖一小业主家里，与筱楼公祖上是同乡，后来王家破产，只好将女儿远嫁天津，给年长自己近50岁的筱楼公做了侧室。

李叔同两三岁的时候，筱楼公又在老宅附近的山西会馆斜对过，购置了一所大宅院（今粮店后街60号），全家搬过来居住。此宅院为道光年间一家富户所建，呈“田”字格局，由4个小院组成，分前后两个大院，除各有十多间正房和厢房外，还有厅房、仓房、过厅、游廊等。在“田”字当中一横的地方，有条两间房宽的间道，在“田”字中心紧靠间道的位置，有间高台阶的洋书房，是间刀把状的西屋书房，瓦顶有流水沟，东、南两面有窗。窗为两层玻璃，一层窗纱。房内有中式木床和书橱，摆设十分讲究。洋书房台阶下面，有竹篱围成的小花园，名为“意园”。在中国传统的大宅院里，弄一点洋书房之类的西式建筑，是当时大户人家的时尚，大概是为了显示主人的阔气和文明。在天津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开放城市里，这也算是一道别致的风景了。

整座宅院沿街而建，坐西面东，大门为“虎座”门楼，门楣上有精致的百兽图镂刻砖雕，迎面为刻砖照壁；门楼左侧为厅房，门楼和过道正上方分别悬挂着“进士第”和“文元”两方匾额。此时的李家宅第，宽敞而气派，彰显着主家的富贵与名望。这大概就是李家鼎盛时期的景象了。

1884年9月，筱楼公患了痢疾，病势越来越重，多方延医诊治，却不见好转。筱楼公自知不起，索性不再延医问药，不意反倒有了痊愈的迹象。筱楼公笃信佛教，他从自身病情的异常变化中，觉察到自己的“合报之日”也许就要到了，于是嘱咐家人延请高僧，于病榻之前诵念《金刚经》。他静静地聆听着和缓悠远的梵音，如入禅定，最后安详而逝，卒年72岁。

筱楼公去世后，在家停灵7天，每日请僧人一班或三班，诵经不绝。筱楼公进士出身，且做过吏部主事，又是津门巨富，因此丧礼的场面十分气派。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亲自“点主”，武官马三元“报门”，更是让李家倍具哀荣。

筱楼公去世以后，17岁的李文熙执掌了家业。李家随着时局的动荡，在内忧外患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败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国内政局陷入混乱，同时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反洋教”的运动也愈演愈烈。1900年，“庚子国变”爆发，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在这种内外交加的动乱与战争中，京津一带的商业经营自然难逃此劫，而李家的盐业和钱庄也不可能不被殃及。1902年，李文熙被迫转让了自家在河南内黄县的盐业引地（官府指定给盐商从事运销食盐的专卖区），李家从此失去了盐商资格。3年后，李家在天津城内的钱庄之一“桐华钱铺”歇业。到了1911年，也就是李叔同留学归来的那一年，包括“桐达钱铺”在内的两家钱庄倒闭，百万家资荡然无存，李家从此彻底地败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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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10月23日（清光绪六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降生于天津城一户富商家里。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渤海，北枕燕山，位于海河流域下游，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五大河在天津市区及其附近汇合而成海河，东流七十多公里至大沽口入海，故天津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

明朝时，燕王朱棣起兵争夺帝位，在此渡河南下。后来朱棣做了皇帝，为纪念这次起兵，将此地赐名为天津，意为“天子渡河之地”，并在此屯兵筑城，始称天津卫，“卫”即驻兵之所。

天津内有海河外临渤海，河海相连，是船舶往来必经之地。另据史载，早自唐朝就在此开辟盐场，设置盐仓。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渔盐资源，自然吸引着各地商贾汇集津门。清朝初年，有人就对天津做过如下描述：“海去城百里，从无入寇之患，商出百万之课，民获兴贩之利，乃鱼盐之薮也。”尤其是1684年清政府全面解除海禁之后，天津更是万商云集，商贸繁盛。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天津被迫开放，列强先后在此设置租界，发展洋行，染指海关，传播“洋教”。自此开始，反抗侵略的斗争在这里上演，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汇在这里激荡。几乎同时，洋务运动也鸣锣开场。1862年，驻守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在这里雇用英国军官训练天津洋枪队。1867年，崇厚又在这里设立军火机器局。而后，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常驻天津，在此开办煤矿，兴办洋务教育。就在李叔同出生的这年九月，李鸿章还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在津沪之间架起了电报线。此时的天津，已成为北方繁华的商业中心、贸易港口和洋务运动的重镇，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翻腾变幻。

李叔同生逢这样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生长在这样一个繁华与贫困同生共存，传统与现代冲突抵牾，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里，他的人生将怎样开始，他的心路将趋向何方呢？

十多年前，不知深浅，贸然写了弘一法师的传记册子。此书虽只有五六万字，却留下了许多遗憾。于今读来，仍倍感汗颜。我自幼时即背无神论，又怯于冒险学习；开禁之后，迫于生计，整日在红尘里滚爬，今生都打理不清，更无暇顾及来世的去向，故对佛道之类不甚了解。弘一法师一生经历丰富奇特，内心世界博大深泓，冥顽如我者，自然难窥法师门径，更无缘领略法师精神世界的异彩灵光。再写此书，不免心中惴惴，翻检法师著述及研究资料，盘桓月余，揣摩多日，仍然不敢下笔。

法师说过，“老实念佛”“不打诳语”，我虽无慧根但老实做事，不打诳语，庶几还可一试。故此，我打定主意，老老实实地来写：不虚构，不夸饰，不要花腔，不玩技巧，据实道来，平实说去。为此，我尽量让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都有所依，有所本；尽量让原始资料说话，而不是捉笔者跳出来絮叨；尽量顺着法师‘行脚的足迹，一步一趋地寻觅他的人生历程。

作为世俗中人，我对法师的佛学思想，很难有透彻的了解，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崇仰。且不说他一生的辉煌功业，就说他的人格，是何等高贵，何等令人追慕。比如他做事的认真执著，他待人的平易谦和，他刻苦行持的韧劲，他享受苦难的旷达，他自我责难的无情，他信仰的纯正坚固，他品性的方正端良，以及他惜福与节俭的美德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法师高贵人格的组成部分。而他人格的核心，则可用一个“人”字来概括。对此，法师在俗时的学生丰子恺，曾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十分像入的人”，是丰子恺对法师的最高评价，也是他之所以崇仰法师的根本原因。

我不知道丰子恺具体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做一个像样的人，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老实说，我每读及丰子恺的这段“人”论，心里都会轻轻一颤，仿佛他这话是冲着今天的社会说的，冲着自己说的。是呀，有谁不想做人呢？只是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道，在这样一个万众一心、急切地奔赴物质世界康乐生活的时代，人们对行走乃至奔跑的姿态是不太讲究的，甚至顾不得讲究。什么规矩呀，从容呀，优雅呀，其实都没得用，关键是速度，谁先跑到谁就是胜利者，至于跑到那里之后干点什么，顾不得想，问题太超前，到了再说吧。总之，这是一个亢奋的时代，人们都轻装上阵，赤条条地狼奔豕突，把奔跑当做了目的。由于跑的人多，又不讲规矩，不重姿态，因而就有点乱，方向感不强或头脑不清爽的人，跑着跑着就找不到北了。

窃以为若要人做得有模样，须从起卧坐行开始。法师小的时候就很讲究，饭桌摆不正都不能坐。当然言谈也重要。法师小时候好指东画西说人家不对，他的老表哥就指着他教训道：“你先说说你自个”。据法师说，他小时候常行袁了凡的功过格，也曾亲见父亲扶危济困的善行义举。我这不是在说少儿教育，这个你懂得。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奔跑，少有空闲来关注这样的常识，甚至连生死大事也没得空闲去认真琢磨，或者索性来一句：“自打来到这个世界，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是啊，咱都不打算活着回去了，还有什么好讲究的。不过呢，既然铁了心要死在这里，何不注重点姿态，行走得从容一点，甚至优雅一点。累了的时候，也歇一下，顺便想想“奔跑”之外的事情。总之，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都应讲究点姿态，甚至体面，至少不能活得太丑陋，死得太难看。这样的话，就差不多有几分像人了。

弘一法师的后半生，都在极其认真地做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了生死”。应该说，他做得十分到位，用丰子恺的话说，他最终成了“十分像人的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行走的姿态算得上从容而优雅；他死的时候，更是标准的释迦摩尼佛的“吉祥卧”，从容而安详，姿态堪称完美。当然，佛是讲缘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得了那个世界，但他对待生死的认真态度，却值得我们这些在拼命奔跑的人思量。这，也是我亲近弘一法师的原因。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专家学者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没有这些前辈今贤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这本小书。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乞请众位方家不吝赐教。同时也请读者朋友，对书中的失误与不当之处批评指正。

赵光怀、许允龙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谨致谢忱。

偶感随想，拉杂记来，聊作后记。

2011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