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总统的政治传记，六亿同胞的乱世体验。

《总统们:民国总统的另一面》由张程所著，权力巅峰的黑白神情，民国总统的多面人生。

6位总统青年作家张程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质朴地评介了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6位总统，一改传统认识思路里对6人的偏颇认识，引入不少不为人所知或被人忽视的史料，视角独特地写出了这几位人物的另一番故事全书兼具客观思辨性和故事味性，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总统们:民国总统的另一面》由张程所著，是一本评介民国早期总统的通俗图书《总统们》包括北洋政府的5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和缔造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总统们:民国总统的另一面》共6位总统青年作家张程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质朴地评介了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6位总统，一改传统认识思路里对6人的偏颇认识，引入不少不为人所知或被人忽视的史料，视角独特地写出了这几位人物的另一番故事全书兼具客观思辨性和故事味性，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楔子

第一章 孙中山：中国第一位总统

思想发轫：西方归来的革命者

革命起步：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总统生涯：仓促民国和空降总统

南北统一：议和与让位

北京之行：君子遭遇两面派

“多用匪类”：不靠谱的依靠力量

名垂不朽：孙中山之死与身后事

第二章 袁世凯：路过民主共和的门口

戊戌变法：告密者还是自首者

晚清重臣：练兵与办新政

东山再起：“养病”与逼宫

宋教仁案：幕后主使？庇护凶嫌？

艰难抵抗：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洪宪帝梦：中国还得有皇帝？

后袁时代：民国从此成乱世

第三章 黎元洪：菩萨总统梅开二度

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张振武案：诬陷案背后的黎袁斗法

被迫离鄂：黎元洪搬进了瀛台

府院之争：引狼入室成复辟

法统重光：尽职演员与虚假闹剧

息影津门：黎元洪的隐居时光

第四章 冯国璋：典型军阀与非典型总统

发迹之路：冯国璋的早期经历和性格

虎踞南京：军阀割据开始了

四哥快来：与段祺瑞的明争暗斗

进退两难：总统位上走末路

第五章 徐世昌：民初乱世的文人总统

艰难崛起：穷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总督东北：在晚清政坛的短暂作为

居中调停：前清遗老和民初“老好人”

偃武修文：文人总统不如意

津门寓公：徐世昌的晚景与晚节

第六章 曹锟：总统的诱惑力

贿选闹剧：“今日仍无总统”

曹锟崛起：大军阀原是小布贩

曹吴配合：最大的本钱

末年流寓：晚年不如意和保守晚节

后记：大变革时期的大人物

光绪五年(1879年)，14岁的广州香山少年孙文第一次远离故乡，看到了浩瀚的太平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和劈波斩浪的钢铁大轮船对一个晚清乡间少年所产生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从阴暗僵化的广东乡村走出来的孙文，漂洋过海，之后四年的侨民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彻底褪去了身上的东方乡村气息，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思想，成长为了一个完全的西方政治的信徒。

孙文此行的原因，是跟随母亲杨氏去太平洋正中的檀香山(夏威夷)投靠哥哥孙眉。

当时的檀香山有着数以万计远赴重洋谋生的中国同胞，他们大多是中国沿海的穷苦百姓，自愿或者被贩卖到这座群岛上来做苦力，这其中就有孙文的哥哥孙眉。当时孙家也是家境贫苦，孙眉就选择了来檀香山做工，想来已经有八年了。由于他肯吃苦又很能干，先是在茂宜岛上垦荒，后来又经营了农牧业和商业，竟然从一个打工仔发展成了当地巨富，人称“茂宜岛王”。

接母亲和弟弟来岛上定居后，孙眉就安排孙文进入了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小学“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001)学习。孙文在这所小学学会了流利的英文，并瞪大眼睛听进去了新旧圣经、酸碱反应、天体运行和选举开会等国内小伙伴们不可能听到的知识。在一个人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西方科学和政治理论占据了小孙文的头脑。

当时檀香山的社会氛围对孙文思想的形成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末期的檀香山群岛，处于专制君主统治刚被推翻、民主共和制度肇建的动荡岁月之中，美国势力不断渗入，直至兼并檀香山为本国的夏威夷州。身处其间，孙文对檀香山的政治变换耳濡目染，各种政治宣传、近代思想、思维争辩如过江之鲫在他眼中鱼贯而过。所有这些对孙文确立自身的政治思想体系，走上政治之路，影响重大。

尽管孙文是中国的革命先驱，但是西方思想体系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进而影响着他之后的决策和作为，这都和孙文早期的这段侨居的经历有关。

檀香山是华侨聚居地，孙文在此成长，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褪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色彩。难怪很多年后，已经改名为孙中山的革命领袖的孙文，总结革命经历时感叹道：“华侨乃革命之母。”

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分两层意思来理解：首先，孙中山成长于海外华人社会，政治思想也是在华人社会中酝酿成熟的。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想的根子是西方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这一点想想当时侨民的生活际遇就不难理解。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穷苦百姓到海外讨生活，干的是最脏最苦、收入最低的活，却没有丝毫社会地位，政治上还受歧视。他们很自然地反思原因，进而感叹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障华人的利益。祖国为什么会落后呢？海外华人最先把“国家”和“政府”剥离了出来，将“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原始的革命思想萌芽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群体进行反思后，头脑里造反的思想日益浓厚，成为了革命的主体。孙中山就是这一土壤培养出来的革命种子。

其次，华人群体为革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孙中山等人的生活资金和革命经费基本靠海外华人捐助。比如革命党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就全在本地募集，香港著名华人富商李纪堂、李煜堂等人就是革命党人的幕后金主。孙眉为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事业，也慷慨解囊，最大单笔捐助超过十万美元，几年之后即告倾家荡产，破产离开美国。当然，掩护、资助革命党人的主体还是最广大的默默无闻、生活拮据的普通华人劳工。

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华人华侨的确是近代革命之母，哺育了孙中山等革命之子。

西方文化为孙中山打开了眼界，点燃了思想的火花，但同时也让孙中山养成了用西方的政治思维和眼光看待中国政治和人心的思维习惯，由此造成了孙中山在了解中国国情、动员国内力量等方面的举措出现了欠缺甚至是错误。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这样评价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孙中山对国情认识不足，常常过于乐观估计形势，作出错误决策，败给中式政治思维的对手。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P13-15

感谢大家阅读此书。

这是一本评介民国早期总统的通俗图书。以1928年东北易帜为界，“中华民国”38年历史(1911年至1949年)可以分为两段。前17年北洋军阀操纵北京政权，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北洋政府时期”。这本《总统们》里的总统就包括北洋政府的五位总统和缔造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共六位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乱得一塌糊涂。16年间，北京召集过五届国会，颁布过7部宪法，组建过42届政府，约60个人担任或者代理过内阁总理。但以“总统”名义执政的却屈指可数，其中临时大总统2人(孙中山、袁世凯)、大总统5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他名称的国家元首有临时执政1人(段祺瑞)、陆海军大元帅1人(张作霖)。这8个人中，中间的6个人都在小站练过兵，是百分百的北洋枪杆子人物(徐世昌虽出身翰林，但投笔从戎)，最末位的张作霖毕业于“绿林大学”，投靠了袁世凯，也算半个北洋枪杆子。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位西式政治家，不做军阀的那一套，可也掏过手枪扔过炸弹，军事经验不逊于其他诸人。8位国家元首都深深地与乱世军队牵连在一起，是民国早期的一大特色。

本书又是怎么写这六位总统的呢？

老实说，书中的六位总统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课本教、电视放、报刊写、口耳相传，相信每位读者肚子里都装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要把他们写好、吸引读者重返清末民初去看他们的作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本书写的是我心目中的六位民国总统，我尝试着写出他们的另一面。因为我觉得，人们对六位总统惯常的认识存在偏颇，许多史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比如课本上的袁世凯就戴着一张面具：面目狰狞，一无是处。我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政见、一心追逐权势的卑鄙野心家。他在朝鲜局势、编练新军、主政直隶、晚清新政等方面都有建树，是当时国内外瞩目的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年，袁世凯被许多人看做是稳定局势的强权人物。但在西方民主共和问题上，袁世凯无知，而且排斥。他曾对西方外交官说：“我们传统的习惯与你们西方的很不相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的抽象的政策观念。”考虑到袁世凯一生只有四年生活在民国，他的底色是传统的、旧式的。他首先是个清朝权臣，其次才是民国总统。实事求是地讲，袁世凯对局势的判断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能彻底解决的，骤然照搬西方制度反而会激化中国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在中国国情下水土不服。当然，袁世凯肯定是个大罪人。他的罪过在于，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力人物理应为中国找到正确的富强之路，可他却将中国步步引入歧途，直至个人粉墨登场南面称孤。袁世凯对民国初年的局势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许多人看到袁世凯做过皇帝，就以为袁世凯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其实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袁世凯终生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留着两撮大胡子，又喜欢喝粥，几乎每餐都喝好几种粥，有大米粥，有小米和玉米混掺的粥，还有一种河南的绿豆糊糊。袁世凯吃东西很快，几口就吞完了一大海碗的面条，常常弄得胡子、衣服上沾满饭食。即使当了总统，袁世凯也从不用手绢，抹汤汁、擤鼻涕都用衣袖擦擦，结果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更“乡土”的是袁世凯不爱洗澡，与当时北方农村的老农一样每年只在过年时洗澡，平时就用湿毛巾擦一擦身体完事。别看袁世凯留下来的戎装照威风凛然、光彩照人，可就光鲜那么一层，里面还是一个河南老农。

后人常常仅凭结果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生。袁世凯日后的表现让许多人过分关注他的恶行，忽视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其他几位总统的遭遇也类似，不到百年的岁月在他们身上沉淀了不厚不薄的尘埃。希望本书多少能吹散一些历史的尘埃，显露真迹。

北洋政府时期顺带着也沾染了不少的历史灰尘。那是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统治薄弱、民生暗淡的时期。东南西北军阀攻来打去，全国一盘散沙；外辱不断，中间还夹杂着“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怎能不叫爱国志士为之扼腕叹息？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并非一无是处。恰恰是政府控制力的薄弱，才给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带来宽松发展的空间，非政治层面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事物，都可以在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中找到模糊的源头。近年来，人们拿出望远镜回望民初社会，兴趣盎然。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民初社会拥有若干值得肯定、珍惜和回顾玩味的东西。

1912年4月16日，上海《民权报》发表了署名“天仇”的文章《胆大妄为之袁世凯》，此后一连发表了10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历数袁世凯劣迹。“天仇”是当时年仅21岁的戴季陶的化名。他把袁世凯批判得体无完肤、十恶不赦，更在4月26日发布《讨袁世凯》一文，指责袁世凯“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坦然处之。尽管有时候，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很不高兴，和作者、编辑对簿公堂，但对簿公堂本身就意味着北洋军阀对媒体的宽容。比如冯国璋曾经因为报纸称他为“狗”(他本来就是“北洋三杰”中的“狗”)，愤而与报馆法庭上相见。但他对报刊媒体总体是宽容的，并无取缔、操纵之举。民国初年的报馆遍地开花，繁荣得很。报馆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比如戴季陶之类的“愤青”，往往因某个事件或者不公现象抨击政府，指名道姓骂政治人物。他们的监督很有意义，但很多时候是仅凭有限的事实乱扣帽子乱放炮。1912年早期，袁世凯的形象和作用还相当正面，《民权报》和戴季陶的言行遭到了同盟会稳健派的反对。同盟会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打起了笔仗，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搬出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来，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其实，《民立报》自己也批评袁世凯，只是比较温和而已。

宽松的环境让戴季陶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熊希龄财长与列强银行团磋商的借款时候，“天仇”发表了一篇言辞激越的奇文《杀》。全文四句话，24个字：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于是，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季陶“鼓吹杀人”为名将他逮捕。十里洋场各报馆顿时大哗，强烈要求租界当局放人。国务总理唐绍仪也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租界当局第二天就让戴季陶交保开释，不久以“妨害秩序”罚款戴季陶30银元结案。

这便是民国初年社会的好玩之处，当时有“报馆热”、“政党热”、“办学热”、“新学热”、“出洋热”等等。大城市中，称会、称党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上海百姓专门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一类人：街头政治家。有那么一群人，终日里西装革履、挟着公文包，与社会三教九流广有联系，满嘴新名词，什么国家、政府、民主、共和、平等、富裕等等。一旦国家有事或者社会上出了热点问题，他们就鼓噪而起，成立若干协会、团体或者大会。别看这些全国性团体的总部设在里弄的某个亭子间里甚至是楼道的一角，却丝毫不影响街头政治家们的热情。于是，五花八门的通电充斥中国上空。一些人甚至以名字列人通电为荣，至于这些通电有没有人看没关系，只要自己能露脸就行了。如果有人去看电报内容，即使看完觉得电报狗屁不通，通电之人也得意洋洋，多了份炫耀的谈资。当是时，西方风气汹涌进入中国，主流观念希望中国大地能够复制西方社会，可惜学得不深不好，就变成了上述情形。

民国初年，中国大地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不单单有传统王朝崩溃新权威未能建立的混乱，还有中西方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混乱。如何看待这个大变革时期呢？许多人认为这一阶段因为缺乏社会铺垫和思想教育，依然没有逃出中国传统“改朝换代”的范畴。“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堕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习惯。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这些民遥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客观存在的，有目共睹的，但传统被掩盖了，新的东西被夸大了。辛亥革命的本体，仍然是一个王朝更替的运动。”(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

中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面对几十位临时参议员宣誓，誓词很短，却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千年古国告别了王朝，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人‘民治’的新时代了。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各国都经历了从王朝到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很艰难，涉及各方各面，难免存在反复。英国就有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法国有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称帝，俄国的转型期更长，农奴经济、专制残余和薄弱的经济让自上而下的历次政治跃进都大打折扣。民国建立后种种乱象，常让人有痛心疾首之感，但是如果放在社会艰难转型的大背景中观察，我们也许会平常、客观一些。转型的疼痛表现为社会乱象，也许是中国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

三

每一本书的完成，都是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结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有：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唐德刚著的《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中国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1912的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真假共和一1913的中国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朱宗震著的《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版；夏双刃著的《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九州出版社2006年2月版；李菁著的《孙中山传——天下为公》，华文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王政著的《历史的棱角》，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版；刘秉荣的《荒诞史景——北洋官场迷信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