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关键时刻。此时的柴泽民已经六十二岁，在大多数同僚眼中，他是真正的功成名就，完全应该安度晚年了。但他却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员下，在中美关系十分关键的一年里，接受了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前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而1978年的美国，在中国人心中，仍是与中国为敌、极不友好的国家。那时，柴泽民正在泰国当大使，经过了一段困难的过程，两国关系现正走向顺利、正友好发展的时候要调他去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任职，从内心讲他实在有些不愿意，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那就只好做“去”的准备了……

1949年以后，中美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虽通过各种渠道有所接触，但时断时续。70年代初起，两国关系发生转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随后双方互设联络处。1978年两国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终于正式建交。在这长达三十年两国建交的风雨历程中，充满坎坷和艰辛，上演了一出出惊人的外交传奇。

我所知道的柴泽民(代序)

赴任美国

 接受新任务/初到美国/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之间的神秘接触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引起毛泽东关注/燕京师生间的特殊对话/毛泽

 东为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再定基调/离境的司徒雷登感到丢脸了/

 外交史上独特的马拉松式会谈/要回钱学森也是一个胜利/

中美关系走向改善

 想起了老朋友尼克松/“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中美互致改善关

 系信息/毛泽东让斯诺上了天安门/乒乓外交的邀请，震撼基辛

 格/华盛顿精心实施“波罗”绝密行动/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会谈

 /商定尼克松访华事宜/《七一五公告》震动了世界/

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

 历史性的握手/中美领导人谈笑风生论天下/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

 始/解决台湾问题是关键/“长城也是人类和平的标志”/周

 总理的外交风范叫人折服/世界外交舞台出现了“中国热”/

中美关系下一步怎么走

 逐步迈向正常化/福特时期中美关系停滞不前/卡特政府举棋不

 定/美国确定了对中国问题的基调/卡特派员对华进行“探索性访

 问”/

建交谈判的前奏

 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卡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邓小

 平会见布热津斯基/

中美建交谈判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谈判/双方同意加快谈判进程/邓小平一锤定音/中

 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台湾当局受到沉重打击/

中美建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中方代表、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关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工作

 筹备联络处的先遣组/联络处成为中美高层之间联系的秘密渠道/

 门庭若市的侨务领事组和商务组/轰动美国的中国武术团访问演出/

 不平凡的1978年/

邓小平的外交旋风

 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安全问题考虑最多/美国政府用最高规格的礼遇欢

 迎邓小平/卡特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极其重要的会

 谈/与美国各界广泛接触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访美日程排得满满的

 /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

任驻美大使的日子

 出任驻美大使/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1979年内中美两国来往越

 来越多/

中美关系的复杂多变

 他见证了那一段中美关系/中国反对《与台湾关系法》的斗争/台

 湾非法转移外交财产案/

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中美开始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美

 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

中美经贸关系进展异常曲折

 经贸谈判极其艰巨/科技、教育、文化关系获得突破/民间大使陈

 香梅/友谊之情感人之行/

里根上台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里根就职典礼的风波/《八一七公报》与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艰苦斗

 争/关于“胡娜政治避难事件”/关于“湖广铁路债券”问

 题/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

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

 全面发展经贸互利，战略安全关系升级/为伍德科克大使过生日/

 感人的离任活动/

附录：在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和泰国当大使的岁月

 在匈牙利任大使/转任驻几内亚大使/出使埃及/难忘的曼谷

 岁月/

1978年，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关键时刻。此时的柴泽民已经六十二岁，在大多数同僚眼中，他是真正的功成名就，完全应该安度晚年了。但他却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员下，在中美关系十分关键的一年里，接受了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前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而1978年的美国，在中国人心中，仍是与中国为敌、极不友好的国家。那时，柴泽民正在泰国当大使，经过了一段困难的过程，两国关系现正走向顺利、正友好发展的时候要调他去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任职，从内心讲他实在有些不愿意，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那就只好做“去”的准备了。

1978年5月，柴泽民刚刚从泰国回到北京，就遇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布热津斯基主要谈的是建交问题。那时万斯国务卿从苏联谈判核武器问题失败归来，于是卡特总统只好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中美建交之后再跟苏联谈判，以中国来压苏联。所以布热津斯基一到中国就很直截了当地说，他来中国就是为解决中关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当时，邓小平副总理考虑：谈判建交问题我们赞成，要是谈成了，建交之后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那我们为什么不谈？柴泽民从离开泰国到接待布热津斯基，中间这个时间很短，紧接着还参加了黄华外长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两次建交会谈。进行了两个月的准备，看了一些资料就到美国上任去了。

1978年8月5日，柴大使偕夫人李友锋启程前往美国赴任。他坐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思绪万千……

接受新任务

过去两年多来，我总是在北京与曼谷间往返，现在，又将开始新的跨国飞行了，心里真是别有一番感受。这次奉调的消息一传开，从泰国离任的送行活动便排得满满的：想为我饯行的人接连不断，一天三顿饭都有人请，从泰国王室到地方官员；从政府的各部长到各党派领导人；从各界友好人士到华侨华人，无法拒绝他们的热情。同时，外交同行们也都赶到中国驻泰使馆来送行。

在告别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中泰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和睦相处的典范，两国人民的交往已进入水乳难分的境地。大家都在祝中泰友谊万古常青。一想到这里，我内心就起伏难平。我是1976年作为中国首任驻泰王国大使前往赴任的，现在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已掀开了新的一页，我衷心地为泰国侨胞和华人朋友在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泰中关系的发展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而感到高兴。我希望侨胞和朋友们，一如既往，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临行前，我举行告别招待会。有些华人讲的话感人肺腑，他们回忆起两年前中泰关系的处境是如何的困难，深感今日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他们说：“通过柴大使的胆魄和坚忍、耐心和努力，渐渐地，使大家了解了我们的国家，了解了我们国家外交官的真实面貌和实实在在的能力。”说我是“在曼谷能找到的最好的大使，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富有人情的心，一颗巨大的心！”我知道，这些褒扬是对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方针的赞美，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

当地的报刊杂志不断地在谈论我，对我未来的职务有很多猜测。几个月前，中国刚刚宣布资深外交家黄镇即将调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一职，人们最容易联想到我将去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接替黄镇。

其实，早在1978年2月上旬，中央已经确定了由我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务。

2月份我回到北京的家中，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听到消息也纷纷赶回。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这是很难得的全家人团聚。父母与儿女们的目光碰撞着。儿女们望着我们，我感到他们的目光里似乎流露出对父母的陌生。他们心里也许在想：“你们老俩口头发已经花白，老了，即使还需要工作，也是该留在北京的年龄了，为啥还要往外跑？”在战争年代，孩子们过的也是烽火硝烟中的动荡生活。60年代初，我偕李友锋就出国任大使去了，匈牙利、几内亚、阿联(今埃及)、泰国，近二十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一般人总以为外交官享有种种特权，可以领略世界各地异国风光，而不了解许多这样从事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大使家庭在感情方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忍受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孩子不像在常人百姓家庭，可以得到正常的父爱与母爱。他们过早地独立生活，使他们变得各有主见，相互间长期分离，总不在一起而变得彼此陌生，不容易倾吐心里话，甚至还羞于喊“爸爸”、“妈妈”。

儿女们盼了多少年，满以为父母老了总算回来了，该有一个像样的家了。可是，我望了望儿女们，却说：“我和你们的妈妈很快就要去华盛顿赴任了。”而孩子们的眼光，不是惊异就是疑惑，却一点都没有什么惊喜。

李友锋也有些不安地帮我解释说：“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人家美国以前派来驻北京的主任比你爸年龄还要大十岁，都已经七十二岁了。你们的爸爸今年才六十二岁，哪能不听领导的话，不去赴任啊。”P1-3

我所知道的柴泽民

(代序)

初冬时节，笔者又一次登门拜访我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老人。柴老平时已经谢绝会客了，他年纪大了。我和他是老乡，我说要去看他，还不致于把我拒之门外。

他虽已年届九旬，但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思维敏捷，步履稳健，一点也不像九十高龄的老人。交谈起来，他平易随和，一点名人的架子也没有。还好他的记忆力尚可，回首六十多年的往事，时间、地点、主要情节都描述得比较清晰，仿佛历历在目。柴老的革命生涯，从战争岁月的风口浪尖，到国际舞台的波谲云诡；从十七岁(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到太岳区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再到建国后任北京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从四十四岁(1960年)步入外交领域，先后出任我国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泰国和美国大使，到1974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和1982年底从美国卸任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采、波澜壮阔。

创造新中国同泰国外交史上的辉煌

作为一位大使，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处理好国际事务，增进了解，广交朋友，沟通感情，促进友好，除了靠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外交官自身的政策水平、工作经验、人格魅力和公关能力。

50年代初，党中央成立了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柴泽民当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任北京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使他有机会很早就参加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外事活动，见识了接待外国首脑的一些场面。

柴泽民身材魁梧，语言朴实且不乏幽默，稳健中透出机智。在任驻外大使期间，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发展与驻在国人民的友谊放在重要位置，在同所在国政要交往中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即使开始“坐冷板凳”，也能扭转局势，逐步打开局面。

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次年柴泽民出任我国首任驻泰大使。1976年10月泰国发生了一次政变。政变后上台的新政府，镇压国内一切进步力量。当时泰国的八家华文报刊，被查封了七家，只保留一家台湾办的报纸。新政府口口声声要发展同台湾当局的关系，给了柴泽民大使一条“冷板凳”。当时有许多谣言：说中国大使在政变时被吓跑了！而泰国朝野中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十分关心泰中关系的变化，使馆时常接到电话问：“柴大使还在泰国吗？”使馆人员回话说：“柴大使一直在使馆呀。”对方说：“那就好，那就好。”柴泽民从这些电话里揣摩出泰国华侨、华裔和泰国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担心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觉得应当到他们中间去亮相沟通，好让他们放心。于是，他让司机把国旗挂在汽车上，冒着危险，把车开进曼谷最繁华的市区，存心“招摇过市”一番。汽车驶入耀华里，他干脆弃车步行，逛商店、问货价，同侨胞、华裔打招呼问好。此番“现身说法”非常灵，在大街上目睹了中国大使风采、在商店里同中国大使聊过天的人，把中国大使活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问“大使在不在”的电话也随之逐渐消失。他还通过好朋友、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威上将邀请中国足球队、篮球队访泰，并请泰国警察总监蒙猜上将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访泰。一时曼谷中国人乘汽车来往频繁，报纸上刊登中泰球队比赛不断，两国关系变得活跃起来。泰方还邀请中国文化艺术团等到泰国表演，一些担心中泰关系破裂的人顾虑慢慢消失了。柴大使就是以他的那种平易亲和的作风，赢得了驻在国人民的信任，从而也打开了大使的工作局面。柴大使认为这还不够，泰国国王和军队在人民中影响很大，必须开展王室和军队的工作，于是通过各种关系拜访了王太后诗纳卡琳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为中泰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道路。  一次，一个中国文化艺术团访泰，柴大使提出给王太后演出一场，王太后欢迎在她的王宫中表演，并请了王亲贵族及华人领袖百余人出席。演出后还举行了招待会。这次活动轰动了泰国，所有曼谷报纸都作了报道。

在一次招待会上，与柴泽民相熟的《曼谷邮报》的总编辑，主动介绍他与泰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将军相识。交谈之中，江萨流露出对印度支那、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关注，也想了解中国对这一地区形势的看法。柴泽民不失时机地分析了这一地区乃至世界的形势，也谈到了中泰关系的重要意义。柴泽民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中泰应持之共同立场，江萨颇感兴趣，特别是坦诚告之中国与泰共的关系，使江萨久存心中的疑虑随之冰消。已很久不登柴大使活动消息的媒体记者，看见江萨同柴大使谈得那么起劲，都围了过来，你摄影，他记录，第二天曼谷所有大报都在主要版面登载了他们交谈的照片和谈话。几天以后，江萨请柴泽民到家中做客，柴大使如邀前来。这天，不仅江萨的夫人、儿子出来相迎，座上还有江萨请来的泰国外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江萨像招待老朋友那样对柴大使说：大使先生，请把咱们前几天谈话的内容，再给我们这几位部长讲讲，我去厨房做菜招待各位。柴大使便同几位部长畅谈起来。此后，每过个把月，江萨就请柴泽民去他家畅谈一次，江萨一家同柴泽民夫妇也成了常相往来的好朋友。

1977年11月，江萨出任泰国总理，中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泰国的华侨、华人地位明显提高；两国贸易日趋活跃；被前政府封禁的华文报刊全部复刊。而柴泽民也成了新闻聚焦人物。乘此机会，柴大使代表中国政府邀请江萨访华，在泰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自此以后中泰友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后来柴泽民到美国任职，江萨访美时还特地到使馆看望他。

柴泽民任泰国大使的两年半时间里，泰国政局真可谓风云变幻莫测，但中泰友谊越变越好。这两年半里，柴泽民从王室、政府、军队到商界，交了许多朋友。柴泽民告别曼谷之前，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天天中午、晚上都有人为他饯行，王宫大臣、国会议员、各部部长、三军司令，华侨、华人，轮流不止。柴泽民每忆及此就有一种两国友谊如长江之水、川流不息的感受。他在泰国工作的两年半时间，经历了泰国两次大选、三次政变、四位总理、五届政府，在政治如此动荡的环境下开展外交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幻，他依然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为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架起了一座坚固的友谊桥梁。为表彰他的成绩，在他离开泰国去美国赴任时，泰国国王授予他最高荣誉——一等白象勋章。试想，从他到任初期受到的冷落，到离开时获此殊荣，这有多大的反差。

参加中美建交谈判和成为首任驻美大使

1978年夏天，酝酿已久的恢复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开始了。柴泽民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参与了举世瞩目的建交谈判。经过半年的努力，1978年12月中旬，中美两国达成了建交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3月1日互设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中美关系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在中美双方互设大使馆、互换大使的日子里，他的名字在世界上受人瞩目。柴大使在美国经历过“首航”的艰难，也品尝过“首航”的乐趣，作为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他的名字被载入了史册。

中美两国既同是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又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经济背景和意识形态。两国政府从原先的敌对走向现在的正常邦交，尚有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和处理。外交问题十分敏感，难度极高，动辄就影响两国关系。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的责任十分重大。在他任大使期间，美国方面有两位总统(卡特和里根)任职。凭着多年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和处理外交难题的卓越能力，他在工作中既不失原则性，又有相当的灵活性，将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外交舞台上创造了辉煌。

为表示对柴泽民在发展美中关系中所作的贡献和对他的敬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特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也分别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和名誉教授称号。

柴泽民驻泰国和美国期间，改过两个规矩：一是在泰国期间，把只在上班时间接见来访者，改为随来随见，后来把这个规矩带到美国；二是在美国改变了签证制度，把强调对等签证时间，改为一般争取一周或当日办毕。这两项改革拉近了中国大使馆同驻在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加速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中泰两国是近邻，也有悠久的友好历史，但毕竟中断了多年的联系，许多华侨、华人希望了解故国、了解家乡的信息，对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也表现得非常亲近，总想同他们多聊聊。但有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他们晚上来，影响自己的休息，也改变了过去的常规，因而不愿接见。柴大使说：“你们不愿意见我来见”，“人家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见。”在美国时，他经常到各州去做报告，报告结束后接见留学生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但是接见台湾同胞则在深夜，因为当时台湾同胞不敢白天和中国大使接触，怕台湾当局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他们往往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还言犹未尽。这种夜间工作的经历，是他在50年代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期间养成的。那十年他经常是工作到深夜1、2点钟，每天文件很多，必须当天批完，否则第二天又是一大批。忆起那段工作时，柴老说：彭真市长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的，经常中央夜晚开完会后，有需要向下传达的事，他总是连夜开会传达，这样，我们只好等着他开完会回来，到2点钟后他不召集开会了才睡觉。为此，柴老还学会了开汽车，晚上开会就不麻烦司机了。那十年中造就了他承上启下、左右兼顾，既当参谋、又当领导，协调灵活、纷而不乱的工作本领，完成了从戎马倥偬的军人向精明强干的行政长官的转化，这为他出任驻多国大使，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和准备。

长期活跃在民间外交的舞台上

1982年底，柴泽民任期届满回国，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从1978年起，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此间，他多次率领政协和外交学会代表团访问欧、亚、美许多国家，为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

90年代后，柴泽民辞去了外交学会的工作。接着，又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和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等多个民间组织的邀请，担任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等职务。虽然每天公务依然繁忙，但他感到生活很充实。近几年，他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到美国、英国和法国去考察债券、股份制，带书画家代表团去东南亚访问，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文化交流，还赴韩国参加过东北亚形势研讨会；他也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和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的发展奔波。可以说，在他能为改革开放效力的地方，他依然像过去那样不辞劳苦，不畏艰难地工作着、开拓着和奉献着。

1981年，为促进社会各界对世界语的了解，扩大世界语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推广世界语，在国际上为世界语运动增添一份道义上的力量，推动世界语运动更广泛的发展，由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夏衍等十位社会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首任会长是楚图南，副会长为黄华、胡绳、柴泽民、罗俊和陈昊苏。1994年，楚图南会长在临终前说：“要继续办好世界语之友会，请柴泽民同志接我的班！”其实早在90年代初，柴老曾专门到楚图南家拜访，当时陪同柴老的还有北京世协的王彦京。在那次拜访中，楚老非常赞赏柴老对世界语工作的热情，他说柴老年纪还轻，身体也好，在外交界很有影响，希望柴老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世界语工作，他希望柴老能够接过世界语之友会会长的职务。1996年，世界语之友会换届选举时，柴泽民当选为第二届会长。十年来，对于中国世界语的活动，柴老一直倾尽全力支持，他曾经因为参加世界语的活动而错过重要的外交会见；他一直说：“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很深、很远，我在30年代学习世界语，尽管学得不好，但世界语在我心中却种下了深厚的种籽……”

柴泽民自幼好学，在中学时读了许多进步书刊。中学毕业后家穷无力升学，只好在一所小学以教书糊口。在这里，他参与发起成立“反帝大同盟”。后因领导全县小学教员游行示威反对阎锡山限制进步思想的所谓“鉴定”失败，失去教书的职位，也因为在这次斗争中的坚定和勇敢，于1933年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闻喜县委为了培养柴泽民，要他考入运城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接触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在这期间，他参与恢复组建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盟、社会科学联盟等。

1935年，由于闻喜县党组织被破坏，柴泽民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乡到西安，在那里他为了糊口到杨虎城的部队当看护兵，后考入绥靖公署军医处学医。也就在这段时间，柴泽民结识了懂得几种外语的前同盟会成员景梅九，从他那里知道了世界语，并了解到世界语是一种进步的人造语言，是为人类和平服务的语言，这使柴泽民对世界语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希望了解更多的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在了解到世界语简单易学后，柴泽民报名参加了当时景梅九成立的西安世界语学会的世界语培训班。除了参加世界语学习班，他还订阅了当时上海出版的《LA MOND0》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的世界语运动。那时和他同去学习世界语的还有他在医学班的同学。在那段时间，每天吃完晚饭后，柴泽民和他的一些同学就去世界语班学习世界语，可是不久他们的行动被军医处处长知道了，遭到了他的反对。那位不知世界语为何物的军医处处长把他们一班学生集合起来狠狠批评了一通，说：“你们只要学好医，就一辈子的饭碗都有了，还学什么世界语？难道你们还想当外交官不成？”没想到，这位处长当年一句不经意的假设，后来变为现实：外交官，成了柴泽民真正的职业。

同那个时代的进步世界语者一样，在接触了世界语以后，柴泽民一方面希望通过世界语拓展自己的眼界、增长知识；一方面也在考虑是否能够利用世界语为党做一些宣传工作。于是他撰写文章，利用一些进步报刊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他利用《工商日报》副刊开辟“我们的语言”专刊，每周一期，专门组织撰写稿件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即汉语的拉丁化)。至今柴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一共出了八期。然而在那个年代，进步的东西总是要受到反动统治者的严密监控，由于柴泽民经常撰写和翻译世界语文章，所以他也被当时的西安军警稽查处逮捕与审查。当被问及为什么学习和使用世界语时，柴泽民巧妙地解释说：“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是波兰的眼科医生，我是学医的，我学习世界语可以读他的医学原著。”巧妙的周旋使他得以安全度过那段危险的岁月。于此同时，党组织还指示他们办了一个刊物——《更生》，专门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但只出了一期就被查封了。

柴老不仅亲自参加世界语活动，而且先后担负了国际和国内一些世界语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对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世界语活动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9年12月15日，北京国际俱乐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界语之友会、北京世界语协会等十六家单位联合举行柴门霍夫博士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会。其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单位都是柴老出面邀请的，使得纪念大会规格大大提高，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在当晚进行了新闻报道。

1999年8月17日，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桂林开幕。协会特别请柴老出席开幕式，以保证大会顺利召开。其实，那时柴老正在开会，他那几天的日程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但出于对世界语运动的关心，八十三岁高龄的柴老还是决定改变安排，参加世界语大会。日程的安排十分紧凑：16日晚，柴老到桂林，17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柴老就又乘飞机返回北京，出席下午在北京的另外的会议。在筹备2004年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中，柴老同样尽心尽力，在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担任大会筹委会名誉主席并出席大会开幕式和联系外交部领导接见国际世协主席、副主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柴老对于世界语运动的支持与奉献是始终如一的，这完全是出于他对世界语的期望，就像他为2005年9月第六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题词一样：“让世界语为构建和平友爱进步和谐的社会服务！”

老而弥坚 一生清廉

柴老在海外工作了二十二年，却很少为自己的子女、家庭操心。离休后，仍欣然为国际公关协会、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老区建设促进会等一些社会组织效力。他在美任职期间，曾对自己的子女们说：除非国家外派，我不会为你们找关系到美国来，你们想来只能凭自己的本事，不能凭我的关系。至今，他的五个孩子除一个在国内外企工作被派出国临时工作外，其余都在国内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五个孩子个个奋发努力，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名望和权力在求学和就业上为自己谋得利益；他们有的参军留在部队，有的转业后到地方工作，也有的毕业后直接参加了社会工作，五个子女中却没有一个从事外交工作。当我们问他是否为此会多少有些遗憾的时候，柴老欣慰地说：“他们自力更生是好现象，是好的典范，我不遗憾！”

柴老在国外银行没有账号，没有一分钱存款，贵重的礼品都如数上缴，从这两点之中，已可鉴其清正廉洁之风。当时，美国物价上涨，使馆的同志们提出伙食费也应上升。柴大使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相比国内已经很好了，伙食费不必提高了，为国家节省点费用吧！”大家也能谅解大使的用心。

环视柴老家的客厅，这里没有豪华的陈设，没有精美的装修，除了书籍、照片和各种资料以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的饮食起居也同普通市民一样，即使在国外工作期间，他也没有心安理得地享受小灶待遇，而是与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他说，最怕的就是那些繁琐的宴请，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还是喜欢家乡的粗茶淡饭。那一桌的文房四宝和大量书报，足以让他身心愉悦。他从小就酷爱读书报。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有暇便去逛书店。本来他也喜欢书法，但因每天很忙，排不出时间练字，他认为这是件憾事。

凡接触过柴老的人都会用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形容他，同去柴老家采访的原全国世协副会长、世界语之友会秘书长邹国相问柴老：“您长时间担任外交官，而且不是一般的外交官，是大使，但您说话却没有官腔，也不摆官架子，您是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您的这种作风是怎样形成的？”面对提问，柴老笑笑，谦虚地说：“我没有做过官，一直做群众工作。抗战时期，我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是人民群众的部队，我做的工作始终离不开人民……”柴泽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的教育和个人的经历无疑对于他的一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善待兄弟姐妹，善待战友同事”，这些对于日后柴泽民平实朴素、平易近人性格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参加革命以后，在部队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在告诫着他，要做一名好的军人。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做人民的勤务员。”抗战期间，柴泽民曾经担任过中共闻喜县委组织部部长、晋豫区条西地委书记，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视自己为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在30年代，他在部队当政委的时候，连队里有个小兵是他的老乡，小兵觉得在连队里太苦了，所以找到他，提出要给他当勤务员。考虑到当时确实需要一名勤务员，所以柴泽民就把那名小战士留在了身边。可是没过多久，小战士就抱怨地跟他说：“以为跟着你能吃香喝辣地享福呢，怎么整天都跟你吃面呢？”讲到这里，柴老哈哈大笑起来。

2006年8月初，北京正当炎夏时节，我开始着手编写本书，为此专门去报房胡同访问柴泽民大使。老人已九十岁的高龄，他原本高大的身材仍不减当年的气度和机敏，待人仍热情可亲，思维仍敏捷，动作也还利索。因天气太热，他还坚持自己动手为笔者打开电扇，随后慢慢地坐在沙发上，有条不紊地对过去的事如数家珍似地谈了起来。然而他毕竟已年届耄耋了，听力有点不太好，得戴上助听器才能和人交谈。那天他向笔者讲了过去的三件难忘的事，说就是因为这三件事，使他的记忆力有些不如过去了：

第一件事是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外交部老部(即外交部街30号)参加运动。有一天中午，他骑自行车回家，车刚骑到街口，突然有一辆大卡车急刹车停住，柴老来不及躲闪，撞在了大卡车的车轮上。当时，自行车被撞坏了，他的头也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可他没有去医院，就急忙扛着破自行车赶回家，洗了洗伤口，抹了点药水，下午就又去上班了。

第二件事是1973年10月他在埃及任大使时，埃及外交部组织四十多位各国大使去“十月战争”后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阵地参观。当汽车快到运河时，大客车突然侧翻，倒在沟里的大石头上。车被摔坏了，很多大使受伤，有的还断了几根肋骨。当时，柴老被摔倒在行李架上，阿尔巴尼亚大使压在了柴老的身上，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柴老被人扶起来后，强忍着疼痛回到住所，已不能动弹。但也没去医院，只检查有无骨折，在住所向工作人员要了一瓶云南白药，大家说喝一瓶不行，起码要喝三、五瓶。柴老说，喝一瓶就够了，在国外缺医少药的，剩下的留给别人用吧。

第三件事是1984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时组织视察团到敦煌视察，途中遇到一辆大卡车飞速冲过来，由于速度太快，一下就把政协的客车给挑起来摔坏了。这时柴老在车里睡着了，不知道撞车就昏过去了，直到把他送到医院才醒来。随后医生替他把伤口缝好，上了绷带。他在当地住了三天医院后，全国政协向军委要了一架小飞机把他接回北京。医生要他至少休养三个月，他只住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上班，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讲完这些之后，柴老还高兴地说：“三次车祸，当时没给我造成任何残疾，还能让我又很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这真是我的福气。”

柴老真是一位乐观而意志坚强的老人。

现在，我根据老人的讲述和在查证引用一些资料的基础上，终于整理编写完成了这部书稿。

张国强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