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几十年坎坷的岁月。最困难的时候，母亲甚至上街卖冰棍贴补家用。后来家境好转，张洁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舒适幸福的晚年。不想因为脑垂体瘤手术后引起血栓，母亲丢下张洁，离开了人世。

“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母亲去后，张洁大病。一年多痛苦挣扎，几度命运捉弄，她终于写完了这些不能不写的文字，“了了一份心债”。她追念最后的日子里，柔韧宽仁的母亲对女儿的顺从、依赖、忍让，刚强率真的女儿对母亲的体贴、埋怨、痛悔……所有的磕碰、琐碎、缠绵，一夜之间都不复存在，只有《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这些椎心泣血的文字，诉说着永远的母女之情。

世界上最疼你的人是谁？母亲这个名词也许很难有人代替。当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张洁把自己和母亲的最后的回忆写成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的照片，和文字一起讲述着母亲的故事、母女的故事，以及母亲、女儿、外孙女的故事。这是对母亲去世的最沉重的悼念；这是对母爱凄婉、深长的颂歌；十几万字、七十几幅图片，详尽记录了母亲生命中最后的八十多个日夜；很少有这样刻骨铭心的长篇自述；它讲述的是生命、爱和灵魂的故事。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妈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吗？”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地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容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心，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致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其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异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急迫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大庆。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

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

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我心里越是发紧，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妈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底疼，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妈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

妈的两只眼睛，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妈，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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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我写过多少文字，却记得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

文集的出版，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

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更不要将它们收入任何选本——相信版权法的监控力度，会越来越强。

收入文集的篇章，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因此不能一一删除，还得保留一部分。不然的话，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

凡事难两全。

作者

没想到这十几万文字写得这样艰难。初始，每写几个字就难以自持，不得不停机歇息。在我所有的文字中，这十多万字可能是我付出最多的文字。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号那个晚上，我并没有发出删除的指令，却在电脑里丢掉了八万多字。一年的努力眨眼之间化为一片空白。而这时，离唐棣的归期只有十一天了。

赶来赶去，不就是想要她回来时能够看到这些文字，她是妈的另一块骨肉，她有权利知道每一个细节。我寄希望于这十几万文字，将比我的口述更为清楚、无所遗漏。

我呆坐在电脑台前，一直过了三更。苦撑着自母亲去世后这个最沉重的打击。

国文兄说，可能是母亲不愿意我在这些文字里跋涉。我却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思，他要我在这些文字里再熬煎一次。

可我猛然回头一望，妈留下的宠物猫咪正蹲在我的身后，静静地看着我。我在它的眼睛里，看到妈对我的安抚。

我低低地叫了一声：“妈！”

在某电脑公司一位工程师的帮助下，总算找出了行不成行、句不成句、支离破碎的三两万字。

此时我别无出路，只好振作精神重写。日夜兼程，更兼重病在身。

唐棣回来之后，我甚至没有给她做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也很少和她畅谈，只是精神恍惚地坐在她的面前看着她。

直到她回美国之前，我终于赶写出一个框架，让她能够大概了解这场劫难的前前后后，以及我的过错和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算是了了我的一份心债。

奇怪的是，我重新写完之后，那丢失的几万字又被另一位电脑工程师在电脑里找到。此事看似蹊跷，其中定有神的暗示。

今年六月到美国探望唐棣，终于在那里完稿。随着这些文字的了结，我才大致走出恍惚。

但我始终不能定稿。每读一遍，就有不能尽善尽美的缺憾。忽然一日悟出，就是我再写上一年，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不如就此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