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浩荡跌荡激荡共5册)》——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整版！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浩荡跌荡激荡共5册)》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东亚病夫”。在经历百年跌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回强国之列，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浩荡跌荡激荡共5册)》作者吴晓波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两千七百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辩驳得失，以史为鉴，本书适合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人士阅读珍藏，也是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的启蒙读本。

01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02 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1870—1977(上)

03 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1870—1977(下)

04 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08(上)

05 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08(下)

公元前685年，一位叫管仲的失意商人拉弓满弦，向公子小白射出凶猛的一箭，镞羽响处，只见小白应声倒下。

这一年，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弑，朝政一时空虚。他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此时都被流放在外地，谁先赶回都城临淄，谁就最有可能登基。纠和小白的身边各有一位商人出身的谋士，一个叫管仲，一个叫鲍叔牙。

小白接受鲍叔牙的计策，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辅佐纠的管仲见此情景，就自告奋勇率三十乘兵车到半途去截击小白。在即墨城附近，管仲一箭将飞驶中的小白射倒。然而，这一箭只射中了战袍上的带钩，死里逃生的小白及时归国掌权，是为齐桓公。

当了国君的小白行功论赏，想拜鲍叔牙为相，同时当然还要宰了管仲。谁知鲍叔牙对他说：“我的才能只能让齐国平安，如果您要称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为相。”

鲍叔牙与管仲其实是一对常年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在哪一年出生颇多争论，分别有公元前716年、前723年、前725年及前730年之说，不过无论如何，他在当时算是长寿之人。他少年时替人牧过马，后来结识了年长于他、家境颇好的鲍叔牙，两人合伙做皮毛生意，有地方史志载，他们游走于燕、赵、齐三国之间，曾在现今河北省的蠡县一带规划过三十个大小不等的皮毛集市(时称圩)，一直到今天，那里仍是北方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

管仲早年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是一个爱占小便宜和贪生怕死的家伙。他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本钱大多是鲍出的，可是赚了钱以后，管仲却要分大头，鲍的仆人们很不忿，鲍叔牙却说：“这没什么，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意后来破产了，西汉刘向在《说苑》一书中说管仲“三辱于市”，也就是说他多次经商失败，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商人。管仲还十分热衷于功名，曾到处去求官，可都干不了几天就被辞退了。他和鲍叔牙一起去当兵，每次打仗总是逃跑在前，大家就骂管仲是胆小鬼，鲍叔牙又站出来替他说话：“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命去照顾老母亲呀！”到了后来，他们就分别投靠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

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奇怪的事情，不过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居然言听计从，真的把管仲拜为国相。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正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业。

管仲当国的公元前7世纪，正是礼崩乐坏的年代。

华夏文明是地球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之一。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在黄河中游产生了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约400多年后，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又过了约600年，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

周王朝实行的是封建制，即“封土建国”，周天子将土地及居民分封给亲戚及功臣，各诸侯有权管理封地内的一切资源，并拥有军队。诸侯对天子定期进行朝贡。周朝建立之初，分封了1000多个诸侯国。

民国学者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以史书记载论，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明确有年可以考据。当时的天子是周王朝的第十代周厉王，他任用佞臣，导致国人暴乱，厉王被迫出逃，朝政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公元前771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是为东周。

从迁都的公元前770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时代。在这290多年间，周天子的权威日渐丧失，社会风雷激荡，战火连天。仅据《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春秋时期，被杀的国君有36位，被灭亡的国家有52个，很多诸侯四处奔走而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在这期间，一些诸侯国脱颖而出，先后称霸，最著名者有“五霸”，齐桓公正是五霸之首。

齐国在众诸侯国中并不是最显赫的一个，它的祖先不是周王后裔，而是辅佐武王灭商的姜尚，齐国的疆界不大，“东至海(黄海)，西至河(黄河)，南至穆陵(今山东临朐县)，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所以司马迁称之为“区区之齐在海滨”。

管仲兴齐，靠的并不是兵戈征伐，司马迁如此评论他的当国之道：“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P3-5(《浩荡两千年》)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当你展卷阅读这部五卷本的作品时，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本书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

我们的叙述将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开始，由远而近，历两千七百余年，终结于当代的“中国崛起”，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本书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浩荡·跌荡·激荡——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三部各自独立的作品构成，在创作上，它们的时序是由近及远的——

我在2004～2008年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在《激荡三十年》的创作中，我要感谢的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记录者和研究者们。因为是当代史，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本书中论及的不少人，企业家如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宗庆后、牟其中、年广久、李东生、刘永行、何伯权、黄鸿年、马云、丁磊和马化腾等，经济学家如费孝通、吴敬琏、张五常、黄亚生等，其他的财经观察者也给予我众多的帮助，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朋友，如秦朔、张力奋、何力、许知远、牛文文、胡泳、凌志军、王志纲、陈惠湘、胡宏伟、罗振宇、胡润等。本书的创作动议是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时萌生的，我要感谢肯尼迪学院对我的邀请，感谢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

《跌荡一百年》和《浩荡两千年》的创作依据于对史料的梳理和实地调研，我要记下并在这里朗诵这些学者的名字，他们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令人肃然起敬：费正清、白吉尔、史景迁、高家龙、魏斐德、孔飞力、费维凯、罗斯基、刘广京、郝延平、胡寄窗、赵冈、黄仁宇、杨小凯、王业键、余英时、杜润生、朱学勤、雷颐、梁小民……

为了此次写作，我去了上海、深圳、天津、安庆、重庆、西安、沈阳、南通、无锡、南京、宜昌、福州、宁波、广州、镇江、香港、台北等很多城市，感谢那些地方的人士，他们为保留前人的事迹和遗址正做着不为人知的工作。

感谢我的创作助理郑作时、朱琳和陆斌，在过去的8年里，他们为我完成了大量的国内外书报刊检索和史料收集工作。

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潘岳总编辑和我的策划编辑蒋蕾、沈家乐，他们对我的宽容和忍耐好象总是没有边界。《激荡三十年》已被翻译成繁体字版和英、德、法、日、韩、西班牙、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语言出版，感谢所有的翻译者，感谢九洲出版社和台湾远流出版社。

我要感谢大学同学胡劲军，他让我确信，结交在青春时的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妻子邵冰冰和女儿吴舒然。邵冰冰是书稿每个章节的第一阅读者，她和女儿的支持是我度过每一个寂寞而枯燥的创作之夜的动力。当我动笔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舒然同学背着小书包刚刚跨进小学的校门，到完成《浩荡两千年》，她已经要初中毕业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不动声色地更替着昨天和明天，它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花开、花谢、雨聚、雾散，它从不白白地来，也不白白地走。

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你们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