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劳动与资本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有效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什么是既符合当下现实又符合未来社会的管理理论？这些一直困扰着企业家们的问题，王文正所著的《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在“人文”的视角下解读浙商的小书，都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答案。

如何处理在社会责任问题上，企业家们“想做，但又不能过分”的微妙关系？王文正所著的《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认为要从人文关怀人手。没有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中的后四项，无论是关爱员工，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热心慈善，还是修身立业，都是《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人文”一词的重要内涵。而“人文”一词，所不同于“社会责任”的，其根本在于，前者是发乎内心的自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后者，更多的是来自社会舆论的要求，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稍具心理学知识的人都明白，自觉主动的行为更具长久性，更加真实也更有效果；而被迫的行为，就往往会在仃为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被扭曲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徐文荣：“太阳城”缔造者

 “横店的资产并不是我个人的”

 “我就是一条蚯蚓，要用自己的身体拱出一条路来”

 圆明园情结

 致富不能忘了徐主席

 附录

 徐文荣语录

 徐文荣资料

李书福：叛逆者的孤独

 从陈胜迈向汉武

 中国企业家的三种原型与李书福

 叛逆与孤独

 金钱的价值是短暂的

 收购沃尔沃的秘密

 附录

 李书福语录

 李书福资料

凌兰芳：“倜傥非常之人”

 “善商”的五重境界

 湖丝传人

 说不尽的凌兰芳

 附录

 凌兰芳语录

 凌兰芳资料

郭广昌：知识分子的第三种形态

 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说起

 哲学：郭广昌商业智慧之源

 文化寻根与“两个轮子”

 企业家应该代表理性和建设性的力量

 汇聚成长力量

 重建商业文明

 附录

 郭广昌语录

 郭广昌资料

汪力成：文人侠客

 我以我血荐轩辕

 企业乃社会公器

 文人亦有侠客梦

 附录

 汪力成语录

 汪力成资料

倪捷：民主与科学的双重变奏

 激情燃烧的岁月

 “五四精神”继承者

 “商人”成为“企业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思想

 让人类走向更正确的道路

 附录

 倪捷语录

 倪捷资料

周晓光：仁者雍容

 苦难是成功人生的底色

 “和”的五重境界

 以诚待人，赢得高人指点

 唯有学习是不断前行的动力

 一夜成名之后的全国人大代表

 附录

 周晓光语录

 周晓光资料

竺福江：平民企业家

 “外婆影响了我的一生”

 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关注社会，关注民生

 附录

 竺福江语录

 竺福江资料

倪良正：老板不能抢员工的钱

 稻盛和夫的启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无德、无苦，怎做圣奥人？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

 附录

 倪良正语录

 倪良正资料

庄启传：思想者

 战争文化思维

 从历史中寻找启示

 人强不如国强，国强还须人强

 位卑未敢忘忧国

 思想的价值

 成熟与从容

 附录

 庄启传语录

 庄启传资料

后记

认识徐文荣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血红的手印作为一个“红色”源头的话，那么在浙江，重大的经济事件早在1978年之前就已经躁动于母腹了：1969年，萧山的鲁冠球成立了“宁围农机厂”；1975年，横店的徐文荣创办了东阳县横店丝厂——这事实上成为当代浙商崛起的两个源头。

3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多少风云际会的改革者都已成为过往云烟，但鲁冠球和徐文荣仍然是中国企业界的两棵“常青树”。尽管他们最终的路向不同：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从乡镇集体企业变身为彻底的“民营企业”，而徐文荣的横店集团则通过“社团经济”的模式依然保持着“集体”的基因。

而在我看来，从“人文浙商”的角度，徐文荣显然更有代表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创业于改革开放前，其生活和创业的过程分别跨越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在于他在物质、精神和文化上所达到的高度：在物质层面上，他不但创立了一个中国顶尖的民营企业集团，还创造了“社团经济”的所有制模式，带领横店农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在精神上，他不与流俗为伍，不与时尚的企业管理观念为伍，一直坚持并践行着自己的社会理想——被人们怀疑已久、废弃已久的“大同理想”；在文化上，他无中生有创造出的横店影视城，业已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上重要的一笔——这三者，在实践上奠定了徐文荣的人文品质。

对“草根浙商”的一个经典的总结是他们的“四千精神”。那么，究竟谁是“四千精神”的最早提出者？我曾查阅了各种资料，一直未能求得真解。后来，在我详细阅读徐文荣的两本文集《经营之道》与《一个企业家的心声》时，竟然惊奇地发现，早在1996年，徐文荣就在《培育文化力 发展生产力》一文中说到：“……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变没有‘计划’的劣势为市场经营的优势，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跑干山万水，经千辛万苦，使企业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四千精神”的最早描述。

不仅如此，在2005年前后，“执行力”被大力提倡之后，管理学书籍中各种“力”都开始跟风炒作，其中就有“文化力”的说法。不过，在徐文荣那里，早在1994年，“文化力”就已经被上升为一种理论：“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企业文化力表现为企业精神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三个层次，代表着企业整体文化的不同侧面，同时又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三者密不可分。”而诸如“社会企业家”概念的提出、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警惕等等，这些日后一度为全社会所关心的话题，早在很多年前，就被徐文荣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在经济领域其实就是产权和所有制改革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由于权力与资本的纠葛而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大浪淘沙，谁能最终经得起市场经济和道德人性的双重考验？看看几个曾经与徐文荣一样享有盛誉的村镇企业家吧：天津大邱庄早已变了脸，庄主禹作敏如过眼烟云，在1999年保外就医中去世；华西村仍受热捧，但质疑铺天盖地且与日俱增，2003年吴仁宝儿子吴协恩接班之后，华西村疑云更重：南街村同样争议不断，特别是2008年开始，《南街真相》等报道揭开了王宏斌的面纱，海外媒体称，“王宏斌变身红色资本家”……

也正因为上述种种，我选取徐文荣作为本书的开篇，作为人文浙商的一个源头，该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吧。

P1-2

数年前，由于一期杂志商业人物的采写需要，我采访了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那时，汪力成因收购美国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部门而被誉为“第一中国商人”已经3年之久，其声名早已远布中国。但是，由于长期浸淫于人文社科的世界，我对“商人”的理解和观察，也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更加侧重从“人”的角度而不是“商”的角度来观察其所言所行，而汪力成正是我第一个从“人”的角度近距离观察的重量级企业家。

令我欣喜的是，汪力成不仅以博闻强记、出口成章赢得人们的佩服，还以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对社会使命的勇敢承担而赢得人们的尊敬。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了对“人文浙商”的寻找。巧合的是，2005年春开始，钱江晚报社与浙江图书馆联合举办了每周一讲的“人文大讲堂”。4月18日，来“人文大讲堂”演讲的，正是汪力成。两个多小时，数十次热烈的掌声，在这次堪称经典的“浙商转型：从经济到文化”的演讲中，汪力成从“劳务型—知识型”、“经验型—学习型”、“实惠型—理想型”、“本土型—国际型”、“富家型—富国型”、“企业型—事业型”六个方面对浙商的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其中许多观点和论述，正与我所寻找的“人文浙商”的概念相契合。因此，更增强了我对“人文浙商”这一概念进行挖掘的信心。

2006年夏，在成为《浙商》杂志的一名记者后，由于采写封面文章的需要，我有了更多接触“浙商”这一群体的机会。在工作之余，也总是在思考着“人文浙商”的内涵和“理论建设”。幸运的是，在采访中，我先后遇到了凌兰芳、倪捷、周晓光、庄启传、竺福江、徐文荣、李书福、郭广昌、倪良正等我所要寻找的“人文浙商”，他们不仅给我提供了鲜明而有个性的案例，还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文”的理解，为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和观点。

什么是“人文浙商”？

简单地说，“人文浙商”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浙商。而所谓“以人为本”，也就是以尊重人的价值为出发点，和谐地处理各种关系。

在哲学的意义上，它追问做企业的终极目的；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它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提倡做一个社会企业家；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践行者；在文化学的意义上，它提倡企业家个人、员工与企业整体的文明素质的提升。

“人文浙商”的“以人为本”，至少具有三个维度，需要处理三种关系。

第一个维度是人与自我，即以我为本。提升人生境界，创造有意义人生的途径，找到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人生坐标，是人文浙商在“自我”这个层面上的目标。

第二个维度是人与企业，即企业以员工为本。企业家与企业、企业家与员工、员工与企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文浙商的理念不认同企业家与员工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共赢关系；不认同企业家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附属关系和私有关系，在人文的理念下，它应该达到以下效果，即当企业家与企业相分离时，这两者都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宿。这是人文浙商在“企业”这个层面上的目标。

第三个维度是人与社会，即以天下之人为本。人文浙商认识到做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为了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因而注重企业对其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主动承担。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浙商就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选择自己企业的产业方向和发展方向，就会颠覆那些“做大做强”等陈词滥调的企业理念，而致力于企业的社会投资，以赢得世人尊敬为目标。这是人文浙商在“社会”这一层面上的目标。  而在这三种关系的处理中，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知识理性和人格尊严的关怀与尊重——这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事实上，“人文”一词，在中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是有所不同的。在西方，“人文主义”本来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中兴起的一种思潮，其基本精神是：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主张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主张人有理性，并用知识来造福人类。

在中国古代，“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的“贲卦”中。它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人文”指社会活动中的人伦秩序、精神文化现象及其规律，它具有礼义化、道德化、文明化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以“人”为中心，与其他各事物的和谐相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从“人文”的角度人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困扰着浙商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诸多问题。

比如诚信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许多商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诚信问题，由于诚信的缺失而导致了在中国进行商业运作的成本非常高。有一个做外贸生意的浙商曾经很坦率地告诉我，近年来，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外反倾销、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原因，国外生意越来越难做，但他依然不愿意开拓国内市场，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按规矩办事，缺乏诚信保障，交易成本太高。

诚信、信任，这个市场经济中最基础的要素，为什么在中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呢？这恐怕跟中国文化里缺少“人的尊严”这个观念有关。事实上，“诚信”就是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以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而这就是一种自尊，是人文精神中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知识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尊重。所以，如果打交道的双方没有一种共有的尊严意识为基础的话，就很难有诚信可言。

比如社会责任问题。2007年6月，在浙商大会上，由《浙商》杂志作为发起机构，由汪力成作为代表宣读了《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向天下浙商发起倡议，作出了五项承诺：一是改革创新，做强做大；二是关爱员工，诚信守法；三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四是扶贫济困，热心慈善；五是修身立业，传承文明。

发起这一倡议的，有宗庆后、楼忠福、郭广昌、李书福、丁磊、王振滔、南存辉等17名耀眼的浙商明星。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上述五项“责任”之中，除了第一条“改革创新，做强做大”外，其余四条与企业经营都没有直接关系。可见，至少在起草者的眼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对企业之外的“社会”负责。然而，就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与会的记者问及发起者对“社会责任”一词的理解时，有不止一位的发起者却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将企业“做强做大”上，他们认为：做好企业，依法纳税，解决就业问题，就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

商人可以说是社会上最精明的一个群体，这种精明，不仅体现在做生意上，也体现在语词的运用上。将“社会责任”理解为“做好企业，依法纳税”之类，正是对这一概念精明的偷换。然而，我无意指责他们的这种精明。事实上，这种精明多多少少也是被逼出来的——舆论、政府、社会，不顾他们自身能力，逼迫他们无边界地承担本该是政府承担的责任，只会增强他们的抵触情绪。

如何处理在社会责任问题上，企业家们“想做，但又不能过分”的微妙关系？我认为依然要从人文关怀人手。没有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中的后四项，无论是关爱员工，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热心慈善，还是修身立业，都是本书“人文”一词的重要内涵。而“人文”一词，所不同于“社会责任”的，其根本在于，前者是发乎内心的自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后者，更多的是来自社会舆论的要求，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稍具心理学知识的人都明白，自觉主动的行为更具长久性，更加真实也更有效果；而被迫的行为，就往往会在仃为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被扭曲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此外，诸如做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劳动与资本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有效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什么是既符合当下现实又符合未来社会的管理理论，这些一直困扰着企业家们的问题，这本在“人文”的视角下解读浙商的小书，都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答案。

最后，说一下本书的题目：“大商人”。相信很多读者看了这个题目会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书中有些主人公的企业规模或个人资产，还远未达到他们心目中“大”的标准。但我之所谓“大”，本来就不是以其外在标准衡量的，而是以其精神心灵与人文关怀为尺度的。在我看来，没有一种对他人与世界的慈悲之心，没有一种对德性与自然的敬畏之情，没有一种对民族与国家的赤子之爱，无论其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其个人的资产有多少，都是与“大”扯不上边的。看看“大”字的结构吧，就是一个“人”，挑着“一根扁担”。这根“扁担”，就是担当，就是责任。

很多风景，在真正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它并没有想象的美丽；很多书稿，在付梓印刷之际，才发现它远远不是自己希望的样子。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就像青春的第一次亲吻，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它是那样的仓促，那样的青涩，有着那么多的遗憾与不足，却又仅仅因为它是生命中的“第一次”，就被我们赋予了意义，有了被我们再三纪念的理由。所谓“敝帚自珍”，恰是因为它曾经扫过我们的心灵。

生命中有许多诡谲的地方。比如我，一个毫无经济头脑的人，竟然到了一个商业杂志社做记者，成天与商人、企业家打交道；而在当了一名似是而非的“财经记者”之后，却仍然死抱着自己的人文理想不放。不过，也正是对“商人”的“人”字而非“商”字的关注，使我最终写出了今天这本似商业非商业、似人文又非人文的书来。

是的，我所接触的，是30年来中国最活跃的一个商人群体。在这30年中，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变，莫过于文化英雄的没落和商业英雄的崛起。不过，商业社会的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花到对财富和金钱的追逐之中，而精神与文化的空间却日益逼仄，社会道德的底线一再地被突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商业英雄，财富神话，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无疑成了普罗大众的风向标和争相效仿的榜样。商业精英与富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社会风气与氛围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然而，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仅仅拥有以金钱为代表的财富，并不能为人生增添更多的意义，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在商业社会的洪流中，只有确定了“人”的身份与坐标，“商”的价值才能被有意义地体现。

或许，在一个拜金的时代谈论“人文”是奢侈的。然而，穿过偏见的隧道，即便笨拙如我者，即使被蒙住双眼，也能够感受到人文曙光的再现了。这本小书中所呈现的10位浙商，无论是否自觉，都显示了自身人文精神的晨曦。

他们或许并不完美，或许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他们是在努力寻找并确定着自己“人的身份”的一群。也正因为此，我对本书主人公的选择，并不是以其商业成就为标准，而是以其精神和心灵为尺度。

然而，精神和心灵并不像商业成就那样，有着外在的、硬性的、可供衡量的标准。

本书所呈现的，也远非“人文浙商”的全部。且不说由于精力和机缘所限，可能还有更具代表性的典型浙商成为遗珠之憾，即便在我所接触的浙商中，也有许多人因为篇幅的原因无法收入本书。我只能希望，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让他们成为主角。

7年记者生涯，此书算作小小总结。感谢我书中所写到的每一位浙商朋友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感谢我所服务的《浙商》杂志社，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密切接触浙商群体的平台；感谢每一位我所请教过的朋友，对我书稿写作的砥砺以及提出的中肯建议；更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来震伟和同事陈丹丹，他们为本书的封面及版式设计付出了大量心血；当然，最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和家人，没有他们的无私付出，我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正当儿子王一元茁壮成长的时候，我为了记者这一职业和写作此书，放弃了大量本该陪在他身边的时间，我同样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以此求得他对我疏于人父的谅解。

王文正

2011年6月

一部iphone4，可去云南玩一圈；一个爱马仕，欧美一遍也回来了；全世界你都玩遍，可能还没花一辆跑车的钱。那时候，你的世界观也都变了。生活在于经历，而不在于名牌；富裕在于感悟，而不在于奢华。晚年时可以给后代讲述我们的故事，而不是你拥有过的一件件过气的名牌。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马云

有人文精神的企业家明白取之有道，深知见利思义，践行克己复礼，恪守富贵不淫，坚持尚志重名。没有人文情操的市场主体是社会发展的破坏者，会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没落的邪恶之源。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郑宇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制造假药、假酒、假奶粉、假文凭的人如此层出不穷？没有一点点人性、人道的残留？我觉得不能仅仅对制假者表示愤怒，而是应该从中领悟一个道理：没有人文目标，将是人类最大的恐怖。

——著名学者余秋雨

富人的责任是：树立一种简朴、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榜样，避免炫耀奢华；满足他的家属恰如其分的合理的需求。完成这一任务后，应该把其余所有的财富都视为别人委托自己管理的信托基金，并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钢铁大王卡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