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起义，起义者是英雄还是土匪？一场恢弘的明清易代历史长卷，交织出一段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故事。

吕向辉所著的《明清易代(6席卷江南)》以明清两代的兴衰交替为背景，展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清朝开国君臣创下赫赫武功的戎马生涯。

《明清易代(6席卷江南)》讲述：皇太极突然去世，诸王贝勒拥立福临即位，新帝岁在冲龄，实权掌握在多尔衮手中。其策略仍旧是向大明用兵。多尔衮亲率重兵循旧道南下。行军中途，方知大明已亡于李自成之手。随后接到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乞请援军的书信。数日之间，大变迭起，多尔衮问计于洪承畴和范文程，决策依吴三桂所请，由山海关入边合击李自成。山海关前一场恶战，奠定大清基业。多尔衮迎接福临北京登基．然后西征李自成，南击弘光帝。南明小朝延君臣不合，妄想着与清朝划江而治，其防御重心在李自成。江北四镇总兵拥兵自重，督师的史可法调度失灵，扬州失守；上游的左良玉避敌畏战，以清君侧为名撤守武昌，李自成及紧紧追赶的清军接踵而至，对成立不足一年的南明朝廷呈夹击之势。

《明清易代(6席卷江南)》由吕向辉所著。

第一章 山东劫难

第二章 平贼无望

第三章 叔侄争位

第四章 烽火危城

第五章 亡国之君

第六章 雄关兴亡

第七章 京师易手

第八章 南都危局

第九章 妄图偏安

第十章 定都燕京

第十一章 真假太子

第十二章 扬州十日

议和不成，清军倏然南下，已成惯例。思宗因为陈新甲议和事机不秘，为群臣所攻忤，于是卸责于臣下，杀陈新甲以杜天下悠悠之口。皇太极命将出师，再度执行“伐树断枝”以弱明的方略。

三军统帅是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阿巴泰在努尔哈赤时代并未受到重用，甚至连封号也没有，只是部落酋长之子的惯称“台吉”而已。直到皇太极继承汗位，阿巴泰才被加封为贝勒。

皇太极曾对他加以训斥：“尔尝自谓手疼，似觉不耐劳苦。不知人身上血脉劳则无滞，唯图家居佚乐，身不涉郊原，手不持弓矢，忽而行动，疾病易生。”皇太极勉励他努力为国尽忠。

可见在清初诸王贝勒中，阿巴泰才具平庸，而且有好逸恶劳之事。但就是此人，带领满、汉、蒙古八旗的一半，肆虐山东一带达八个月之久。皇太极何以有此信心，将全国兵力之半交由阿巴泰统领？

与历次出兵不同的是，阿巴泰奉有与流寇联络的密旨。皇太极深恐清军与流寇发生误会，严令清军决不能杀其一人、伤其一卒。

山东之役将清军攻坚不足的劣势暴露无遗，只要城守稍稍得人，清军即不能越雷池一步。

对于群臣要求尽快直逼大明京师的意见，皇太极仍然是不允。其理由正是“伐树之喻”，先将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可见当年努尔哈赤攻乌拉时所说的一番话，时隔近三十年，皇太极仍“萧规曹随”。皇太极的对明策略，并不赞成祖可法、张存仁的捣心之术，而是‘‘纵掠”以弱明。皇太极尚无自信可以代明而起，甚至连划黄河而治的想法都没有，大明纵横几万里，非自己所能治。

皇太极又开始这一轮的“伐树”，受命者为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阿巴泰为努尔哈赤第七子，在第一代的四大贝勒期间，并未得到重用，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上有四大贝勒，下有深受努尔哈赤喜爱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弟，以至于阿巴泰在皇太极继位后牢骚满腹。皇太极对自己的七哥不时加以照拂。第三次人关，即将他作为岳托的副手。本次阿巴泰更是独膺重任，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征明。

此前，清代只任命过两个大将军，即第三次人边征明的奉命大将军多尔衮、抚远大将军岳托。在多尔衮担任摄政王一家独大之后，奉命大将军便成为至尊至重的名号，无人再敢使用。如同李世民在登基之前，曾任尚书令，成为天子之后，尚书令一职便悬了起来，尚书省由副职左右仆射治事。

阿巴泰的奉命大将军显得弥足珍贵。阿巴泰副手为内大臣图尔格，二人所带领的为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兵力的一半。兵力是不少，但为将者与前三次相比较弱。第一次不仅有皇太极压阵，而且两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也一起出征；皇太极等人返回后，阿敏代守永平四城；第三次则是多尔衮和岳托，均是年轻一代贝勒中的佼佼者，阿巴泰只是作为副手出征。

可比的是阿济格带队的第二次，但阿济格蹂躏明境内的范围在历次之中最小，兵马所及未出京畿顺天府。从每次入边侵扰来看，皇太极也是在执行如困守锦州一样的战略，有所劳则均担；而且征明就是抢掠，有所得的机会也是均等。

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皇太极亲送阿巴泰出抚远门，谕日：屡欲与明修好，而彼此君臣，执迷不悟。并面授方略，除了一般的军纪要求外，主要有两点，一是如何应付明朝的应急求和；二是对遍布河南的流寇采取何种方略。

如果明朝想求和，很明显是明君臣的敷衍，目的是延缓清军的攻势；自己也以敷衍对之，万不可因此停战。意思已经明了，还需一句一句地传授给阿巴泰，如果遇到明使，则如此表述：“我等奉命来征，唯君命是听。”此一句话便将所有的议和大权都归于己手，阿巴泰等人只有征战之责。“他无可言，尔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我君谕令班师，方可退兵。”

如果明朝的使者真心求和，必当远赴盛京亲见皇太极，这一来一去，明朝借以阻止清军进攻的企图将毫无所得，阿巴泰必已饱掠而去。

对于流寇，则首先表明自己与他们俱是一样，皆因“明政紊乱，激而成变”。与流寇交往，避免与之“交恶”，一定要用“善言”，而且严令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如果流寇有通使的意向，即遣人陪同前来。皇太极对于明朝内部的流寇，只知其势大，现在的态度要显示出“同仇敌忾”的意思，彼此是在一个战壕里的，所反抗的都是明。其时，在皇太极的身边，有一个极好的参谋，那就是洪承畴，但皇太极并未征求他的意见。可能是皇太极没对流寇的问题有太多的考虑，只是不要“交恶”而已。

阿巴泰走后第五日，“圣躬违和”。皇太极传令大赦。自有清以来，至此只有两次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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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的生前身后名

多尔衮的名声可谓是大起大落。生前是皇父摄政王，死后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紧接着被加以“谋篡”的罪名，削夺帝号，撤出宗室，不再承认他是爱新觉罗氏的孝子贤孙。此一反复，为时仅仅两个月有余。

过了一百二十七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清高宗才为其平反，称多尔衮“久抱不白之冤”，“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恢复其睿亲王的爵位，追封谥号为“忠”。并为其立嗣，睿亲王爵位世袭罔替，又成为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多尔衮之所以受到皇太极的重用，是因为皇太极认为如果要自己的后代有所作为，只有多尔衮能够使之成立。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多尔衮在同辈之中，才能卓越，而且正当盛年，大可有一番作为。果不其然，皇太极驾崩不足一年，多尔衮便挥军人关，剿流寇下江南，天下渐成统一之局。

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儿子，皇太极排名第八，多尔衮排名第十四，两人相差二十岁。皇太极死时，他的哥哥褚英、汤古代、莽古尔泰、塔拜，弟弟德格类、巴布海都已先他而亡，同胞兄弟仅余九人。

在这九人当中，威权最重、资格最老的便是代善，当时已经六十岁。紧随其后的便是多尔衮，时年三十二岁。多尔衮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因为俱为努尔哈赤的幼子，为努尔哈赤所宠爱，故被许为旗主。多尔衮兄弟势力雄厚，在八旗中无可匹敌。

在同辈之中，唯一可以和多尔衮相提并论的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元称帝，首封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此一睿字，是延续他之前的封号，即“墨尔根代青”，意思是聪慧。

与多尔衮同日受封的另有七王，即礼亲王代善、豫亲王多铎、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萨哈廉因早死被追封为颖亲王，以上诸王是和硕亲王；另有一位多罗郡王，为多尔衮和多铎的同胞兄长武英郡王阿济格。

因其世袭罔替，这八王便是清代俗称的“八大铁帽子王”。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有疾不乐”，率领诸王贝勒贝子等八固山额真官兵到边外行围打猎；十二月初九日，即薨于喀喇城，时年三十八岁。八天之后，多尔衮的灵柩运至京师，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大臣换上丧服，出迎于东直门外五里。

顺治皇帝哭着为多尔衮“奠爵”，臣子皆匍匐在道左举哀。由东直门到御河桥，四品以下的官员排列成行，在道旁跪哭。十二月二十日，皇帝下诏称颂多尔衮的“推位让国”之风和平定中原的勋业，并赞其为“千古无两”，确定其丧礼是“中外丧仪，合依帝仪”。

十二月二十五日，顺治帝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在皇帝的尊号中，最为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字，即“义”字。按照谥法的解释，“周公以推功尚善为义，夫逊所以为义也”，这是在说明多尔衮有“推位让国”的绝大德业；至于“成”字，谥法中有诸多的解释，其用于多尔衮则以“安民立政”为正解，此为称颂多尔衮的广大勋业。以“成宗义皇帝”为多尔衮的谥号和庙号，可谓极为允当。

顺治八年正月初九日，以多尔衮夫妇同衬于太庙，礼成大赦天下。作为臣子，多尔衮一生的荣耀达到顶点。孰料一个月后，顺治皇帝在庙堂之上向天下宣布了多尔衮的罪状。

打倒多尔衮的人，完全是他摄政期间被他排挤的人，而其后所采取的治国方略仍旧是“萧规曹随”。这足以说明，多尔衮的倒台并非是政策歧异，而仅仅是权力之争所致。就多尔衮的罪名而言，绝不涉及他所主持的各项政务，只因其妄自尊大、有篡逆之心而已。

妄自尊大或许有之，而“篡逆”则没有实迹，连政敌也只能用“显有悖逆之心”来形容。这就有点儿像岳飞含冤而死，韩世忠愤愤不平，去找秦桧理论，秦桧说道“莫须有”。

在诸多的罪名中，尤令世祖恼恨的是多尔衮害死豪格一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在皇太极死后，是最有资格继承大位的。但多尔衮不乐意，一则是认为自己也有资格，再则便是豪格处在三十余岁的壮年，与多尔衮虽为叔侄，但年龄相当。豪格久历戎马，身边自有一班谋臣武将，如果由其继位，多尔衮的权势必定大不如前，而与多尔衮比肩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会乘势而起。

豪格与多尔衮都对皇太极留下来的帝位虎视眈眈，但双方都没有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妥协。这正是草莽时代的清朝的可贵之处，在此重大危机面前，能够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实在是值得称道。

获得帝位的是豪格的幼弟福临，以其年幼，便设两辅政，一为代表豪格利益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二即为多尔衮。多尔衮舍帝位而掌实权，自然能够平心静气。可以说，豪格是失败的一方，纵使有济尔哈朗作为自己的替身，但济尔哈朗的才具、手腕与多尔衮相差甚远，很快豪格便与权力中心渐行渐远。

随着多尔衮趁势人关，完成父兄两辈所不可企及的功业，他的名声如日中天，关内只知有睿亲王而不知有皇帝。如果此时，多尔衮乘时称帝，关外必定不能制。史学家孟森先生称多尔衮为鲜见的“良材美质”，不但不拥兵自重，反而几次催请顺治人关，以成天下大一统之局。

面对自己的竞争者一步步成功，豪格自然是在欣喜大清日渐强盛之余，暗恨多尔衮。如果易地而处，自己的功勋未必不如多尔衮。睿亲王的名声尚在皇帝之上，世间尚有谁知道还有一肃亲王在？

豪格举止粗鲁，胸无城府，对多尔衮的反感是毫不掩饰的。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多尔衮必定要处置豪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然有人向多尔衮罗织豪格的罪名。罪名只有三条，而且哪一条都不算大罪；但有这些便足以成为处置豪格的张本。

秉承多尔衮意志的诸王贝勒会议竞以豪格“怙恶不悛，仇抗不已”为名，议定“应判死”。多尔衮假惺惺地以皇帝的名义称，“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自然是“据理力争”，多尔衮为示宽大，坚持将死刑改判为“幽系”。

清朝入关前后，处以“幽系”之刑的亲贵一共有四人。第一个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奇，第二个是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行刑者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的阿敏成为第三人，他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奇之子。这三人均不得良死，身居第四的豪格自然也不能例外，不久便死于狱中。

顺治皇帝与豪格的感情很深，在关外的时候，多尔衮摄政不久便罗织豪格的罪名，幸得小皇帝“啼泣不食”，请求宽免，才换来长兄的性命。在入关之后的此次大狱，顺治帝肯定也是有所表示，奈何现在多尔衮的权势已与在关外时不可同日而语，足以笼罩朝野，对皇帝的恳求也可置之度外。作为皇帝，意图保全兄长的性命而不可得，其情之难堪可知。

顺治五年十月，礼亲王代善之死，更使得多尔衮的权势无人可制。代善作为兄长也是族长，大可以此身份对多尔衮有所规劝。多尔衮于当年即称“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先以“叔父王”为称，这是居于和硕亲王之上的爵秩，代善当年也曾被皇太极称为“兄和硕礼亲王”。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说：“凡遇亲王建大勋者氏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

除了代善和多尔衮，有此类封爵的还有多铎和济尔哈朗。多铎在顺治四年被加以“辅政叔德豫亲王”。在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重新得势，于顺治九年晋封为“叔和硕郑亲王”；多铎死后，阿济格也要求晋封为“叔王”，被多尔衮一顿训斥，“尔安得妄思越分，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由此亦可见，叔王不是任何叔叔辈的人都能受封的，有大功勋的亲王才能晋升这一爵位。

有清之世，受封为和硕亲王之上的，仅代善、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四人而已。由于不合乎中原王朝的爵位体系，完全是由皇太极自创，故而只延续了顺治一世。代善有此荣称，是皇太极为了酬庸其拥立之功。多尔衮则实至名归。多铎的受封一半出于多尔衮的私心，但其毕竟有下江南的奇勋，也说得过去。济尔哈朗的“叔王”则有冒滥之嫌。

对于多尔衮，顺治帝的另一个隐恨便是庄太后的名节。起因也是多尔衮的“皇父摄政王”之称，消息传到南方，坚持抗清的张煌言作诗大加渲染，“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这就是在说，多尔衮既然有皇父之称，可以确定是娶了庄太后才有此尊号的。

在多尔衮的罪状中，亦有“亲到皇宫内院”的说法。紫禁城分为内廷和外朝，内廷是皇帝及宫眷的燕居之所，外朝才是君臣办理朝政的地方。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无异于民间百姓进入人家的卧室，于礼不合。

此言有深意在，太后未必下嫁，但与多尔衮确实存在暧昧的关系。庄太后有此举，可以断定必非因为宫廷寂寞，而是为了维系孤儿寡母的天下，特意对多尔衮假以辞色，时日一久，两人之间的分寸就难以把握，难免有失身之虞。前不能保长兄之命，后又不能保乃母的名节，这是顺治帝对多尔衮的难以容忍之处。

对多尔衮身后的处置推波助澜者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而济尔哈朗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阿济格的无能。多尔衮同胞兄弟三人，阿济格居长，多铎是幼弟。两个弟弟都是人才，唯独阿济格是一个庸才。多尔衮身体一直不好，据他说病根种于和洪承畴对垒的松锦之战，因当时情势紧急，殚精竭虑太多所致。多尔衮知自己必定早死，计划将身后之事全部托付于幼弟多铎。

人算不如天算，多铎竟因天花死在多尔衮的前面，死时年仅三十五岁，时间为顺治六年。这一下将多尔衮身后的安排全部打乱，令他显得有些“狂悖”。多尔衮没有儿子，多铎儿子倒是不少，但皆在幼年，不足以托付大事。唯一可与商榷的便是阿济格，阿济格身体健康但是智识短浅。

多尔衮位高权重，得罪的人不在少数。必须有一个自己人掌舵，方能保身后无虞，否则便有全盘皆输的可能。但这个人无处可寻，托付给阿济格，多尔衮实在是心有所不甘。

多尔衮的“狂悖”之处，一是将肃亲王豪格的妃子博尔济吉特氏纳为福晋，二是将在边外修筑避暑之城的加派遍及天下。纳侄媳为妃，有关外遗风，但人关已近十年，满人渐染汉俗，汉人称之为“乱伦”。多尔衮此举，纯属对死后的豪格的一种报复心理。清初人关尽除明朝弊政，最得人心的便是自万历朝开始的加派，即统称为“三饷”的辽饷、练饷和剿饷。多尔衮凡此种种，皆可视为反常之举。

多尔衮在喀喇城暴亡，死之前还能将后事对阿济格有所交代。多尔衮对阿济格说了些什么，“外莫得闻”。据阿济格说，多尔衮表示后悔将多铎的次子多尔博作为嗣子，意欲更换为阿济格自己的儿子劳亲。阿济格还对正白旗的旗下大臣说：劳亲为尔等的小王子。

阿济格之心路人皆知，一则是意图夺取多尔衮所辖三旗即正自旗、镶白旗和正蓝旗。正白旗是多尔衮所有，镶白旗则属于多铎，多铎死后嗣子多尼年幼，由多尔衮代管。正蓝旗则原属于“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自莽古尔泰死后，皇太极将其收归已有。多尔衮摄政后，称“侧目于予者甚多，……予外出，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以此理由将正蓝旗纳入自己囊中。三旗之中，因亲疏远近的关系，正蓝旗较为超脱。

阿济格的如意算盘是三旗归己之后，“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权”，这是两白旗大臣看得非常清楚的。而阿济格的才具平平，无人愿意追随其鞍前马后。于是两白旗大臣认为，必“依皇上而生”，找到济尔哈朗表明心迹。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按照满洲八旗的惯例，旗下人首先效忠的是自己的主子，然后才是皇帝。目前，“小主人”多尔博和多尼哥儿俩年幼无知，如果任由阿济格胡来，恐怕会惹出大祸。

济尔哈朗自然是喜不自胜，多年被多尔衮压抑、排挤，正待乘多尔衮之死而有所发舒，其最担心的便是阿济格能够绾合三旗，成铁板一块，仍旧是极大的一股势力。现在两白旗大臣主动输诚，自然是一拍即合。济尔哈朗也认为，“两白旗若属英王，英王必误国乱政”，并勉励两白旗大臣，“尔等系定国辅主之臣，岂可向彼？”

阿济格自然不是济尔哈朗的对手，回京之前便被软禁起来。如果当时阿济格能够与两白旗大臣同舟共济，而不是亟亟于继承多尔衮的摄政之位，而是以家长的身份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白旗人所依赖，则袭摄政之余威，挟三旗之实力，中立的两红旗不至于有反对意见，怀忿在心的镶蓝旗自然只能仍旧空怀余恨，不能有所作为。

有此自固之计，多尔衮自然也就不会垮台如此之快。阿济格的行动鲁莽而幼稚，终于使怀忿已久的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得以快意恩仇。

对于处置多尔衮，顺治帝的心理是矛盾的，一则是多尔衮定天下功高盖世，二则是多尔衮杀兄辱母。皇帝对多尔衮只有私仇而没有公恨，臣下亦是如此。观多尔衮死后，其人关以来的各项大政无一变更便是明证。

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三月皇帝称睿亲王坟园已经废坏，“实属不忍”，传谕工部派人修理，信郡王多尼派人看守。又过了两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请求为其“昭雪”。奏疏中认为之前议定的多尔衮的所有罪名均不成立，唯独“衍尤莫掩”的便是纳肃亲王豪格之妃一事。时隔四年，朝野之中对多尔衮之事讳莫如深，两人的建言可谓胆大。

皇帝并未予以批驳，而是转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主持会议的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他自然不能允许翻案，对两人的奏疏逐条驳斥，最后建议将两人论死，家产籍没，妻子为奴。皇帝特恩加宽，将两人流放到宁古塔。许尔安的一等子爵仍旧得以保留，由他的兄弟承袭。

在顺治一朝，由济尔哈朗一派当政，多尔衮自然不可能有“昭雪”的机会。康熙初年，由四辅臣主持政务，．其中索尼、鳌拜、遏必隆是当年受多尔衮排挤的两黄旗大臣，苏克萨哈虽身属正白旗，但他是靠出卖多尔衮起家的，这四个人自然不会有所建言。康熙对于祖母庄太后极为孝顺，自然也不会揭此伤疤。直至一百余年之后，多尔衮这一“铁案”终于有所松动。

时间已经是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高宗认为多尔衮虽“威福自专，不能恪尽臣节”，但念其“前劳未可尽泯”，派内务府官员对其坟茔“酌加修葺”，近支王公可以祭扫。

又过了九年，清高宗翻阅实录中所登录的“王之政绩”，“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王之生平”，“尽心王事”，决定为其“加恩”。此即为“昭雪”，唯一的障碍便是此案“出于我世祖亲裁”，但这难不倒自认为才气横绝一世的清高宗，他认定多尔衮一案出于“宵小奸谋”，世祖皇帝受到了蒙蔽。

“加恩”的条款一共三条，一是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为“忠”，补入宗室玉牒，并令继补袭封。玉牒是皇家的家谱，多尔衮又重新成为爱新觉罗的子孙。尤其是谥号“忠”，更显得清高宗对多尔衮评价极高，此一字是清朝给予亲王的最高谥号。有清一代，最为知名的两位“忠亲王”便是清朝一头一尾的多尔衮和奕诉。在多尔衮被处置之后，嗣子多尔博归宗，没有后嗣的血食祭祀，多尔衮成了孤魂野鬼，如今多尔衮不仅有后，睿亲王之封号又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第二条是照亲王的规格重修茔墓，由太常寺春秋祭祀。九年之前是准许近支王公也就是阿济格和多铎的后人祭扫，这是家人的私祭；现在又将多尔衮归人朝廷祭祀的名单之中，这是国家的公祭。

第三条是将其原来的传记，交由国史馆参照实录所载，进行补充更正。老皇帝死后，新君即位，便开始为先帝修实录；实录修成，焚烧草稿，将恭抄的成稿存贮于皇史□。实录是国家最主要的政治著作，没有皇帝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翻阅。多尔衮的传记初成于顺治年间，其中必定是隐善扬恶，高宗特为其开放实录，以供国史馆“恭谨辑录”。

清高宗作此决定时，与顺治年间处置多尔衮的时间相隔较远，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想问题。正如其所说，如果多尔衮有篡逆之心，早已起而行之，人关之初，世祖皇帝尚在冲龄，天下只知有摄政王，“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