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桑好勇独撑风
陈独秀之狂，在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史上罕有可比肩者。青年时在杭州一段，过的是湖山之间、诗酒豪情的生活，从后来发表于一九一四年《甲寅杂志》一卷三号上的《灵隐寺前》，可以想见：“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单独看这首诗，也许因为太明丽了，不太会觉得这样的少年轻狂算得了什么，但再读发表于一九一五年《甲寅杂志》一卷七号上的《夜雨狂歌答沈二》，无论是谁都不敢说这是“轻”狂了。时势和在这种时势下个人的强烈感受融为一体，那种雷霆万钧的气魄，凡夫俗子难望其项背。“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就是在此诗发表后两个月创刊的。
一九一七年《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影响巨大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更是狂态恣肆，结尾呼喊道：“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一个人的狂，如果没有实际的人生内容做底子，恐怕就不大有什么好说的。陈独秀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个政党的创立者之一，这些一般说说的基本事实其间包含了多少具体的、大大小小的磨难，后来者难以完全体会。从性格、气质、作为来讲，陈独秀完全称得上现代中国的大英雄。英雄与狂，自古就结缘了，大英雄大狂，本是应有之义。
而陈独秀的一生，却是“常使英雄泪满襟”的一生。人生实难，常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和感慨；英雄磨难，倍于常人者几何。读王观泉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台湾业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初版)，感触尤深。王观泉的这部著作写文化英雄的一生，与其说是写其业绩，不如说是突现传主一生中不绝的困境、绝境，用西方经典比拟，就是如书名所示，为人间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在高加索山上；用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虎落平川。而大英雄，也往往在困境、绝境中最显本色，尽得风流。
我们可以排排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被捕前陈独秀个人的大事：总书记的职位被取代；两个儿子，年轻的共产党干部陈延年、陈乔年相继被杀害；被开除党籍；孙子夭折……一九三二年之后到去世，主要两段生活，一是在南京的狱中，一是僻居于四川江津。而一直纠缠不去的，是来自各种政治势力强加的种种罪名。王观泉的著作揭示了陈独秀身受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力，揭示了陈独秀所处的四面楚歌的境地。尤为重要的是，王著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条分缕析，梳理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特别是和陈独秀的关系，以及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的关系。传记最后写到，普罗米修斯最终享受到了荣耀，“陈独秀则走出监狱即被套上汉奸帽子，被抛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线之外，默默地死在周边毫无社会生气的石墙院冰凉的竹席板床上，偷‘天火’点燃革命火种的‘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马克思语)，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
这里想说的是，经受着种种不堪磨难的陈独秀，还能有年轻气盛、事业初兴时的狂傲吗？陈独秀僻居江津，老、病、穷、冤，生活靠老朋友、旧学生接济，死时院子里还剩下一堆自己种的土豆没吃完。曾有诗日：“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这是陈独秀的一面，令人感慨万端；但这只是一面，陈独秀的狂，却还是狂到底的，下面一首《寒夜醉成》，很难让人相信是那样处境中的一个老人写出来的——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