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言论著作集，由石磊译注。《商君书》从君主独裁的角度，推行法治，注重农战，主张极刑厚赏，以富国强兵为急务，而以去智愚民为手段，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此书名为任法，实则明术，着眼点唯在于如何使臣而不致大权旁落，如何弱民而驱之从事耕战，而视知识为寇仇，以智慧为虮虱，似为提倡君主权威，其实教导君主与一切人为敌。因而此书在中世纪中国，既是阳儒阴法的专制者的枕中鸿秘，也是历代学者口诛笔伐的对象。

《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言论著作集，由石磊译注。《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因《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殆法家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其中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此书现存26篇，其中2篇有目无书。

前言

更法第一

垦令第二

农战第三

去强第四

说民第五

算地第六

开塞第七

壹言第八

错法第九

战法第十

立本第十一

兵守第十二

靳令第十三

修权第十四

徕民第十五

刑约第十六

赏刑第十七

画策第十八

境内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御盗第二十一

外内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慎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垦令第二

垦令，即开垦荒地的法令。本篇是有关垦荒令的内容，共有二十条法令及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各条法令之间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整顿吏治、统一法规使百姓不被不良官吏盘剥，从而稳定民心；通过提高赋税的手段，迫使高门贵族的子女、依附他们的食客和仆役去务农；限制经营项目、提高经商的赋税，使经商无利可图，迫使人们放弃经商的念头；控制百姓的居、行、言论、意志，使他们心不旁骛只知耕种。很明显，其目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限制，迫使人民去从事农业生产。奴隶社会时期，粮食在国家安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鞅抓住了这一强国的根本问题。但商鞅的举措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激进，一些措施，对于中国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鼓励政策少，强制手段多，显示出商鞅高调变法的作风。

无宿治①，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②，而百官之情不相稽③。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④。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⑤。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注释：

①无：通“毋”，表示禁止的副词。宿(su)：隔夜的，此指拖延。

②邪官：有私心的官吏。

③情：事情。稽：滞留。

④余日：空闲。

⑤败：毁坏，此指农民被盘剥。

译文：

不允许官吏拖延政务不办，那样有私心的官吏就找不到机会到百姓那里谋求私利，大臣之间的事情就不会拖延。大臣之间的事情不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空闲时间。有私心的官吏没有机会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盘剥。农民不受到盘剥又有空闲时间，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訾粟而税①，则上壹而民平②。上壹则信③，信则官不敢为邪。民平则慎④，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上不非上，中不苦官⑤。上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⑥。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⑦。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注释：

①訾(zi)：衡量，计算。粟：一种粮食作物，北方通称“谷子”，去皮后称“小米”。古代泛称谷类。

②壹：统一，一致。

③信：明确。

④慎：谨慎。

⑤苦：担忧。

⑥壮民：指老一辈的人。疾：积极。

⑦少民：指少一辈的人。

译文：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收税，那么国家的政策统一，而百姓感觉公平。国家的制度统一了，就使百姓对政策有明确的认知，百姓对政策有明确的认知，大臣便不敢谋私利。百姓觉得公平，就会谨慎，百姓谨慎，就不会生出异心。国家的田赋制度明确而官吏不敢谋私，百姓谨慎而不易生出异心。如此，百姓上不会对君主不满，中间不会担忧官吏的盘剥。百姓上不对君主不满，中间不担心官吏的盘剥，那么老一辈人就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他行业。老一辈人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后代人一定会一辈接一辈地效仿前人。后代不断地效仿前人积极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皋了。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①，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②。民不贱农③，则勉农而不偷④。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P10-12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提到他人们便会首先联想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被历代改革家们屡屡援引的变法成功的典范。

商鞅是卫国公子的儿子，姓公孙，人们称他公孙鞅或卫鞅，后来因为他率秦国军队打败了魏国，秦孝公把商(今陕西商州)这个地方赐给他，封号“商君”，后人便习惯于叫他“商鞅”。商鞅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少好刑名之学”，形成了以法治国的认识。公元前361年闻秦孝公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几经磋谈，得到秦孝公重用，遂“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先后两次实行变法。

商鞅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使偏居中国版图西北角落、一度被“以夷狄视之”的秦国一跃跻身富强国家之列，后世遵循其法，逐渐在诸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与商鞅变法奠定的坚实基础不无联系。

商鞅推行变法，为取信于民，也颇动了一番脑筋。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高的木头置于国都南门，悬赏“十金”将木头搬到北门，但没人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他又将赏金加到五十，终于有人前来尝试，果然得到了赏金，百姓始相信其法令言而有信。又值太子犯法，商鞅惩罚了他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后公子虔又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这一赏一罚，在秦国起到了震慑的效果，是秦国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但商鞅执法严明也触犯了许多权贵，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公子虔等贵族诬害，最终被车裂而死。

千百年来，人们对商鞅及其变法褒贬不一。秦朝的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所言“刻薄”是指斥商鞅的严刑峻法，这是立足儒家思想的认识。但同时司马迁也承认商鞅变法使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景象。苏轼《商鞅论》认为“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则否认秦国的富强是商鞅的功劳。《史记集解》引《新序》日：“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指责商鞅的刑罚过于残酷，杜甫《述古诗》“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也抱怨商鞅执法过于严苛。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则在《商鞅》一诗中感叹：“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可谓千古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记载于《商君书》中，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商君书》。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因《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殆法家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其中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此书现存26篇，其中2篇有目无书。

《商君书》首先解决了变法的理论支撑问题。《更法》、《算地》、《修权》诸篇都举尧舜禹治国方法不一，而天下皆称圣王，以古论今说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道理。《开塞》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就要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不法古，不修今”是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

《商君书》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有一些概念贯穿始终，下面我们择要介绍几个：

首先是“壹”。“壹”就是统一、专一。“壹”在《商君书》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内涵比较丰富。如“壹赏，壹刑，壹教”(《赏刑》)是说君主在上要有统一的政策和措施；“上壹而民平”(《垦令》)、“身作壹”(《农战》)是说君主要将法令贯彻始终如一；“意必壹”、“民壹意”(《垦令》)是说要使民众的思想统一；“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农战》)、“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赏刑》)、“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壹言》)，是说“壹”在治国中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农战”。农战就是农业与军事，《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关于农战的意义在《农战》中有集中论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为此《垦令》提出了20项措施，都是抑制百业，使国内的民众全体投身开荒种地。不仅如此，《徕民》还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邻国的民众前来务农。军事是国家强弱的晴雨表，所谓“入其国，观其治，民用者强”，商鞅以为治兵的理想状态是“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画策》)。《兵守》表明，军队分为壮男、壮女、老弱三军，可见当时的秦国全民皆兵，民众平时务农战时应征，形成农战结合的战略。《商君书》的《战法》即专门研究战术，《兵守》则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其对军事的重视可见一斑。

其次是“法”。“法”是法式、法律。在法家学派里商鞅尤其重视法。《定分》云：“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强调以法治国，而排斥儒家的礼义教化，斥儒家仁义道德为“六虱”(见《靳令》)。法令的制定以重刑轻赏为原则，用严刑驱使民众从事农战，杜绝犯罪，即所谓“以刑去刑”、“以法去法”。《去强》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法令的推广透明清晰，《定分》规定各级政府均设专司法律的官吏，他们负责对法律的解释和推广，如有失误或不耐心解答就治罪。法令普及就能够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法令的执行绝不姑息，这样就使大臣不敢枉法营私，民众不会违法乱国。

《商君书》中既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细致的法令、军规。其中有一些内容对今人有一定借鉴意义，如“不宿治”的提法，既能够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又起到了不给奸吏枉法以可乘之机的作用；《禁使》指出不能让利益一致的人互相监督，利益一致的人互相监督，只能使罪恶掩藏而得不到揭露。《商君书》中也有些内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如愚民政策、重农轻商的观点等等，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这些措施只能救一时之敝，而不能支撑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商君书》因不是出于一手，故其体例杂芜。如《更法》为论辩体，《农战》、《画策》、《内外》是政论体，《垦令》、《战法》、《境内》则纯是法规条文。从风格来看，其多数篇章语言风格冷峻、朴实无华，体现了法家务实的特点。但也有些篇章运用一些修辞手法，颇具文学色彩。如《徕民》以“齐人有东郭敞”设喻，《禁使》以驺虞和马设喻，等等，贴切而又风趣，增强了说理的效果，我们从中似乎可以捕捉到战国纵横家的影子。

《商君书》历来号称难读，一方面是此书文笔古奥，阅读时有一定文字障碍，加上流传过程中脱文错简十分严重，索解尤难。另一方面商鞅学说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在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的风气下，法家渐趋沉寂，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的认识，使学者对其整理和研究重视不足。

清人孙星衍、严可均、钱熙祚等人都对《商君书》作过校释，但文字句读仍难完全订正，其中严可均的《商君书校》“稍稍可读”，遂成为通行本。而俞樾、孙诒让、于鬯、陶鸿庆等人的学术笔记中所涉《商君书》校勘注释亦颇多创见，不容忽视。近世有王时润《商君书斟诠》、朱师辙《商君书解诂》、陈启天《商君书校释》、简书《商君书笺正》、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章诗同《商君书》等，是今人阅读《商君书》的必备之书。本书以严可均校本为底本，凡底本讹脱衍误之处，依据其他版本或综合前人校勘成果径改，不出校记。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欲究其竟，还需细细品读原文。因学识有限，在注译中难免有妄测古人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指正。

石磊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