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声 等主编的《决策与较量(看国民党如何败亡大陆)》从人物、事件、社会背景等多方面深刻剖析国共在治国理念、军队建设、外交政策、金融手段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分析国共较量时期，中共取得最终胜利地原因。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分析透彻、观点新颖、言语犀利。作者多为史学、国政界名家，如： 沈志华、杨奎松、杨天石、陆茂清、刘波等。

王家声 等主编的《决策与较量(看国民党如何败亡大陆)》由《同舟共进》杂志社策划，主编：王家声、应春山、郭芙秀、孙宏光。

《同舟共进》杂志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决策与较量(看国民党如何败亡大陆)》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近年来，《同舟共进》团结和汇聚一批高端作者，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2009年10月，《同舟共进》获“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之“年度媒体奖”。大奖组委会的颁奖词中说：“《同舟共进》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言论旗帜。《同舟共进》坚持理想，特立独行，对中国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论说，特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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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为何没有做“第二个石达开"

刘 波

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还解释说，朱毛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达开也是绕道而过；第二，人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蒋介石听了很高兴，也期望“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其实中央红军同70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太平军晚半个月，当时已是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抢渡很困难。而且从安顺场的上游泸定桥至下游渡口数百公里，国民党军沿河陈兵、布防严密，并提前将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走。

为什么中央红军处境更为险恶却能绝处逢生？只是依靠好运气吗？将两军作一历史比较，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谁的战略方针更符合民众愿望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在怀疑和猜忌中，石达开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谋士、元宰（元宰是石达开出走后新设的官职）张遂谋向他进言：“王得军心，何郁郁受制于人？中原不易图，曷不人蜀作玄德鼎足之业？”石言听计从。1857年5月，石率部避祸离京，前往安庆，之后行程数万里，历时6年到达四川腹地。而清军正是摸清了石达开的意图，设下口袋阵，致使石部全军覆灭。

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实事求是地说，“北上抗日”在长征初期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红军一直处于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即转移到适合生存发展的新的根据地去。这种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新的根据地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区域较大，便于机动；第二，人口较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三，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三条理由固然不错，但其实还有两点没有点透：其一，在两至三省的交界处，处于军阀割据的“三不管”地带；其二，离苏联近，便于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最初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变为黎平会议后的川黔边地区，遵义会议变为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南渡乌江后改为川西，两河口会议改为川陕甘地区，俄界会议改为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榜罗镇会议改为陕北。经过6次变化，终于锁定陕北，并且只有到达陕北，有了一个较好的落脚点后，才能腾出手谈抗日问题。尽管如此，“北上抗日”方针对长征的胜利还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促使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退却，变为向抗日前线的胜利进军。更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红军只是借路通过，不是同你抢地盘来的。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

谁的战术指挥更灵活机动

石达开作为太平军中的杰出将领，“翼王”绝非浪得虚名，实乃战功所至。他的作战指挥水平相当高，这一点连他的对手曾国藩都非常佩服。但在大渡河边，石达开犯了三个致命错误：

一是选错地形。石达开在大渡河边驻军的紫打地属于圯地、围地、死地“三绝”之地。石达开深谙兵法，却选在如此险恶的绝地驻扎下来，实在令人费解。

二是指挥僵硬。石达开没有及时抢占铁索桥，渡过松林河，往西北方向夺取泸定，也没有趁大渡河北岸没有清兵时迅速渡河。打了半个月才开始向东突围，至利济堡时，仅剩6000多人——突围已晚。

三是放弃突围和抵抗。石达开对敌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信，表示愿以自己为人质，换六千部下的生命。这种“舍命全三军”的英雄情怀，确实令人感动！但放弃了最后突围的尝试，无疑是战略战术上的一大失策。

《孙子兵法》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熟知历史的毛泽东、刘伯承吸取了石达开的教训，灵活机动而又快速高效地应对敌情。1935年5月21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冕宁，从地下党那里得到凉山地区的民情敌情后，中革军委决定在泸沽兵分两路，主力为左翼，经冕宁、拖乌、大桥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红5团为右翼，在左权、刘亚楼指挥下经越西前往大树堡，伪装大部队实施佯动，以吸引河对岸富林国民党重兵的注意力。这是避实击虚的策略，也是“双保险”式的布阵。

5月26日，红军主力部队在小叶丹指引下，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在这里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最后在泸定会师。这种战略战术，可以说是又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毛泽东特别指出：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搞个局面出来。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