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20万字的学术评论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位成绩丰硕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书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是学者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一种默默的、孤树一般的生长；学术批评的职责，就是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和维护这种代表生命尊严和希望的生长。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学术的本性，二是知识分子的批评职责。这是中国学人普遍面临的两个问题，现在由一位富于研究经验的学者提出来，便特别值得了解、思考、讨论。

本书分为四辑，分别着眼于学术的基本理念，学术史的回顾，学者自身的命运，投师问学的经历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与思考学术本身的一些想法。

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对自身及群体的反思，对学术史的回顾，常成为其宝贵的学术财富。该书本着学者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几代学者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意图不在于比较几代学者的高低优劣，而在于要求学术的尊严。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大师作古，本世纪的学术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第四代——“文革”以后的学者手中。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审慎的求实之风展现了这四代学者的学术道路、学术方式和学术成果的各自风貌，从中作者贯穿全书的主旨昭然若揭：虽然四代学者的学术背景不一，置身的学术环境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同样受制于身不由己的命运。政治运动、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幼稚的学术体制，影响着学者的身心和学术的生命。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沉重结论，作者意欲通过对学者命运的反思唤起当今学者对群体及自身命运的思索，对学术环境的警惕，从而保持清醒的学术理念，审慎地选择学术道路，不要迷失自己。

第一辑

 学者何为

何为学者

人文学者和人文科学

 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

学术环境

学术体制

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

 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学术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和不端行为

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发生的原因分析

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

 古典文学研究三“执”

“失语”与转换

宏观与微观

理论与历史

第二辑

 学术史的两个视角

 近年中国大陆文学史学鸟瞰

“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

走向文学史学的步履

文学史学的成果检阅

对文学史学的两点思考

 现代学术背景下的中国诗史尝试

——重读李维《诗史》札记

 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

形式的传统：殊途同归的诗学研究

点与线：形而上学方式主导下的诗学研究

由形而上学回归历史：学术转型期的中国诗学研究

建立新的学术观念：中国诗学的展望

 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三辑

 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

 旧学新知：李审言《文选》学的时代意义

李审言其人其学

李审言的《文选》研究

超前的文学研究意识

李审言与扬州学派的文学观念

 四代人的学术境遇

第一代学者：好运的悖论

第二代学者：自强与无奈

第三代学者：方法的焦虑

第四代学者：商海沉浮

 考量历史的平常心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谈艺录》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品格

 在学术的边缘上

解构钱钟书的神话

大师与博学家的区别

钱钟书学术方式的古典色彩

 对《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几点“声辩”

第四辑

 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

千帆先生的学术道路

千帆先生的学术品格

千帆先生的教书育人

 立雪私记

 全椒丘良任先生学述

附：丘良任先生遗诗跋

 追忆清水先生

 京大中文三先生

 川合康三教授的中唐诗研究

 日本中唐文学会印象

 我与大历诗歌研究

 我为什么要研究清代诗学

——兼谈学术目标的设定和转移

后记

再版后记

点与线：形而上学方式主导下的诗学研究

1949年以后的中国诗学研究，因整个文学环境的变化，在内容与格局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文言文的彻底退出日常语言，旧体诗写作的禁忌与作者队伍的缩小，作为诗法教习的诗体研究变得可有可无。传统方式的著作，在邹问轩《诗话》（北方文艺出版社，1963年）之外几乎绝迹。现代方式的著作，也只有语言学家王力从语言学角度写出《汉语诗律学》（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及其普及本《诗词格律十讲》（北京出版社，1962年）。中国诗学的研究似乎远离原理研究，而倾斜向诗史研究一边。这当然与整个文学的研究一样，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主要是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有关。应该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思想方法，给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带来的进步是难以估量的。它使我们摆脱中国固有的历史循环论的思维定式，以进步和发展的观念来看待历史，以意识决定存在的原理来阐释文学现象，不仅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文学史命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也使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文体、风格研究有了基本的理论支点，使文学史叙述有了逻辑序列和因果解释，从而产生了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写作。

但另一方面，在庸俗社会学观念的主导下，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性的单一价值标准又在文学史研究中划出许多禁区，将众多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拒斥在文学史的大门外，同时也造成对作家作品评价的失当。在诗学领域，宫体、香奁体等若干类型的诗歌成为禁区，李商隐诗被判定为唯美主义，陆机《文赋》、皎然《诗式》被判定为形式主义，王渔洋“神韵论”被判定为反现实主义，都遭到贬斥。更为严重的是，在形而上学方式的主导下，文学史并没有真正被作为过程来看待。回顾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形式上实质上都是以作家为纲的。翻开目录是一连串大作家或所谓进步作家的名字。仿佛是展览会上的图画，一个人物画廊，依据时代的先后、价值的高低排列。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说，与钟嵘《诗品》的方式没有实质的差别。因为只研究若干个作家，即使研究得再透，也只是几个点的深化，面与线上是空白的。以致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和逻辑进程就成为线性思维的简单推理，点与点的直线连接。李杜如何如何，元白如何如何，温李如何如何，点与点之间的线其间的演变过程其实并不清楚。如果有，那就是出自逻辑推衍而不是实证研究。我们文学史中那许多思潮的对立、流派的斗争、风气的转变，许多合乎辩证法原则（如螺旋上升、质变到量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有声有色的历史过程，就是两点成一线式的主观构造。这是形而上学方式的必然结果。姑不论那些有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条而编纂或改写的史、论著作，就是怀着真诚的信仰，很朴实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学者，一旦陷落在那样一种思维框架中，也很难想象他们将会对文学史作出什么样的建构和解释。读读1955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再版自序、1958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中所做的自我批评，完全可以设想他们若重写该书会写成什么样子。

诗史和诗人研究在十七年间虽然留下数量可观的论著，但积累下的知识量却很不成比例。除了一些传统方式的研究，如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华文轩、陈友琴、傅璇琮辑纂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各卷外，诗史方面已如前述，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而批评方面，则是内容的评价取代了艺术研究。结果，艺术研究固然未积累下有益的成果，而内容方面的研究，一旦时过境迁，作为评价标准的基本概念“人民性”、“阶级性”本身失去光泽，它们所标价的内容也就变成无甚价值的陈年旧货。这残酷的结局，不能不让人痛心地感到：十七年文化的反动，让我们错过了多少新的学术思潮？首先是带来文学理论革命的雅各布森（R.Jakobson）语言学诗学，然后是极大地改变人文科学学术方式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再就是代表着现代文学批评技巧水平的“新批评”，还有使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产生根本改变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给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度和独创性以全新视角的神话一原型批评，甚至连产生于本世纪初很快就被介绍进来的精神分析也快被忘却，更不要说方兴未艾的德里达（J.Derrida）和福柯（M.Foucault）了。20世纪文学观念中最大的几个变革——取消本文的自主性，提升语言的审美构成机制，意向性的本文阐释结构，结构的符号化描述，都被我们错过了。于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与整个古典文学一样，剥去马列文论教条的外衣，所剩只有古代文学批评的那一点家底。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批评多不出前人结论的范围，难出新意，甚至连古人的陈意也不能阐释得更丰富、深入的原因所在。

当然，这只是就整体状况而言。具体到个人，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由于这一时期成为诗学研究中坚力量的学者，都是民国年间成名的专家，大都亲炙于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有根基，兼通西学；更年轻的他们的学生，得其栽培，也打下扎实的基础，老老实实地做研究。虽然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学术活动并不很正常，学术思想也受到政治教条的束缚，但良好的学养犹在，朴实的学风未坠，学术仍保有它基本的真诚。虽不能畅所欲言，但所言大致不悖所思，仍留下一批扎实而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成果。如果站在80年代的成果积累上反观建国至“文革”这十七年间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这是诗学史拓展、丰富、深化的阶段。在文献整理方面，印行了古代诗话、诗论的重要著作三十余部（不包括《文心雕龙》系列的著述）。尤其是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所收古代文论的基本文献大部分是诗论，为诗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它们对学术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浏览这一时期的文献，我们不能不承认，50年代后期对意境、风骨范畴的讨论，《二十四诗品》研究的兴起，60年代《文心雕龙》、《诗品》研究的繁荣，关于永明声律说、《沧浪诗话》的讨论，都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教条可以禁锢学者的言论，扭曲学术的精神，但动摇不了学术的根本理念。所以，即使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观念下写作的郭绍虞《关于<文赋>的评价》，其实质性的内容和结论也是基本可取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80年代的论著中只不过被换成两个传统或两种倾向的说法而已）。何况有些问题毕竟离意识形态的内容比较远，还是可以用学术的方式来讨论的，所以当时的一些成果，如郭绍虞《宋诗话考》对宋诗话的考证，《清诗话》前言对各家学说的评述，吴调公《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理想》（《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以“诗味”为钟嵘诗学核心范畴的观点，徐公恃《“诗”兴发微》（《哈尔滨师院学报》1964—年第2期）对《诗经》中类型化的某些象征模式的探讨，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64年）对梁代三个文学集团之文学倾向主要是诗学理论的分析和比较，至今看来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至于那些问题热点的讨论，更是不仅使问题本身变得明晰，同时也使一些学理问题得到澄清。比如如何使用外来术语的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曾有分歧看法。郭绍虞指出：“用外来术语来说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总有一些距离，不会完全适合的。问题就在产生这些术语的历史环境并不与中国的历史环境完全相适合。但是，假使因噎废食，由于这些术语不能完全适合而放弃不用，那么对说明问题也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因为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他又以一些具体的术语为例，说：“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但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的某种倾向来讲，又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所以用来比附说明也还是可能和需要的。”这里对外来术语与中国问题的语境差异已有所警觉，对如何使用外来术语以防贴标签的简单化态度也提出了审慎的原则。80年代“新方法”问题讨论中对新概念“名词轰炸”的非议，学术眼光实在远逊于二十年前的水平。

比较诗学自1949年后一直处于若断若续的状态，只有钱钟书默默地按自己固有的方式，继《谈艺录》之后又写作了《管锥编》，他在1962年发表的《通感》（《文学评论》）成为我们中外诗学比较中最著名的论文之一。

P139-142

中国的新诗，在徐志摩、何其芳之外，我最喜欢读“九叶诗人”的作品。《九叶集》对树的礼赞曾给我深刻印象：“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象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到的那样深／无论自哪一个思想里醒来／我的眼睛遇见它／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在它的注视下溪水慢慢流去／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而它永远那样祈祷，沉思／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郑敏《树》）。

树让人联想起坚实的生命，沉默的思想，让人感受到沉默中生长的力量。

我们的学术正像一棵大树，在风雨中挺生，在霜雪中成长，虽然严冬一年年摧折它的枝叶，但抹不掉岁月的年轮，将一道道时间的印迹收藏。于是，当我在静寂的寒夜，收拾零落的思绪，辛笛的《山中所见——一棵树》就成了本书题名的灵感：

你锥形的影子遮满了圆圆的井口

你独立，承受各方的风向

你在宇宙的安置中生长

因了月光的点染，你最美也不孤单

风霜锻炼你，雨露润泽你

季节交替着，你一年就那么添了一轮

不管有意无情，你默默无言

听夏蝉噪，秋虫鸣

济慈曾赞叹：“有多少诗人把流逝的岁月镀上金！”在这贫乏的时代，我不想做一个给岁月镀金的诗人，更不想把学术变成萧瑟风景的一袭春装。

我宁愿我们的学术是荒原上的歌声，是沙漠里的孤树，无论多么微弱和凄凉，也年复一年地铭刻生命的年轮，昭示生命的尊严和希望。

这本小册子千禧年3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印行，大概是我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种，也是我自己买得最多的书，先后买过250本，再加上样书和责任编辑苏晶小姐送我的部分库余本，共约300本，全都或送或被友人要走。书店早已不见踪影，但网络上转贴很多。有时遇到一些年轻学者，虽专业不同，也说看过《学术的年轮》，令我暗自惊讶。

书中的文章多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学术最不景气、学者生活最艰难的年代。当时的诸多切肤之痛，一旦时过境迁，就不免显得夸张和矫情，但那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弹指间二十年过去，小书问世也已十年，回眸其间的所经所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学界早已不是那个黯淡的荒原，倒不如说更像是众神狂欢的广场。在日益泛滥的泡沫经济中，学界也不甘落后地制造着学术泡沫。学界之外的朋友看看新增的《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一文，就知道二十年间中国学术走过的是一段什么样的路，学者身在其中就不用说了。当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嘱托我承担这项上级交办课题时，我起初是推辞的，因为我想说的话在《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一文中就已说完。但出于学者的责任感，后来我还是接受课题并作了大量的调查，写出这篇四万字的调研报告。十几年过去，归纳自己的看法，仍不外乎前文所论的几点，可学界风气的堕落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不由人不感叹岁月去人之速，而社会和学术进步之迟缓。

这次再版增人几篇近年新写的文章，包括《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旧学新知：李审言<文选>学的时代意义》、《对<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几点“声辩”》、《全椒丘良任先生学述》、《追忆清水先生》、《川合康三教授的中唐诗研究》，要之都是谈学术史和学术人物的文字，契合原书宗旨。如上所述，有些文章与初版对照，颇能看出二十年间学术和学人的变化，有生长也有凋谢，如树木花开叶落，在岁月的洗礼中增添一道道的年轮。

前此蒙姜小青先生厚爱，凤凰出版社印行了拙著《清代文学论稿》和拙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重印了《大历诗风》，这次《学术的年轮》又获得再版的机会，作为作者真是深感荣幸。感谢之余，谨祝愿凤凰出版社茁壮生长，让更多的学术著作在这棵大树的年轮里留下一丝纹理。责任编辑卞岐学长的细心审读，使我避免一些原稿的错字和笔误，并此致谢。

蒋 寅

2010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