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与彼此乃至世界局势都至关重要。怎么看美国“重返亚洲”？为什么“中国牌”是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总统大选中角逐的关键？当今的问题有着久远的渊源。

新华社资深记者俞铮先生，历时近十年，用海量的、珍贵的以至鲜为人知的资料，以严谨、精巧、通俗的语言抽丝剥茧地写就《美丽的帝国(注定对手)》，该书有助于拨开重重迷雾，理性地认识、了解和预测中美关系，寻找扑朔迷离中的真相。

美国人对中国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历史的片断了解以及对中国模式化的认识。许多模式化的认识在一个多世纪前形成，对现今美国人依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美丽的帝国(注定对手)》追溯两国关系的起点，理性分析发展的过程，冷静面对未来的趋势。减少偏见和情绪，推崇理性和严谨。

怎么看美国“重返亚洲”？为什么“中国牌”是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总统大选中角逐的关键？当今的问题，却有很久的渊源。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二者的关系对其本身乃至全世界都至关重要，如何理解？如何解读？新华社资深记者俞铮先生，历时近十年，用大量珍贵甚至鲜为人知的史料，以严谨、精巧、通俗的语言写成《美丽的帝国(注定对手)》。

序言：注定对手？

第一章 装在套子里的王国

第二章 史海回声

第三章 传教士心态———教化“非我族类”的执着

第四章 不受欢迎的新移民

第五章 失去了“中国”还是失去了自我

第六章 头版新闻的力量———美国人如何认识中国？

第七章 大战略的传统———冷战教会美国人什么？

第八章 遏制与接触：贴着不同标签的同一瓶酒

第九章 “中国威胁论”———美国人怕什么？

第十章 蓝军出动，追击共军———谁从“中国威胁论”中获益？

第十一章 台湾因素———美国人的困境

第十二章 美中关系大事记

附录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二、中美联合声明

 三、其他重要文件

致谢

“吃谷物、穿布鞋、着粗布棉衣、住拥挤陋室，中国人过着一种被设定了的大规模集体生活。拥有私人交通工具……永远也不会在中国出现。它会一直是斯巴达式的、扩军备战的贫穷国度，庞大的公共建设工程、壮丽的纪念碑和社会主义成就替代个人物质享受，几乎比在苏联更甚。那里的生活与美国富裕的生活大相径庭，尽管我们自己也经历着人口的增长和集体文化的张扬。”

——汉学家 费正清

越来越多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但即使真正的汉学痴迷者仍然觉得汉字同他们母语差别太大，要熟练掌握这种古老而特别的文字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汉字代表一种较为原始的文字，字的偏旁或部首通常形象地代表一些基本意思。而以罗马字母组成的单词则被西方语言学家认为代表较高的形态。习惯于字母拼写的人学习汉字时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汉字发音的四个声调(中国有的地区方言甚至有六、七个声调之多)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汉字使用者的语言认知习惯也可以发现汉语与罗马文字的天然区别。许多中国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一次听到西方人的名字往往很难记住，而一旦看到了名字的拼写就很快会记住且不容易忘记。这种现象其实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不同的语言习得模式。使用罗马字母的人惯于从发音去辨别意思(拼写的字母组合同发音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因此罗马字母使用者不必在字形和语音之间记忆特定的组合)；使用汉语的人则擅长通过形音组合去记忆。西方人可以轻易地记住第一次听到的人的名字，只要他们愿意去记。他们有一套内在的认知规则，比掌握汉语者的认知规则简单易记得多。罗马文字未必比汉字进步，但就语言习得的难易而言，罗马文字的确占了优势。学习中文要求眼耳并用，只用一种感官收到并记忆的信息有失全面。除了语言学和人类认知方面的原因，汉语难学对西方人来说还有心理上的障碍。中国有漫长的文明史，离西方世界又如此遥远，有关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显得奇怪甚至神秘。许多带上中国标签的东西，包括语言和其他文化现象，常常令西方人难以理解。翻开《钱伯斯字典》，找到了如下词条：中国盒——一堆盒子一个套一个，打开一个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中国复件——与原物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甚至包含原物的一切缺陷；中国难题——难解之迷；中国餐馆综合症——一种症状为胸痛、眩晕、脸红的暂时性疾病，原因是摄入过多中国菜肴里常用的味精；中国耳语——一种靠耳语传递信息的游戏，传到最后一个人时信息会变得荒谬可笑。

文化与历史的交织

文化与历史有着天然联系，不同文化的发展进程迥然不同。谈到美国文化，我们会想到这个国家200多年的历史以及东海岸13个英国殖民地，想到这个国家伟大的历史时刻。法国有着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而法国在非洲一度拥有的一些殖民地，尽管都说法语，但没有一个培育出像法国那样灿烂的文化。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先辈告诉后辈的，无论通过文字记载还是口口相传。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杰瑞米·卡根说：“为什么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表现那么不同？德国人告诉后代他们在二战中犯下了罪行，而日本人却没有，至少没有全面地告诉后代过去曾干过的一些坏事。”

中华民族有着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中国人为古代文明感到骄傲。美国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几次难得的历史机遇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人为此感到自豪。中国人从久远历史中得到的不光是荣耀，也有刺痛人心的屈辱，历史有时是荣光，有时却是包袱。“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尽管没有古代文明，却有不断激发创业的勇气和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凭着这种精神，美国人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谈到中国，许多人会联想起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这样的思绪无奈却又挥之不去。相比古代中国，现实中国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赞叹中国发达的古代文明，很少有人怀疑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整体发展曾作出的卓越贡献。

美国经济史学家艾尔伯特·费尔沃克说，从10世纪到15世纪，“在农业生产力、工业技能、商业规模、市民财富和生活水准等方面(都不必说官僚体系的发达程度和艺术造诣)，整个欧洲都无法与中华帝国比肩。”

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从明朝开始走向没落，欧洲那时正经历着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清末，中国国力下滑更为迅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试图通过明朝皇帝饬令修建长城解释中国没落的原因——明朝官员不敢主动攻击蒙古人但又想防范蒙古人侵扰北方广袤地区。“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大多始建于1474年，到16世纪陆续完工，蜿蜒数千公里砖石质地的城墙上修了上千个瞭望台和箭楼。这个建筑军事意义不大，事实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受围困心态。”

中国人早于欧洲人一个多世纪就掌握了发达的航海技术。明代朝廷命令南京的船坞建造远洋木船，从1403年到1419年，共造了2000艘船，包括近百艘巨大的“宝船”，每艘长100多米，宽50多米。郑和船队1405年至1407年第一次航行共动用317艘船，62艘是“宝船”。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时总共才只有132艘船。

郑和的远洋行动在朝廷官员齐声反对中被迫中止，长期浸淫儒家思想的众多官僚本能地抵御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费正清说，反对重商主义和仇外惧外最终占了上风，中国“主动”退出了世界舞台。“中国明朝出众的远洋能力和新儒家官僚的保守思维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中国人几乎主动错过了跟上世界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潮流。”P17-19

“与中国的关系也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把美中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愿把中国‘制造’成敌人。美中两国可以在许多方面开展建设性合作。有些时候，中国人似乎有点难对付，他们有时也会觉得我们很难对付。”

——美国第41任总统 乔治·H·W·布什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春天的查尔斯河上帆影点点。蜿蜒的查尔斯河旁坐落着哈佛大学。

波士顿，英国清教徒移民北美最早的聚居地，是美国文化的摇篮。历史和文化传统构成了波士顿独特的气质，这里是美国的人文之都。

美洲新大陆上的欧洲移民在波士顿定居的开端大致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开元。1636年，刚刚来到这片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在查尔斯河畔创立了哈佛大学；八年后，地球的另一端，清军人关，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王朝拉开了帷幕。

美国文明同欧洲文明同宗同源，白种人在北美没有漫长的文明史，历史也没有留给美国沉甸甸的包袱。“没有历史”使美国人习惯于向前看，而不是反复回味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或伤痛。“没有历史”的美国人珍视自己为了独立和民主而付出的努力。美国的总统制度、美国人的发明创造、美国流行文化的标志、遭恐怖分子袭击后纽约世贸大楼扭曲的钢梁，一切历史印记，或大或小，都能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里找到一席之地。

五千年文明史给中国人带来了光荣与自豪，而近现代积贫积弱的历史却又是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往事。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因工业革命实力迅速壮大，并积极拓展对外影响力。当世界列强开始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国还只是个小字辈，却也垂涎欧洲“老大哥”在华所得，紧跟在后头说“我也要！”，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人同样的优惠待遇。这被称作跟在狮子后面捡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ekal Diplomacy)。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强大的美国同赢弱的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抗日战争和内战中国民党、共产党合合斗斗与恩恩怨怨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近三十年中，美中关系在官方场合就是——没有关系。

回顾历史，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接触不过四十年(1972年至2012年)；双方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才三十三年(1979年至2012年)。双边关系虽然历史短暂，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波折、起伏、希望和失望。许多人清楚地记得过去四十年问两国关系史上一幕一幕：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同时，互不信任和误会重重；地理上的遥远和心理上的陌生，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屡屡造成沟通失当。纯粹地理上的遥远并不一定是友好关系的障碍(美国同欧洲盟友以及日本也相距遥远)，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彼此对对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非但不能弥合业已存在的差异，反而会使彼此更增失望。

细致的学术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究历史的真实，但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足以告诉人们该如何从过去经验中获得智慧。历史是一面镜子，其中有张扬、高调，也有阴郁、低潮。历史至少能告诉我们一些故事或故事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故事或故事的全部。

熊猫外交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有关熊猫的故事：1936年前，外国没有活的大熊猫，它们全部生活在中国。1936年4月，美国动物学家威廉·哈克尼斯新婚两周后就偕妻子露丝·哈克尼斯，远赴中国寻找大熊猫。不幸的是，哈克尼斯先生在上海停留期间患喉癌不治身亡。哈克尼斯夫人雇了在美国出生、中国长大的猎人杨昆廷一起到四川寻找大熊猫。他们在中国西南海拔3000米的一个险坡上发现了一只不到3磅重的大熊猫幼崽，哈克尼斯夫人带着大熊猫幼崽苏琳返回上海。后来，她把苏琳装进柳条筐，谎称是一条形态特殊的哈巴狗，加上2美元的贿赂，轻易骗过海关人员，顺利登上了开往纽约的客轮。1937年，苏琳被送到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立即成为芝加哥全城的明星，当时一种时髦的鸡尾酒甚至以“苏琳”为名。苏琳1938年4月1日死于肺炎，死后被制成标本，陈列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美国人第一次同中国大熊猫的接触。

关于现代美中关系史的描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一篇文章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这篇题为“美中关系的晴雨表”的文章说：“别考虑人权、贸易和导弹扩散，美中关系好坏真正的晴雨表是大熊猫。”文章列了一个年表：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大熊猫兴兴和灵灵被送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那里的动物明星。

1976年，雄性的兴兴屡次向雌性的灵灵示爱，但一直未能成功交配。第二年，卡特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处于尴尬境地：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对于何时和怎样接触北京意见不一，争执不休。

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四年后，灵灵产下一崽，不过幼崽几天后夭折。整个80年代，每年春季两头大熊猫都试图交配，罗纳德·里根总统也屡次尝试把中国纳入西方体系。可这些尝试最后都落空了。

1989年夏，美中关系陷入冰点。灵灵产下第五胎，也是最后一胎，这个幼崽仍然没能存活。

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他在大选中指责乔治·布什“纵容”中国。一个月后，灵灵死于心脏病。

1996年，克林顿政府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一年后，兴兴被诊断患有睾丸癌。

1998年，美中关系升温，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兴兴癌症康复，依然是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

1999年，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间谍(后被证明无罪)，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两国关系再次经历危机。兴兴被查出患有肾病。

2000年，北京同意将另两头大熊猫租借给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美国国会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之时，美国商务部长比尔·戴利向中方打听能否尽快将两头大熊猫送达。在北京履行这项大熊猫友好计划几乎同时，美国众议院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9月19日，参议院以83票对15票通过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2000年底，两头大熊猫如期抵达华盛顿。

2003年4月，考虑到北京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ILS)疫情，中国政府主动要求推迟美方归还大熊猫华美离美回国日期。华美1999年8月21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动物园，是第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并存活的大熊猫。根据圣迭戈动物园同中方签订的十二年租赁协议，大熊猫白云和石石1996年远赴圣迭戈。根据协议，白云和石石在美国产下的任何后代都是中国的财产，必须在其3岁时回到中国。华美本应在2002年9月就启程回国，可是有关证件文书的技术性问题使它在9月未能成行。之后，中方考虑到冬天太冷，大熊猫可能不适应长途旅行，再次调整回国时间。华美的行程最终推迟到了2003年6月。

华美一出生就成为全美主要媒体关注的焦点，2001年成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专栏节目《自然》的明星。有关华美在圣迭戈动物园出生和长大的故事被拍成电视片《熊猫宝贝》，于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3月30日20点在15频道播出，创造了高收视率。大约24小时后，美国海军一架EP-3侦察机在中国南海上空与中国海军一架战斗机相撞，造成中国飞行员失踪，EP-3侦察机迫降海南陵水机场。这个事件导致美中关系又经历一场新的重大危机。

在两国军用飞机空中相撞后一周内，大熊猫白云(华美的妈妈)在圣迭戈动物园经过三次人工授精，仍未能怀孕。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中两国加强沟通与合作，双边关系迅速升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2002年2月21日(布什总统抵达北京之日恰好是三十年前尼克松总统开始破冰之旅之时)开始访华；同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并应邀到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家庭农庄做客。2002年11月，美中双方达成协议，正当壮年的11岁大熊猫高高前往圣迭戈动物园，替换体弱多病的20岁大熊猫石石。

美中差异

美中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互动性决定了：美国人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不足以解释美中关系的全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同样应作为观察的重点。中国长期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从封建王朝过渡到以党派政治为主要特点的共和制只用了短短16年(1912年到1928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通常认为领袖或是圣贤或是英雄，中华传统强调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个人统治。历朝历代皇帝中的许多不仅被百姓视为德行典范，还往往是文学艺术大师，一些皇帝浸淫于诗歌、书法、音乐。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所有重要道德标准的最终裁决者。正是因为个人统治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政治理念中个人德行往往重于法律制度，臣民对皇帝、下属对上司的忠诚，一直被看作是衡量人品高下的关键。

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而儒家文化崇尚的许多道德品质并不易于被西方人理解。美国无可争辩地成为西方世界领袖后，美国人习惯用自己的理念改造世界。当美中力量悬殊极大的时候，美国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20世纪初，美国希望同其他列强分一杯羹而要求中国“门户开放”，借口为了中国的利益；当美国需要国弱民疲的中国以损失极大的消耗战拖住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美国可以援助中国。当美中利益具有潜在冲突的时候，美国会刻意放大价值观差异而与中国针锋相对。

美中两国位于不同大陆，都地域面积广阔，且自然资源丰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易于自认为最正确，觉得自己最有造福全人类的使命感。两国在19世纪时都游离于欧洲强权体系之外，对欧洲帝国存有戒心。同欧洲帝国相比，两国都代表新崛起的力量。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差异使两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心理。

费正清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剖析中国人对外交往的行为方式。他解释道，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认知是：一、中华文明是东亚文明的源头；二、中国有三千多年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他说：“辉煌的古代历史使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觉得中华文明比周边文明优越，中国人乐于生活在他们的泱泱大国之中。当华南地区成为这个王国一部分后，中央之国的疆域从西伯利亚延伸到北半球热带地区。依靠农业经济和政府许可的国内贸易，这个国家养活着庞大的人口。对外贸易一直微不足道。”

历史上多数时间里，中国的战略防御大多针对西域或北方游牧民族，中央之国的疆界随着王国实力的兴衰而演变。费正清说：“中国很早以前就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看起来拥有一切资源，人民安于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没人愿意去拓展比自己国家差得多的海外领地。前来领教天朝国威的外国使节必须奉上朝贡之物，否则他们便没机会在远不同于荒蛮之地的天朝大开眼界。”

中国历史上战事不断，主要是国内的争夺政权，或是与边疆“蛮夷”交战。从来没有汉族的皇帝像亚历山大王一样试图征服全世界。只有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军队自1274年到1281年征战日本，还征服了东南亚。明王朝在15世纪初派出7支舰队远征东南亚和印度洋，足迹远至非洲大陆，但他们决定不再前进。费正清说：“中国人绝对有能力在葡萄牙航海家抵达中国前一个世纪就发现欧洲大陆，但他们根本没兴趣在海外扩张。”

美中文化差异使两国处理双边关系变得尤为复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一度互相视为对手。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搞霸权主义；美国人崇尚的个人权利至上在中国为许多人所反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本质上不相容。精研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费正清指出：“即使中国有一天不再追求共产主义，仍会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仍然会高于个人利益。美国人意识中的个人自由在中国很难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中国人选择他们习惯的方式，美国人要学会接受，我们无法承担‘解放’中国人的任务。”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教授说，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经常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归结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工具。尽管中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许多国家对美国的评价不谋而合，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美国领袖还是公众，并不把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表现视作霸权主义行径。沈大伟说：“无论中国领导人多了解美国政治，他们总会对美国外交政策表示怀疑。基于美国是霸权主义这一先人为主的思维定势，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美国政策有善意的动机。他们担心美国人在战略上算计中国，在经济上剥削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颠覆中国。许多中国人相信，两国的合作是暂时的、战术性的，因为两国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利益，政治制度又有本质区别，美国人总是被认为对中国包藏祸心。”

沈大伟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曾经国力衰弱、四分五裂的历史留给中国人很难改变的国民心理——必须警惕强国的动机。中国人谴责美国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美国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是宣传需要。这恰是一种严肃而深刻的批判，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国家利益之所在。他说：“如果美国继续用错误的印象了解和分析中国，美中关系仍然走不出非爱即恨的轮回。”

“美国的世纪”

半个多世纪前，《时代》杂志创办人之一亨利·卢斯在《时代》社论中首次提到了“美国的世纪”。他宣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个“黄金机会”去“承担领导世界的使命”。卢斯呼吁美国国民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他完成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职责和使命。”

卢斯认为，在二战特定历史条件下，孤立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对美国是一场灾难，后果凶多吉少。要想保持其生活方式，美国必须用强大国力确保国际共同市场对所有国：家都均等开放，美国人关于自由、正义和机会均等的理念必须在全球经济市场中体现。

“只有像美国这样强大且具有道义权威的国家才能领导全世界战胜法西斯轴心国，恢复世界和平，重建自由世界的秩序。”卢斯的理念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理念。他倡导的对超强国力的追求从此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信条，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基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二战胜利不是因为美国独撑危局，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受了最为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也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3年5月31日，笔者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排队等候参观，不经意听到两个英国口音中年妇女的对话。她们刚参观完朝鲜战争纪念碑、阿灵顿国家公墓以及建设中的二战纪念堂(2004年建成后对公众开放)。一个说：“美国人正在修二战纪念堂，他们总觉得他们独自取得了二战胜利，拯救了欧洲和整个世界。想想二战中英国牺牲了多少生命，遭受了多大损失！”另一个说：“美国人总是夸大自己的功劳，抹煞别人的贡献，仿佛是救世主。”

战争胜负固然重要，但美国人的优胜者情结不只出自战争获胜。许多美国人认为，必胜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先进性使他们得以挺过最艰苦的战争而最终取得胜利。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帮助他们避免了大规模外敌入侵，美国从未在任何一场世界性战争中尝到失败的滋味。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之所以总能获胜，是因为美国人有着比别人高得多的道义标准。正义终能战胜邪恶，正义之源就是美国人崇尚自由和民主。

从欧洲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到一战前后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美国标榜自己没有欧洲老牌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从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到二战结束，美国声称拯救了世界并领导欧亚盟国一举战胜法西斯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宣称领导自由世界消灭了共产主义。当代颇有影响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将上述认识“升华”为一个惊人的结论：“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的形态已走到发展的尽头，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终极选择。

美国人其实最讲意识形态且根深蒂固，不会因为别人不强调意识形态而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表现为：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利益趋于一致时，合作的面大一些；当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凸现时，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大。道义上的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尤其美国政客)乐于把美国与别国的利益纷争诠释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战”。因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种决定，美国人总倾向于觉得是正义的。

道义优越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美国人认为“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体系和代表议会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权主义和利益垄断的弊病；二、经济、军事实力客观上赋予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许多美国人骨子里挥之不去要将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的信念；三、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觉得，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世界的典范。

美国人在盟友面前都毫不掩饰其优越感。美国独立是新移民摆脱英王统治的结果，但英国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这样评价当代英国：一战前，英国政客不讲道义和信念，只重实际利益，为了利益可以牺牲道义。此种状况延至托尼·布莱尔任英国首相后才有所改变。这位学者认为，英国人道义水准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布莱尔政府始终同美国保持立场一致。这位学者潜意识中显然认为：美国代表着较高的政治道德水准。

近、现代战争中所有决定性的胜利都强化了“美国人永远正确”的理念。任何国家单方面放弃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反而更增强美国人对意识形态的执着，自我激励不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在这种思维定势下，美国人爱说教别人，听不进别人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和文化传统固然是国与国互不理解的根本原因，政治领袖的影响力也至关重要。个人好恶和领导风格往往会留下鲜明的特点。就美中关系而言，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尤为关键。政治学者詹姆斯·迈克格雷格·伯恩斯认为，领导人垂范具有催化的作用，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1997年10月，比尔·克林顿在他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将近一年时，才向公众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国政策。克林顿的前任乔治·H·W·布什被普遍认为与中国的渊源很深，即使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了解中国的人，也很少向公众系统地解释其对华政策。当主流媒体和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中国问题诘难白宫时，布什总统才于1991年在母校耶鲁大学宣讲了他的中国政策，演讲并未引起公众太多注意。领袖人物忽视对华政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客观上给了主流媒体和特殊利益集团可乘之机。政府成熟有效的政策主导能力包括对舆论的控制和影响力。当外交政策不明晰时，媒体报道许多时候止步于肤浅的分析或哗众取宠，特殊利益集团则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公众很难真正了解政府的对华政策，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常常被不负责任的媒体评论误导。

如何妥善处理美中关系将是两国领导人未来面临的最具挑战的问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兰普顿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壮大势不可挡，强大的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在处理外交关系时更关切自身利益。他说，为新兴势力腾位置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日本就是最极端的例子，它们依靠武力争夺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位置。兰普顿认为，把中国纳入西方体系，美国和其他现有强国需要给中国尝点甜头，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将会是超值的回报。

乔治·H·W·布什2003年2月26日在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演讲时说：“与1974年我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美中建交前大使级常驻官员)相比，今天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毋庸质疑。我不认为中国会寻求地区霸权，中国更不想控制整个世界。”

他说：“与中国的关系也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把美中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愿把中国‘制造’成敌人。美中两国可以在许多方面开展建设性合作。有些时候，中国人似乎有点难对付，他们有时也会觉得我们很难对付。”

他说：“美国和中国未必不能成为伙伴或朋友。我们未必要求每个国家都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无论在人权、经济还是其他方面。我坚信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已邀请我2008年去北京观看奥运会，我担心能不能活到那时。在中国举行奥运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希望能去。”

2008年夏，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偕妻子、前总统乔治·H·W·布什偕妻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到北京观看夏季奥运会。笔者目睹，布什家族出现在美国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决赛的现场。

这本书的研究、采访、资料搜集、内容分析耗费我一年多时间，此后又经过八年的写作、补充才最终完成。其中每一段经历都因艰辛、漫长但欢愉而弥足珍贵。

这本书有关美中关系，同研究其他严肃课题一样，把握和处理这个题材要有诚实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诚实的态度得益于家庭教育。家庭影响对我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父母身上，我学到了最重要的准则：要做事，先做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我写作这本书至关重要。

这里要提到我的研究生导师华安澜(Alan Wachman)教授，他是一位严谨且严厉的美中关系史学者。尽管我俩对许多学术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尽管他几乎从不对我的提问给予非黑即白的回答，我依然觉得多年来我们的交流是愉快而有趣的。他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思维方式对我启发很大，有些启发后来构成了本书中一些部分。令人痛惜的是，华安澜教授因病于2012年6月21日上午去世，未能亲眼看到此书，乃是我莫大的遗憾。愿教授在天国安息(补记)。

我还要感谢亚洲基金会对我的资助。亚洲基金会长期为美中关系发展作出独特贡献。没有他们的帮助，写成这本书难以想象。

我访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被视为美国民主的摇篮，有着悠久而独特的清教徒传统，还有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在那里，我参加了大量学术讨论和讲座，各种学术流派的理论和思想激荡辉映，呈现给我前所未有的学术境界。我试图将美国学者对美中关系的不同看法介绍给读者，并不是为了说服大家同意或不同意某些观点，而是提供一些形成意见的参考佐证。

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主要在美国完成。在美游学使我得以接触大量文献资料，并有机会同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官员、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本书引用的许多观点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

在我写作的几年中，美国和世界都经历了许多重要事件。广泛而深入的访问、观察和研究使我意识到，美国内政和外交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变化。通过此书，我尽力把我所认识的美国展现给读者。坦言之，本人学为局限必然导致书中存在疏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本着诚实的态度，平和的心态去观察和分析美国。美中两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两国的误会甚至敌意很大程度上由这些差异引起。对立和敌视断然无助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与借鉴。

倘若本书能带给读者一些参考价值或阅读趣味，我将非常愉快。

俞铮

2012年8月

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童年，那时我读到了浸信会传教士的故事和我舅舅汤姆从中国发回的家信。汤姆舅舅是海军广播员，经常随军舰去中国的港口。从布道回来的传教土口中，我得知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迫切需要医院、食物、学校，以及耶稣基督的知识。

——美国第39任总统 吉米·卡特

任何人都不会明说他们需要敌人，也许他们自己心里都对中国将是敌人表示怀疑，但他们确信找到一个敌人会有好处。

——美国国会众议员 道格·贝罗伊特

为推动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分歧，美国应坚持双方同意的一个中国政策。在一个中国政策下，根据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法律，美国发展与台湾和中国大陆友好而坦率的关系。

——美国第42任总统威廉·杰弗逊·克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