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描写农民生活，他在描写农民不幸命运的同时，更多的是表现他们卓越的才干、美好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赞美他们纯洁、善良的天性。这种对俄罗斯农民的描绘，是以往的或同时代的作家没有或者很少做过的。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用浓重的笔墨着意刻画，而是别具匠心地用白描手法把社会现象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因此，给予读者的印象尤为强烈。在这本书的各个篇章里，作者并没有表露反对农奴制暴虐的激愤言词，但是，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舒徐有致地描绘的每个细节，却促使读者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倾向。屠格涅夫既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也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并让他们形成对比，这些地主有的凶残暴戾，有的狡诈贪婪，有的放荡无耻，尽管他们过着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在精神上和道德品质上却远远逊色于那些农民。作者以讽刺的笔调勾画出了一幅幅表面上温文尔雅、骨子里残酷无情的地主肖像。

《猎人笔记》并不是介绍打猎的经验与知识，而是屠格涅夫的近二十篇短篇小说集。《猎人笔记》中各篇，只是题目或篇首有时提到打猎，而内容大多与狩猎无关。作者屠格涅夫以一个猎人记录在俄罗斯中部山村见闻的形式，反映了农奴制下俄国村镇的生活现状。作品描绘了农民的才干、聪明、善良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异常艰难、沉重和凄凉的生活。

序

实用知识

霍尔和卡里内奇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女人

马林果泉

小县的乡医

小户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贝氏牧场

梅奇美人河边的卡西央

死亡琐记

歌手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约会

活尸首

轮声轧轧

树林与草原

一个俄国文人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一片诗心在画中

霍尔和卡里内奇

任何人路经波尔霍夫县，来到兹德拉县，都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在体型和气质上)大吃一惊。奥廖尔省的农民个头儿不怎么高，有点儿驼背，哭丧着脸，紧皱眉头，住的是简陋的白杨木搭盖的小屋，服着劳役①，他们不会做买卖，吃得很坏，脚上常穿草鞋；而卡卢加省代役租农民②，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住在宽敞的松木建造的房子里，个子很高，性情豪放而开朗，脸面清洁，_白白净净，做点儿黄油和松焦油之类的小生意，逢集过节，便穿上大皮靴。奥廖尔的村庄(我指的奥廖尔省的东部)一般都坐落在耕地中央，紧挨着几乎成了污秽池塘的沟谷。除了几棵随时可供砍伐的爆竹柳和两三株干瘪的桦树外，一俄里内外看不见一棵小树；小茅屋接连着小茅屋，房顶尽是用沤烂的秸秆葺成的……与此相反，卡卢加省的村子，四周是成片的树林，房屋都是独立的小院，整整齐齐，屋顶是薄木板盖成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后院的篱笆没有散架，更没有向外歪斜，因此不至于招引顺路踅过的猪进来做客……卡卢加省的环境，对猎人来说，也好得多。这是因为，再过五年，奥廖尔省最后的一片树林和“灌木丛林”将完全消失，连沼泽地也不会有了；卡卢加省呢，正好相反，禁伐的林带绵延数百里，沼泽地长达几十俄里，珍贵的乌鸡没有绝迹，还栖息着温顺的山鹬，忙碌的沙鸡猛然间扑棱棱振翅飞起，会把猎人和狗吓一跳，使他们又惊又喜。

有一回，我打猎来到兹德拉县，在野外碰上一位卡卢加省的小地主，和他结识了。这个人名叫波鲁德金，是个打猎迷，也算是一个好人。不错，他是有一些缺点，比方说，他向省里很多富家女郎都求过婚，遭到拒绝并吃闭门羹之后，一面伤心地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倾诉自己的悲哀，一面还把自己园子里的酸桃和别的生果子作为礼物送给女郎的双亲；他喜欢不厌其烦地反复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本人认为这笑话蛮有意思，可是，从来没有逗得别人发笑过；他很推崇阿基姆·纳希莫夫①的作品和小说《宾娜》②；他说话口吃，管自己的狗叫作“天文学家”，他把“可是”说成“可系”，他在家里吃的是法国式的膳食，据他的厨子解释，这种吃法的秘诀，在于完全改变每一种菜肴的原来的自然风味，肉经这位能手一烹，便成了鱼的滋味，而鱼会有蘑菇的滋味，通心粉散发着火药的味道；汤里放的胡萝卜，都得切成菱形或者是梯形的。可是，除了这些不多的、无关紧要的缺点以外，如前所说，波鲁德金先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和波鲁德金先生认识的头一天，他便邀请我到他家里住宿。

“到我家约莫有五俄里，”他接着说，“步行去太远了，让我们先拐到霍尔家去一趟吧。”(请读者原谅我不描摹他的口吃形态了)

“那霍尔是什么人呀？”

“是我的农户……他住得离这儿不远。”

我们朝他那里去了。在林子中间，一片经过清整和精耕细作的空地上，有一所孤零零的庄子，那便是霍尔的家。他的庄子，是由几间松木造的屋子构成的，用栅栏围了起来。正屋前面，有一个由几根细柱子支撑起来的凉棚。我们进去，迎面碰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二十来岁，高个子，长得挺帅。

“嘿，菲嘉！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问他。

“他不在家，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回答道，“敢问要吩咐套车吗？”

“是要车，小老弟。先给我们弄点格瓦斯①来。”

我们走进屋子。整洁的圆木墙上，连一张苏兹达尔②年画也没有贴；屋角，挂着庄重的镶着银质衣饰的圣像，它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是不久前刨过的，擦洗得干干净净；在圆木当中和窗框两边，没有麻利的茶婆虫爬来爬去，也没有潜藏着狡猾的蟑螂。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大杯子，里面盛着满满的上好格瓦斯，还拿来一大块小麦面包，木钵子里装着十几根腌黄瓜。他把这些东西放到桌上，靠门站着，满脸堆笑，不住地望着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这些小吃，突然门外台阶前面有马车响动。出去看看，只见一个十五岁上下、头发卷曲、两颊红润的男孩子，驾着车，使劲地勒住一匹肥壮的带有花斑的公马。车子跟前站了一圈五六个壮实的青年汉子，模样长得都很像菲嘉。“这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都是小霍尔③，”菲嘉接着说，这时他已跟在我们后面来到台阶上，“可人还不全呢，波塔普到树林子里去了，西多尔跟霍尔老爸进城去了……瓦夏，你可当心点，”他对车夫继续说，“快点赶车送老爷去。车颠的时候，要细心点，慢悠点，别弄坏了车子，别震疼了老爷的肚子！”那群小霍尔，听到菲嘉的俏皮话，都禁不住扑哧笑了。“把‘天文学家’放到车子上！”波鲁德金先生神气十足地喊道。菲嘉兴冲冲地把尴尬带笑意的狗举到半空中，然后才把它放到车子里面。瓦夏松开了马缰绳。我们的马车走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鲁德金先生指着一所低矮的小房子，忽然对我说，“想不想进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撤销了，”他一面说，一面下车，“可是还值得一看。”

P1-3

锲而不舍译出风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优秀的翻译家也有自己的风格。当翻译家的风格与其选译的作家风格相近时，译作便会达到上乘水平，成为影响深远的名译，像傅雷译巴尔扎克、汝龙译契诃夫，都是译坛公认的典范。反之，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如果功底不深，修养不够，仓促上阵，缺乏选译，则很难保证译作的质量，更谈不到把握风格和译出风格了。

臧传真教授是著名学者、资深翻译家。他对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素有研究，撰写过许多见解独到、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主编过《苏联文学史》，翻译过多部俄国小说，译笔严谨，为学界推崇和称道。俄罗斯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的中文译本即出自他的手笔。这部译著自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已多次再版，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俄国作家当中，臧传真教授最喜爱的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布宁和高尔基。除了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他还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三幅画像》、《春潮》、《父与子》，此外，他还选译了上述几位作家的短篇爱情小说，以《幸福》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臧先生所钟爱的这几位作家语言上风格相近：简洁、朴素、清新，作品题材贴近大自然，表现人生际遇富有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的关切情怀。臧先生生性儒雅、文笔洗练，选择这几位作家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

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喜爱他的译著，把他的译作视为范本，常常对照原文阅读，以提高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我也走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经常就某些疑难问题向先生讨教。这一次，臧先生重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更有幸先睹为快，看他的手稿、聆听先生谈译书的体会，从中受益匪浅。

屠格涅夫这部小说，原有的译本有的译为《猎人日记》，有的译为《猎人笔记》，“笔记”显然比“日记”更好。但先生却把书名译为《田猎随笔》，我觉得“随笔”胜过“笔记”，却不明白为什么把“猎人”译为“田猎”，于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先生回答说：“打猎有两种方式，去深山老林打猎，称为行猎；在乡间树林和田野上打猎，叫作田猎。作家屠格涅夫在作品中以猎人的身份出现，访问地主庄园和农家，了解乡情，从前所未有的角度接近了下层人民，因而译为《田猎随笔》似乎更贴近作品的内容，也更符合游记散文与小说故事两相糅合的叙事笔法。”想不到一个书名竟有如此的内涵。遗憾的是，此次出版，也许是因为约定俗成，仍用的是《猎人笔记》这个书名。

臧先生还把《白净草原》改译为《贝氏牧场》，我问有何依据。先生解释说：“Бежин луг，前一个词是由姓氏Beg构成的形容词，这个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是个外来姓，音译可译为‘贝日’或‘贝什’。后一个词的意思是‘草地’、‘牧场’，而非‘草原’(степь)，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可译为‘贝什家的牧场’，译成‘贝氏牧场’则更简练。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编者称历史上确实有个‘贝氏牧场’，贝氏家族的后人至今还保存着有关该牧场的文书。有关这一点，我特意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情况。”听了老师的一番话，顿生无限感慨。“白净草原”流传了几十年，没有什么人提出怀疑，只有遇到了一位学养有素、译风谨严的翻译家，才把误读误解的题目改正过来。由此我想到，文学翻译绝非文字的简单转译，除了文字功底以外，它要求翻译家必须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一丝不苟的追索精神。

有一次，谈到对屠格涅夫的认识，臧先生对我说：“就一般意义上来讲，真正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是理性、自由和公正这些人类社会基本精神法则的守护者。他们依据这些精神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同时努力促使这些精神能够得以弘扬。屠格涅夫和其他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一样，摆脱了政治依附地位和狭隘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献身于更广大的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作家个性的成因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更主要的是源自他的社会观念和理想。屠格涅夫的作品往往一经发表，就引起争议，这和他的创作个性，和他独立观察社会现象的视角有关。”

有一次和先生聊天，我说屠格涅夫始终是个诗人，虽然他后来转向了小说创作。为了证明我自己的论点，我引用了罗亭的一段话：“诗歌——是神灵的语言。我自己就喜欢诗。不过，诗意不仅仅存在于诗行里：诗无处不在，诗洋溢在我们四周……您看看这些树，看看这天空——四面八方都吹拂着美和生命的气息；而什么地方有美和生命，那里就有诗。”

臧先生说：“你说得很对。这段话虽然出自罗亭之口，但的确是作家发自肺腑的心声。屠格涅夫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抒情笔法和淡淡的忧郁，是他的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有人说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作家，其实，浪漫主义才更符合他的创作个性。在《猎人笔记》一书中，作家以自由而洒脱的诗笔描绘了自然之美，讴歌了生命之美。一篇篇随笔就是一簇簇花束，采自俄罗斯的森林原野，带着晶莹的露珠，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我发现，只要谈话涉及心爱的作家与作品，臧先生脸上就会焕发出光彩，侃侃而谈，兴致极浓。他说：“你想想看，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形象该有多么鲜活！音容笑貌，简直是呼之欲出！霍尔狡猾又精明强干；卡里内奇散漫随和，又富于艺术天性；民间歌手雅科夫的歌声洋溢着不可遏制的活力，让你赞叹；月夜牧场围着篝火讲鬼怪故事的农家孩子，让你难忘……这一个个人物全都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也在世界文学宝库的人物画廊上留下了身影。”

谈到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臧先生更是连声赞叹：“屠格涅夫写景的功力，不仅让托尔斯泰叹服，许多西欧作家也推崇备至。《猎人笔记》一书中的风光描绘，真可谓出神入化！变幻的霞光，朦胧的月色，闪烁的星斗，森林，草地，溪流，出没的野兽，啁啾的鸣禽，机灵的猎犬……在作家营造的艺术世界里，处处都充满了色彩、音响，清新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屠格涅夫的听觉和嗅觉极其灵敏，他的目光又格外锐利，似乎大自然在晨昏之间、一年四季的微妙变化，他全部都了然于心。他那支生花妙笔描绘大千世界的的确确达到了精致入微的地步！”先生的一番论述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只有热爱，才能痴迷；只有痴迷，才能透过文字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切身感受到作品营造的氛围。

有一次我向臧先生讨教，请他谈谈文学翻译的方法和体会。先生沉思片刻，然后对我说：“译文学作品，最难的是译出风格。为了把握原作的总体风格，必须反复通读原作，仔细揣摩人物情感、文化背景、民族习俗、语言特色与修辞手法。只有吃透原作，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的氛围、情境、意蕴与格调。文学翻译忌讳逐字逐句的死译，忌讳‘字典搬家’。要知道，词在句子里是有生命的，词在字典里是死的。单凭查字典生搬硬套肯定译不好。翻译文学作品应以句段为单位，反复琢磨，融会贯通以后再落笔，增删词语，调整语序，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谈到作品的语言时，先生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的叙述语言，作家讲故事，描写风景与环境，都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贯穿始终，风格大体上一致，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另一种语言是人物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说话人的身份、修养、文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有的优雅，有的粗俗，有的流畅，有的啰唆。翻译家应该做到当俗则俗，当雅则雅，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一律追求达和雅有悖于小说语言的真实状况。”

我觉得臧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写进我们的翻译教材，有志于文学翻译者读了必会从中获益。臧先生不仅精通俄语、英语，古文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样，他在翻译时就多了一层参照，也多了一种表达手段。比如书中遇到有关契约、文书一类的文字，用流畅的古汉语译出来，无形中增加了历史感和文化色彩。我自己能读一点古文，却不会用古文写作，每想到这些就深感愧悔。

有一次我和先生还谈到了文学作品重译的问题，先生说译本具有“阶段性”，这一观点对我颇有启发。先生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译本带有首创性，是最难的，即便存在一些缺陷，但功不可没。后来的译本能参考先前的译本，因而应当译得更好。他说自己的译本同样具有“阶段性”，他希望将来出现更完美的译本，他的译本便算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而可以淡出或隐退。先生的见解表现了一位智慧长者的豁达与从容。

臧先生译过很多俄罗斯小说，却没有去过俄罗斯。对此，他深以为憾。他说：“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的作品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我在读书时，常常神游俄罗斯，广袤的森林，茫茫的雪原，城市、乡村、教堂……种种景象呈现眼前，却原来都是书中得来的印象。有人说译文学作品最好能做到身临其境，看来我只能是心临其境了。这正所谓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臧先生为我们上课，我们全班同学都听得入迷。我们相互传阅他译的《盲音乐家》，大家都为有著名翻译家做我们的老师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我比同学们更加幸运的是留校当了教师，仍然做臧先生的学生，正是在先生的指点和扶植下也出版了自己的译著。臧先生已年过古稀，依然笔耕不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把一本又一本优秀的外国文学名著奉献给读者。这种精神让人敬佩，让人鼓舞。

谷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