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二代的人生记忆——在家父李克农的影响下成长》作者李力从小过继给二舅，7岁回自己家，自小亲身感受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状况，后受其父亲影响，随其父亲开国上将李克农从事革命工作。1937年举家迁往延安，随父从事党的通讯工作，延安时期，李力亲历延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细节，包括与我党的一大批杰出领袖，都有过密切接触和交往。解放战争时期，李力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讯部部长，对共和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均有精彩的回忆记录。“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参加“四清”，被组织派往中央民族学院（当时名称）从事“支左”工作，期间，与冰心等一些文化名流有较深交往，并对他们提供过帮助。“文革”结束后，李力回到部队工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改革开放前后，李力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过多个国家，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开展过一些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1985年担任总参通讯部所属中国志华公司集团董事长，在经济领域做出了较大成绩。

《一个红二代的人生记忆——在家父李克农的影响下成长》由李力编著。

《一个红二代的人生记忆——在家父李克农的影响下成长》讲述了：

他是真正的红二代，不满14岁时就在父亲李克农的指引下奔赴延安，入学抗大。

抗日战争中，他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红小鬼，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上街与国民党特务斗智。

解放战争时，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电台的报务主任，直接跟随彭老总转战陕北。

他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具体筹备工作，为共和国第一次阅兵打响了信号枪。

他经历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是共和国那段难忘历史的见证人。

“文革”中他参加军宣队“支左”10年，担任中央民族学院“革委会”主任，与谢冰心、费孝通等文化名人成为至交。

回到部队后，他曾任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副部长，分管全军的自动化建设，又开始新的征程。

86岁的他默默地回到办公桌前，亲手用计算机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经历……

前言

1 我的家庭

2 投奔延安

3 西安“八办”

4 重回延安

5 转战陕北

6 军事接管

7 开国大典

8 成立邮电部

9 军委通信部

10 抗美援朝

11 中苏友好

12 “三反”、“五反”运动

13 随同彭老总视察

14 军队正规化建设

15 几次政治运动

16 下放锻炼

17 农村“四清”

18 接触工厂“文化大革命”

19 进驻中央民族学院

20 清理阶级队伍

21 清查“5·16”反革命集团

22 战备施工与“五七”干校

23 整党建党

24 教育革命

25 社会活动

26 难忘的1976年

27 撤出中央民族学院

28 回部队之后

29 几点体会

附：各地参观学习见闻录

我的家庭

1924年秋，我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父亲李克农，母亲赵瑛。按照家谱排列，父亲一代属“克”字辈，我们这一代属“修”字辈，大姐李凤修，二姐李双凤，大哥李治修，我是李潜修，弟弟李润修，两个堂弟李澄修、李溶修。参加革命后，他们嫌笔画多，写着麻烦，先后改了名字，大姐李宁，二姐李冰，大哥李治，三弟李伦，唯独我的名字迟迟未改。“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反修防修”，我的名字便改为现在的李力。

幼年时代，安徽省省会在长江北岸的安庆，合肥只是一个县城，芜湖却是皖南有名的商埠，江面宽阔，景色秀丽，物产丰富，既是有名的四大米市，也是繁华开放的通商口岸，条件优越，商业发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出生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恽代英曾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造访芜湖，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与博爱精神，人们印象颇深。孙先生的留言：“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许多场合皆有张贴。

祖父李哲卿，祖母詹红贞，全家十多口人住在一起。大女儿李克顺，早年出嫁，丈夫姓唐，她去世得早，我们没有印象。父亲李克农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因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抓捕，流落外乡，音讯全无，我们只知名字，相貌记不清楚。二叔李克裕在芜湖公安局做禁烟督察专员，但自己吸大烟，吃喝玩乐，收入不顾养家，而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二婶。我们厌恶二叔，同情二婶。祖父母一再责备，二叔根本不听，别人也无可奈何他。三叔李克襄，文化水平较低，当过铁路工人，薪金不多，后来也失业在家。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出租房屋和母亲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勉强维持，困难时祖父四处借贷，到抗日战争开始我们离开芜湖时，举家已欠债一千多元。

家境如此困难，祖父并不气馁，从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上街时挺胸阔步，亲友来访热情接待。家庭内部，井然有序，全家老少对祖父都很尊敬。特别是逢年过节，即便勉强支撑，也烧香放炮仗，热热闹闹，给我的印象很深。农历腊月二十三，全家先在厨房烧香，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除夕晚上，烧香放炮，全家团聚，关门之后还在门外放点食品，救济讨饭的穷人，从事一种慈善行为。正月初一早晨，全家人穿着整齐，摆好祭品，点燃香烛，由祖父母率领在祖宗牌位前三跪九叩首，然后敬香放炮，欢乐聚餐。正月初五清晨，各家争先开门，迎接财神爷回家主事。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阖家团聚吃汤圆，过年活动基本结束。

平时，我们家吃饭也有规矩，餐桌摆放整齐，祖父母端坐主位，男人与小孩可以入座，媳妇们不能上桌，站在旁边端饭盛汤，照顾老小，等祖父母吃完了，媳妇们把饭桌收拾干净，将剩余饭菜端到厨房去吃。母亲赵瑛是小学老师，挣钱养家，平常连祖父都尊称她为“赵先生”，可每天吃饭，她自觉地与其他婶婶一样，站在旁边服侍老小，然后到厨房站着吃饭。这种风度，使全家对母亲更加钦敬。

祖父母在家中很少生气，更不打骂孩子，有时祖父领着一群孙子女上街买东西，或去公园游览，一路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我们知道父亲李克农是共产党员，国民党要抓他，曾抄过我们的家，为避免孩子们在外边乱说引起麻烦，祖父母与母亲在家里从来不提李克农的名字，更不讲他的革命故事。但是我们心中相信李克农是好人，共产党为劳苦大众办事，完全不相信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一派胡说。看见报纸上宣传“朱毛赤匪”“流窜”的消息，心中就知道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祈望父亲李克农也能健在。

家庭生活的琐碎小事，亲切有序的友好氛围，使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一种天伦之乐，养成尊老爱幼，手足情深的理念，懂得立足社会、为人处事，必须讲道德、守规矩，不能胡作非为。面对社会的一些不公，我们同情劳苦大众，讨厌官僚劣绅。

外祖父赵咏芳，外祖母赵周氏（名字不知），都是江苏无锡人。青年时外祖父在上海学习照相技术，迁居安徽芜湖后，在中山路繁华地段开了一家“光华照相馆”，生意甚好，不仅买房置地，还出钱与别人合伙经营其他事业。他有不少学徒，后来有的自己也开了照相馆。外祖母没有文化，专门料理家务，请了一位厨师帮助挑水做饭。外祖父母生育两个孩子，母亲赵瑛是姐姐，弟弟名叫赵筱芳，他结婚后没有子女，我四岁时过继给舅父做儿子，改名赵宗李。这是我祖父起的名字，意思虽然姓赵，但祖宗还是姓李。小时候，我称呼母亲为姑妈，舅母为妈妈。过继不久，舅父去世，幸亏留了一张照片，否则连模样都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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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的摇篮，它给你力量，给你温暖，给你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人的一生中，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家庭又是社会组织的细胞，社会风云变幻，会给家庭带来震撼。国事与家事，既有区分，有时纠缠一起，也互相影响。

从兄弟姐妹这一辈算起，我们全家上下五代人，跨越了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世纪，经历许多事件，引发人们遐想。

按年代算，祖父母年青时，是十九世纪后期，满清王朝的同治年间，后来进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共产主义运动进程看，我们家父母亲这一代就与共产主义结下了深厚情缘。二十世纪早期，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又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曾想到，世界大战胜利后，过去常常宣传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尚未灭亡，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因内部矛盾自行解体，有的甚至反目成仇。最后，由革命导师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帝国主义没能把它打垮，也是内部原因，1991年分崩离析。亲眼目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段历史，令人鼓舞，令人难忘，发人深思。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经历了发展、壮大，直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赢得伟大的胜利。我们家几代人都为这个崇高理想，奉献过微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无数次地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未曾料到，后来一次次政治运动、党内路线斗争，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功勋卓越的革命元老，突然间成了“反革命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非颠倒，有口难辩！残酷迫害，令人发指！成天斗来斗去，国家经济几乎步入崩溃的边缘，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现在，“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人们议论不少，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至今还没有让人们有个确切的了解。

1976年9月，毛主席病逝。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来了新的局面。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事实俱在，无可争议。大好形势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诸如，官场中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民间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风气的轻薄浮躁，沉渣泛起；群众中出现了信仰模糊，信心不足，信任危机。凡此种种，皆使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受到损害，让人担忧。1949年春，解放军开进北平，老百姓热火朝天地欢迎场景，我记忆犹新。面对现实，喜中有忧，诚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这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看看苏联共产党的垮台，看看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前车之鉴，每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都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

面对现实，我们应该头脑清醒、理智分析、保持安定、妥善对待。那些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需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不少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只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实践，调整完善。这类问题，将会伴随社会进步，通过努力，有步骤地进行解决。关键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本身，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如何从正反两个方面，认真总结执政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清除封建统治留给我们的不良影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错误，理顺关系，增强团结，提高素质，建设一个深受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中国共产党。

我是年近九旬的老人，入党七十多年。父母与兄弟姐妹，乃至儿女们，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可以说，我们家庭的命运与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真诚希望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加强领导、改善领导，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核心力量。

基于这种意愿，我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看到听到的，将有关情况，尽记忆所及作些介绍。希望后人从中了解先辈创业的艰辛、革命道路的曲折，领悟为人处事的原则，探讨社会发展的前程。更希望大家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摒弃社会上的歪风恶习，把“人民”、“共和”这两个概念牢记在心，把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牢记在心，并为之奋斗不息。让我们亲爱的祖国繁荣昌盛，让古老的中华民族绽放辉煌，让善良的中国人民不受欺压，各个民族平等团结，都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我虽然活了一把年纪，但对许多事情一知半解，不可能提出多少真知灼见。受到条件限制，目前有些问题也不大好表达清楚，只能就个人所知作些片断介绍。不当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同志们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的教导，当时印象深刻，几十年后，联系实际，回顾历史，更觉得毛泽东的这些教导意味深长，值得注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十年党的教育与亲身体会，我相信“真理是朴素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实事求是”这些至理名言。通过回忆与反思，也使我对过去的经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愿提出来供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