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失败和流血是最能让他长记性的。

《晚清民国那些人》由耿立所著，涉及了清末民初间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从政客慈禧到遗臣梁鼎芬，有刺客汪精卫也有革命者林觉民，谈学者王国维也谈文士章太炎，细处起笔，慈悲落墨，在幽微处，发掘出一段历史不为人细看的侧面。

原以为晚清遗仆只充当忠义的填充物，原来进退间也有苍凉默然，原以为政客刺客代表了对立的立场，却忘了身份转换是人的属性，原以为流血是革命者高歌的唱词，却忽略了那调中暗藏的无奈，原以为历史如此不堪，却在茫然中透着人性与智性的微光……

《晚清民国那些人》由耿立所著，《晚清民国那些人》从政客到遗臣，有刺客也有革命者，谈学者也谈文士，细处起笔，慈悲落墨，在幽微处，发掘出一段历史不为人细看的侧面。

序：你说，世界会好吗？

末世苍茫

辫子门

郭嵩焘：一生怀抱未曾开

末世之路：慈禧西狩

守夜

载沣：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落日前的回影

汪精卫：饮刀求一快

斯文贯骨

章太炎：虽千万人，吾往也

王国维：义无再辱

马寅初

梁漱溟：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襟抱谁识

刺客门

草根圣人——武训

秋瑾：耀与辱

宋教仁：桃花源可耕田？

辛亥年的长调

冯骥才有小说《神鞭》，写的是清朝垂在男人脑后辫子的故事，冯骥才说：辫子在我们的民族中是个有特殊意味的东西。辫子的始末、辫子的经历、辫子的悲剧，都包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辫子本身也是一种象征，可以从中挖掘许多思想再寄寓其中。冯骥才说鲁迅先生就在这上边做过文章，冯骥才以小说的形式有意截取从清兵入关必须留辫子，到民国初年必须剪辫子这一段辫子史。在这反复的巨变中，我们民族曾体现出多么难以想象的忍耐与执拗，适应与不适性：从中可以看到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像一辆沉重的大车，每每翻越一座大山或陡坡时，它要多么艰难地与压在自己身上的负荷抗争，而又决不甘心停滞不前。冯骥才说我们的顽固性与奋进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一个敢于并能够战胜自己弱点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

鲁迅先生在《头发的故事》中有句这样的对话：“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头发就是头发，一到了中国人的身上就有了道道。鲁迅在《回忆藤野先生》里写中国留学生把头上的辫子梳得油光可鉴，盘旋在脑后如富土山，但在外国人和新派人士眼里却是愚昧的象征，当时清廷为约束留日学生，就派遣学监到日本监视学生，这时就发生了陈独秀用剪刀剪掉学监姚昱辫子的轰动事件。姚昱为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监，经常向清廷告密，压制学生。

陈独秀、邹容、张继等五人于夜晚潜入姚昱住室。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被张继抱腰，邹容捧头，只听得咔嚓一声响，他的辫子从辫根齐刷刷地被陈独秀剪去。当天夜里，他们便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辫”。

那时的留学生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被视之为“汉奸”。陈独秀等人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鲁迅当时正在日本，也应该知晓此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一定会告诉鲁迅的，也许这就是鲁迅创作《头发的故事》的诱因之一。

人有毛发长在头顶或者人的其他部位，是自然和正常的现象。头发是自己脑袋上长的，自己有权处置，可以烫可以染，可黑可白，但是也许因为头发长在脑袋上的缘故，高踞头顶，稍有风吹草动，就引动观瞻，于是那脑袋的部位就成了做文章的空间。中国古代人把头发看得很重，地位与血液不相上下，因此有所谓“髡”刑，为五刑(墨、劓、宫、刖、髡)之一，把犯人的头发剃掉，算是给他一个沉重的惩罚。轻于“髡”刑的称为“耐”刑，内容是剃去受刑者的两鬓和胡须。剃去头发、胡子，肉体上好像并不痛苦，但给予受刑者精神上的打击重大，使他元气大伤，并且使之显得非常坏，与众不同。民俗学者江绍原在《发须爪》中说：“至于发须呢，如我们曾说明，它们尤其是人身的精华，几乎与血与精这一红一白两种汁，占同样重要的地位。罪人饶他一死也可，他的毛发，却必须除尽——岂但光脸秃头可供众人的玩赏，主要的真正的目的，在伤他的魂，这似乎是换个法子取他的命……它们的效果虽不得与枭首寸磔相提并论，然就动机而说，许同是古人穷凶极恶的心理的表现。”“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便是：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在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

杨绛先生有散文《丙午丁未年纪事》，记载了她被剃阴阳头的荒诞遭遇。女造反派用锋利的剃头推子，剃去她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而她戴着假发硬挤公共汽车却被售票员一眼识破，赶下汽车，真发惹祸，假发也惹祸。

这脑袋上长出的纤维状的物质，用长短、黑白、红绿，编辫子、剪发、剃光头，就有了某种意味的象征，成了一种符号，孔夫子云：“微管夷吾，吾其披发左衽矣。”后来辜鸿铭又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古人确实是注重头发，而今人虽然随便剪发，但头发里也一样藏着文化、藏着历史、藏着哲学、藏着审美、藏着反叛，冯骥才的小说《神鞭》由器悟道，说男人脑后垂着的纤维物质兴许就藏着一部中国历史。《神鞭》所写时代与《阿Q正传》相差不多，当未庄农民阿Q为剪不剪辫子，造不造反而犹疑苦恼时，辫子在傻二那里却成了神出鬼没、所向无敌的“神鞭”。因为“辫子功”连连击败日本武士等洋鬼子，大壮其国威民气，所以“义和团”把“神鞭”作为对抗八国联军的“国宝”而加以膜拜推崇。凭一条辫子去对抗洋枪洋炮，其行状不免滑稽可笑；但荒诞不经的故事以及“神鞭”的失魂落魄，还是相当逼真地剖析了民族传统惰性积淀的根深蒂固。

其实如果没有辫子这档事，历史会少了许多血泪，少了许多冲突，也少了许多热闹。明末满人人关，入主中原，不能任头发在脑袋上不管，非得兴“前剃后辫”的规矩不可，李白的那种“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只能活在唐诗里，让清代的文人艳羡。老头皮犟不过斧钺，你的脖子硬还是兵器硬？割头如割发，那可不是割韭菜，于是汉人脑袋后的辫子便拖定了。辫子虽小，意义却不可小觑。所以鲁迅这样说：“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但拖辫子也一样惹祸，当太平军兴起的时候，鲁迅还是拿头发说事，“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最后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辫子的存亡一样上升到吓人的高度。而现在头发终于属于个人的事，有些男性艺术家常以辫子招摇，也是行为艺术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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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梁漱溟的眼睛，是最能表现出他的内心孤傲。他的眼睛射出冷凛的寒光，好像要刺穿你的污浊和卑微。他晚年的那幅照片，最抓人的就是他的眼睛。

当看到友人和一批文人起劲批判孔子的时候，人们也让梁漱溟表态批判孔子，梁漱溟掷地有声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在批判孔子的事上，他寸土不让。

当他触怒最高领袖，跟最高领袖要雅量的时候，我们领略了他在精神上的坚贞与不屈。当权力和压力使知识分子溃败时，却使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良知，他照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软骨，那软骨成了景深，愈加映出他的珍罕和独异。

但我想的是，梁济老人跳湖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世界会好吗，那时梁济老人的眼睛，是期待还是迷茫？是悲悯还是疑惑？

梁漱溟那时的眼睛也许充满的是期待，他脆声应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世界真的是这样吗？按着人良善愿望的轨迹行进？百年来，把希望寄托于明天的乌托邦，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出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活剧，把未知的明天装扮得鲜花遍野，充满歌声，这样的的话与许诺，有一种浪漫诗意的激情，最容易俘获人的内心。古老的土地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直上，大家都相信明天一定有个天国在这片土地上矗立。辛亥革命后，好像一切的中国问题，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后，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明天就像神话。

天国是在天上，正如虹霓在天上，大地怎可能矗立天堂？

是的，把希望寄寓明朝，有时是神话乌托邦，把唯美主义发展到极权这样的伤痛不可枚数。乌托邦的最大危害，就是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尤其是那些追求政治乌托邦的人们，更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新世界而不惜彻底砸烂和粉碎一个现存的旧世界。

这些伤痛在中国比别的国家感受更深，“政治艺术家如阿基米德大声疾呼，为了用杠杆把世界撬离它的中心点，要在社会世界之外找到一个他能够立足的地方。但是这样一个地方并不存在，而且在任何一种重建过程期间，这个社会世界必须连续不断地运转。这就是说，在社会工程方面拥有更多经验之前，我们为什么必须一点一点地改革它的各项制度的简单原因”。

那些心怀政治野心的所谓的先知和导师，往往利用人们的善良愿望与无知，甚至迷信，许诺给人们在地上建立天堂，好像虹霓就在家门口。口中的承诺如街头打把式、卖野药的贩子，口吐白沫来回倒手几次，那些围观的人成了他们手中被劫持的人质和戏耍的对象，或者是那些鸟头先知逸兴忽来，用自己那些虚妄的不切实际和浪漫想法把这些人质做成实验样本，也许是斧钺交加，大卸八块，血肉模糊。正是这些鬼画符把人骗上通往天堂的火车，谁知到站却成了地狱的站牌。

黄金国离地狱原本就只有一步之遥，这在鲁迅的冷眼里是十分清晰的。鲁迅是不相信所谓的未来的黄金世界的，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当人们对所在的现实有了种种不满，是最容易被“未来”“明天”所蛊惑的。“乌托邦社会”也好，“大同世界”也罢，这些鲁迅称之为“黄金世界”的，真的是善良的人所愿望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绝对完美、绝对和谐的理想社会吗？那真是历史发展的顶端、社会发展的终结、人生发展的极致吗？但尖锐如鲁迅却反问：“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说还会有将“叛徒”处“死刑”的事情发生。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这就是叛徒必然被处死的原因，今天如此，明天依然。“曾经阔气”“正在阔气”与“未曾阔气”这三种人的屁股决定脑袋，利益时时冲突，“正在阔气“的掌权者，也一定会把“未曾阔气”因而要求“革新”的人，视为叛徒，而将其处以死刑。这样，鲁迅看到明天所谓美好许诺的虚幻，故而“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是我们在鲁迅的眼晴里看出的冷漠，这冷漠是因了受伤而锤炼成的，那里满含的是悲悯，是苦难，虽然他处的环境是非人的，他却愿意在那里，我想到了《布施度》里的话“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在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

鲁迅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是啊，晚年的梁漱溟的眼睛也看到了这个境界，他是从天真走来的，当时他满含着改造社会的理想，相信人人都可成为圣人，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注于社会伦理的思考和建设。这是一个虔诚的孔门圣徒，但我想梁漱溟的早年的眼睛里，是一种良善的光，一种热切的光。

后来，也许是石子和梁木在他的眼睛里留下了荫翳。那种荫翳成了一种挑战，我觉得也成为了一种养料，于是我们看到了梁漱溟透出冷凛的光的眼睛，他冷冷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打量着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