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任女总统朴槿惠》由韩·洪钟华著，杨琳、田生芳译，主要内容：没有父母双亲，出身豪门的她年轻时便遭遇父母先后被刺杀的厄运；没有丈夫子女，政治家庭的悲剧让她始终抗拒婚姻；20多岁便踏入政坛，以女儿的身份成为韩国特殊的“第一夫人”；钟爱中国文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曾伴她度过最痛苦的时光。她就是“嫁给国家的孤儿”——朴槿惠，韩国历史上，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近现代史上的首位女性国家元首。

《韩国首任女总统朴槿惠》由韩·洪钟华著，杨琳、田生芳译，介绍了朴槿惠作为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之女，自1998年从政以来，从一般议员到新国家党代表，再至当选总统的政治生涯及心路历程。她如何从人生的顶峰跌入低谷，又如何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坚守并坚持，直至走出低谷，重新到达人生的顶峰，这期间的曲曲折折，恰恰折射出世间的人情冷暖及韩国政界的是是非非。

《韩国首任女总统朴槿惠》适合大众阅读。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因为要超越时代，所以当领导人很难

第二章 如果不改革，国民就不会支持你

第三章 “选举女王”朴槿惠

第四章 朴槿惠当选总统是时代的要求

第五章 当选总统后如何施政

附录 朴槿惠经典语录

朴槿惠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母亲陆英修女士匆匆告别了人世。当时朴槿惠正在法国跟朋友们一起旅行，有人告诉她说她母亲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让她赶紧回宿舍。朴槿惠刚回到宿舍，韩国驻法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就赶来了。从外表看他们很沉着，但从他们的脸上，朴槿惠本能地预感到某种不祥。朴槿惠在著述《我的母亲陆英修》中详细地记述了与此事相关的内容。让我们来看看她是如何记述的：

随着开学日期的日益临近，再次出发去法国那天，因为太着急，刚走出青瓦台的大门，我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东西落下了没拿上。当重新返回二楼房间的时候，我发现母亲一个人在默默地抹眼泪。可能是母亲没想到我会返回来，看见我匆忙进来，她感到很吃惊。不过，可能是因为再次见到了女儿，母亲脸上马上就露出非常高兴的表情。因为时间紧迫，我没能跟母亲多说几句就急着蹦下台阶跑了出来。看着我匆匆忙忙的样子，母亲也跟着一起走了出来。

母亲站在长长的木栅栏后面，一直看着我上车。直到汽车离开，她还不停地向我挥手。没想到，那竟然是我跟母亲的诀别！就这样，我离开了祖国，远离了亲人，暂时栖居在人生地不熟的法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可能是因为不忍心向我仔细说明事情的真相，他们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说家里突然有急事，要我马上回汉城(今称首尔，下同)。当时，我正跟其他同学一起旅行，在返回宿舍的汽车上，我忐忑不安，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在机场准备搭乘回汉城的飞机时，我在报摊上看到了关于我母亲的报道。外国报纸详细地转载了韩国的消息，将我母亲去世的报道跟她的照片一同刊登出来。

“母亲去世了？！……”

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看了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我父母的照片与报道，我还是不相信这事情跟我母亲有关系。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仿佛像做梦一样。又像瞬间被高压电击中，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电流从头到脚流过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滋味。紧接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眼中喷涌而出，没有尽头似的，一发不可收拾。从巴黎起飞到汉城着陆，我的眼泪就像瀑布一样没有停止过。说实话，我真不知道那么长的时间我是怎么度过的。

飞机在日本东京作短暂停留时，我收到了父亲发来的慰问信。我想，他可能害怕我受到的打击太大。我仔细地阅读了父亲发来的信，想从中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可是什么都没有！飞机在金浦机场着陆后，我看到了亲自来机场迎接我的父亲。透过舷窗，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看起来显得那么孤单、那么瘦小。看到父亲的容貌，我的心仿佛要再次坍塌。他面无血色，苍白的脸上满是几天煎熬之后的疲惫。一见到我，他就告诉我他已经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

到达青瓦台时，我看见母亲像远离尘世一样，安详地躺在会客厅里。这不能容忍的现实，无论如何就这样残酷地摆在了我的眼前！母亲离开我们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她就这样留下我们几个，一个人孤独地步入天堂。此时此刻，我脑子里满是母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妈妈能控制自己！”为了我们这个民族，为了那些怀才不遇的人们，母亲就这样奉献了自己，就这样，从我们的身边永远地离开了！

1974年8月15日，光复节那天，母亲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上午10点钟她要前往奖忠洞国立剧场，参加那里举行的光复节庆祝仪式。11点钟，要出席韩国第一条地铁的开通仪式。晚上6点半，还要出席光复节的庆祝晚宴。

我父亲和母亲到达举行光复节庆祝仪式的场地——国立剧场的时间是1974年8月15日上午10点整。他们到达剧场时，出席庆祝仪式的独立功臣和部分遗属们早就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坐好了。坐在剧场舞台正下方的是市立交Ⅱ向乐团，左边的是城东女子职业高中合唱团。

父亲和母亲刚一登上舞台，前来参加仪式的宾客们就立刻激动地鼓起掌来。霎时间，整个剧场里到处都是雷鸣般的掌声。十点零六分庆祝活动正式开始。根据仪式的顺序，首先是致国民礼仪(即全体人员右手放在胸前向国旗致敬)、唱国歌，紧接着是总统致祝词。父亲在祝词中特别阐述了“和平统一三步走”的基本原则。我觉得他的这个讲话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致词刚开始没多久，就从舞台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座的人们根本就没有听清是枪响的声音，大家都以为那个声音只不过是从某个角落传来的轰鸣声而已。父亲好像也没有听见枪声，他继续读着他的庆祝词。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不知道是谁从舞台中央后边一排向着舞台冲过来，并边跑边开枪。这时才反应过来的父亲迅速地躲到舞台后面，身边的侍从警卫也迅速掏枪向那个枪手还击。震惊全国的惨案发生了！

在舞台上就座的人们纷纷躲避子弹的时候，只有我母亲一个人还直挺挺地伸着腰端坐在椅子上。没多久，坐在椅子上的母亲突然上半身向右倾斜下云。不一会儿，警卫员和迎宾席上就座的功臣家属们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扶母亲，拖着她到舞台后边去了。

没多长时间，开枪的那个人就被制服了。Agent剧场之后，父亲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演讲。致词结束后，父亲弯腰捡起母亲留在舞台上的胶靴和手提包退出了剧场。就在那个时候，父亲还觉得母亲可能只不过是受了一点点皮外轻伤。

糟糕的是，父亲的判断完全错了！母亲刚出来不久就失去了意识。她被迅速送往医院，接受了长达5小时40分左右的手术。结果，她最后还是没能醒过来。就这样，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的遗骸当天晚上8点15分被运回青瓦台，安放在她生前听取民怨、跟国民见面的那个接待室里。后来我听很多人说，那天晚上整个汉城的天空铺满了红色的云彩，他们说好像上帝也在为我母亲的去世感到悲伤。

我和弟妹守灵的时候，父亲每天凌晨都来哭灵。每次他都会走到置放遗体的帷帐后面，轻轻地摸着棺木，高喊着我母亲的名字“英修”，然后就放声大哭。父亲的哭声很大，后来干脆成了嚎啕大哭，我感到整个屋子的窗玻璃都快被震碎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不忍心看父亲失声痛哭的样子。他每次从帷帐后边走出来时，满脸都是泪水，让周围的侍从官也悲痛欲绝。

得知亲去世的消息后，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吊唁。吊唁的人中有身体不便被孩子背着来的，有90岁高龄、被子女们搀扶着来的，有不辞辛苦从南方老远跑来上香的，等等。灵堂里到处是那些饱含深情前来吊唁的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受到过母亲帮助、目前已经能够自立的军警遗孀、癞病患者、报贩子和擦鞋匠等等。他们进香时那撕心裂肺的痛哭，给我们家族失去亲人的悲伤更平添了一层国民们失去慈祥国母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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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5日，朴槿惠与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见面，并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进行会谈，主要是因为朴槿惠接受了托夫勒的邀请。托夫勒是世界著名学者和未来学家，能受邀与之谈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对朴槿惠而言，能够借此机会与未来学者对话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不能展开对话最好就不要见面，这通常是学者内心隐藏的自尊。可如果对方是一个能与自己充分展开对话的人，那么即使不远千里也要与此人见面，学者的固执自古皆然。作为世界著名学者，托夫勒为了能与朴槿惠见面，不远千里而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朴槿惠的价值所在。因为当时的朴槿惠不仅不是总统，就连颇具实力的总统候选人也不是。在这种状况下，他们二者之间的会谈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

阿尔文·托夫勒的父母是波兰犹太移民。经营毛皮加工业的父亲，曾经殷切地期望儿子能成为一名大法官。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每天坚持给儿子读《纽约时报》所刊登的新闻，并总是不停地问儿子能否理解这些新闻的内容。尽管父亲一意孤行，可托夫勒的梦想却是成为一名作家。抱着这个理想，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在学校报社工作，并在大学里攻读英语专业，甚至在大学期间还创办文学杂志。

其实，托夫勒的家境并不富有。10岁那年，为了挣到仅够维持生活的钱，他曾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小型洗衣店里打过工。他的工作并不复杂，就是把那些胡乱缠在一起的衣服分开，并把它们投进洗衣机。在摆满各种型号洗衣机的狭小空间里，托夫勒用瘦弱的小手把这些衣物一件一件地分开。对于成人来说，这不算什么难事，但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这样，他的打工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上了大学。当时，为了挣到足够的学费，托夫勒还曾在书店里工作过。

“儿时的苦难经历，让我觉得人类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托夫勒说。可是现实中，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不起眼的公司耍过一段时间笔杆子，日子过得相对比较安稳。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生活，他要选择的职业是所谓的3D行业。毕业后的5年时间里，他先后干过装配工、焊接工和冲压工等相对简单的技术工种。这些工作经历让他切实明白了经营者是如何不公正地对待那些劳动者，也让他认识到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口头上支持那些劳动者，而实际上却与那些经营者在同一阵线。凭着自己的经验，托夫勒在一家焊接产业专业期刊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工作。之后，他开始了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小报社驻华盛顿记者站的工作。从那以后，他正式成为一位自由撰稿人。

除此以外，他还在美国的《财富》(Fortune)杂志“劳动专栏”撰写与文化有关的报道。后来，他把这些为写报道而取材及调查的内容结集出版。1964年出版的《文化消费者》一书中，他猛烈批判了文化精英主义。其后的第二年，他在《地平线》(Horizon)杂志上发表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未来》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托夫勒第一次使用“未来的冲击”这个词语。

就这样，“未来的冲击”成为贯穿托夫勒一生的话题。他开始关注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所经历的诸多变化以及如何克服这种变化对人的冲击这样的问题。他曾访问过大学、研究所、实验室和政府所属机关，调查过有关资料，读过相关的书籍，还采访过不少专家。几年努力的成果是1970年《未来的冲击》一书的出版。正是这本书，使托夫勒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从那以后，托夫勒就没有放弃过对未来的关注。他时常关注为了更好地活着，个人和社会应该怎样进步等问题。《第三次浪潮》和《财富的革命》两部著作，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探索的结晶。

大家都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一句谚语。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审视托夫勒的人生最为恰当。本来，他可以在有名的公司里安稳地工作，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避开了众人的视线，从“下层人生，，的底层社会出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托夫勒没有经历过人生的苦难，或许命运就不会垂青于他，他或许就不会成为举世瞩目的未来学家。

朴槿惠的生命轨迹与托夫勒似乎有相似的部分。2007年，她作为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1998年，当大家在大选惨败的绝望中哭泣、当国家正在危机的泥沼中呻吟时，我同大家一道开始点燃新的希望。2002年冬，第二次大选失利的那个寒冷、漆黑的深夜，我暗自发誓，以后绝不让大家再流下悲伤的目艮泪。2004年3月，弹劾‘运钞车党’的那个暴风雨席卷的夜晚，大国家党的牌子被狂风卷走，我们只能在那个四处漏风的帐篷里办公。2006年10月，我想，如果有一条救党之路，不管那是一条如何艰难的路，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因为跟诸位在一起，不管什么样的路我都不会害怕。2007年8月19日，就在此时，请让我们再一次创造伟大的奇迹。”

不知是谁给她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公主”。其实，朴槿惠根本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公主”。她是为了这个国家，宁愿比任何男人都付出更多的、坚强的“领导者”。与经历了无数痛苦最终成为著名学者的托夫勒一样，朴槿惠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之后，也一定会成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实现新的跨越，历届总统虽然尽到了自己的努力，但是面对眼下问题丛生的韩国而言，朴槿惠是比其他候选人更适合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为了这个瞬间，她在长时期内经受了种种考验。而在经受考验的过程中，朴槿惠作为领导者的才能得以充分展现。用一句话来表述：朴槿惠就是那“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