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所著的《皇上走了（话题书系）》写的是法治史上的个案，不是法治史。个案创造历史，个案积累历史，一百年，一百个案子，横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法域，它们是中国百年法治史的一部分，你独具慧眼，或许能够窥见这些个案中国百年法治史之一斑。

章敬平所著的《皇上走了（话题书系）》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以百年中国的每一年为一个节点，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讲述那一年的一个司法故事。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简单讲解背后的法理，重点揭示在“皇上走了”的现代国家中，我们在法律观念、意识、程序和功能上的种种境况。《皇上走了（话题书系）》用“法律”的眼光来打量历史，用“法治”的标准来衡准故事，牵涉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事件与人物：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到蒋经国、陈水扁，从鲁迅、胡适、梁漱溟，到胡风、雷震，从李大钊之死、东陵盗墓、西安事变到审判“四人帮”……全书在100件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力图挑战既有的历史“常识”，唤醒当下的“法律”意识，启发未来的法治“观念”。

序言

1912：清帝退位

1913：宋教仁死不瞑目

1914：将军死于上访客

1915：民国第一记者之死

1916：天津双烈女案

1917：绞刑架下的洪述祖

1918：冤死的刺客

1919：“五四事件”中的暴力

1920：名妓遭遇的第二次伤害

1921：上海选举那点儿事

1922：绝无仅有的胜利大罢工

1923：政变的游戏规则

1924：溥仪出宫的悲伤

1925：科长鲁迅告赢了部长章士钊

1926：段祺瑞不能一跪了之

1927：李大钊之死

1928：东陵盗案中的民族歧视

1929：张学良杀人立威

1930：流氓大亨绑架银行家

1931：休掉皇上

1932：是事变，还是战争

1933：危害政府不是危害国家

1934：胆敢丑化扬州人

1935：孙传芳血溅佛堂

1936：西安事变中的皇家私法

1937：特赦郭沫若

1938：追杀疑似汉奸“总理”

1939：郁达夫哥哥的中立

1940：汪精卫的3月30日

1941：民意斩杀“富二代”

1942：要愤怒，不要感恩

1943：移民是你的自由

1944：战死还是投降

1945：不合时宜的立法委员

1946：胡适的尴尬

1947：火烧老道的家法

1948：“我们要做舞女”

1949：阴魂不散的株连

1950：大义灭亲的汤总司令

1951：海上名伶的仇就这样报了

1952：张子善、刘青山

1953：梁漱溟被惩罚的良心

1954：万年国民大会代表

1955：“思想犯”胡风

1956：平庸的恶

1957：不被宽容的政治异议

1958：“海鸥剧社”的鸟事

1959：杀鸡骇猴

1960：终身“总统”的戏法

1961：反抗政府的权利

1962：法院里谁最大

1963：世界级法学家的牢狱之灾

1964：没有学术自由的中央委员

1965：“第一夫人”挪用公权

1966：“中央文革”是啥玩意儿

1967：死于群殴的部长

1968：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1969：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

1970：雷震出狱

1971：钦定接班人

1972：总理的学生成了叛徒

1973：位高权重者亦难幸免

1974：贺龙清白了

1975：周恩来下令拘捕亲弟弟

1976：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

1977：章乃器的“帽子”与尊严

1978：平反四五运动

1979：陈布雷之女沉冤昭雪

1980：审判“第一夫人”

1981：全国人大去哪儿了

1982：“雨夜屠夫”的罪与罚

1983：从“艳舞门”到“牢狱门”

1984：“江南案”

1985：党外议员集体辞职

1986：没有擦枪走火的龙山寺

1987：“一贯道”的委屈

1988：“香港股市教父”的陨落

1989：检察官走向独立

1990：“万年国代”的末年

1991：别了，言论政治犯

1992：“西直门枪案”

1993：江湖已无禹作敏

1994：死了一百六十人的空难

1995：一死百了王宝森

1996：“总统”直选

1997：功不抵过的烟草大王

1998：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

1999：消失在彩虹桥上的生命

2000：女人如何征服世界

2001：原配与“小三”的战争

2002：辩诉交易第一案

2003：孙志刚死了

2004：要文斗，不要武斗

2005：秘密监察受到挑战

2006：活雷锋，假雷锋

2007：厦门“散步”

2008：从“总统”到阶下囚

2009：澳门世纪大案

2010：“总统”不是皇上

2011：原告马英九

后记

附录：参考文献

1912：

清帝退位

一个六岁的孩子，要用自己的名义，跟一个国家签下还政于民的合同，这个乍听之下匪夷所思的事情，真实地发生在1912年2月12日。这个孩子叫溥仪，帝号宣统，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这天早上，北京，紫禁城，懵懵懂懂的溥仪，跟随隆裕太后，来到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早朝典礼，这一次的典礼与往常不同，面对领着小皇帝坐在金銮宝座上的隆裕太后，大臣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磕头，而是三鞠躬。

与典礼形式之变相对应的，是权力实质之变。在这个最后的早朝典礼上，这对孤儿寡母要颁布退位诏书，晓谕天下，皇帝要把统治权交付给全体公民。

隆裕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光绪皇帝的老婆，溥仪的伯母。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死去、溥仪继承皇位之后，这个四十岁的寡妇根据姑妈的遗嘱，抱起三岁的皇帝，走上金銮殿，对重大事件发布命令。

短短三年，就要让溥仪逊位，对隆裕皇后来说，天底下最痛苦的事莫过如此。一想到几百年的大清江山就要葬送在自己手里，隆裕皇后放声痛哭，“祖宗啊，祖宗——”大臣们也跟着哭出声来，有的真哭，有的干嚎。大殿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

悲痛中，隆裕皇后迟迟不肯在早已起草好的退位诏书上盖玉玺。诏书实质上就是一份合同，玉玺实质上就是今天的印章，不盖章不能生效。这份合同是晚清最后一个状元和他的幕僚们起草的，全文三百来字，表达了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退位的背景：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很多省响应革命，纷纷独立，皇室与革命党举行南北和议，前后两个多月，迟迟没有结果，搞得华夏沸腾，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可见，“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

第二层含义是人民的意愿：共和是大多数人民的选择，是人心所向。

第三层含义是太后的态度：既然人民选择共和，我就不能只顾我爱新觉罗这个家族的尊荣，而置人民意愿于不顾。所以，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皇帝要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第四层含义是太后的命令：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历史时刻，请袁世凯全权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商讨中华民国统一大计，我和皇上呢，提前退休，做个局外人，悠哉游哉地过几天舒服日子，一辈子享受民国的优待，以乐见其成的姿态，期待着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你看这诏书，审时度势，深明大义，坦坦荡荡，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架势。怎奈，隆裕皇后和大臣们几度落泪、几度哀号，道出了诏书的虚伪、退位的无奈。说到底，如果没有革命党闹事儿、袁世凯逼宫，隆裕皇后怎么舍得结束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眼见隆裕皇后泪洒诏书，迟迟不肯盖玉玺，外交大臣上前劝慰：事已至此，就请您保重身体，反正优待条件已经定下来了，您就放心退养吧。

这个外交大臣所说的“优待条件”，就是南北和议时皇室代表和革命军代表谈判后形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如果说退位诏书是一份“主合同”，“优待条件”就是“从合同”，相当于承诺与保证——只要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给皇帝和皇室一系列优待条件，像诏书中所说的一辈子享受民国的优待。

说到这里，我插问一句：你说，这隆裕皇后真的理解“共和”国体是什么意思么？

共和，这个词《史记》中就有，隆裕皇后可能知道，说的是西周时期国王跑、大臣执政的往事，这是清帝退位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没有君主的时期。那时候，两个大臣共同执政，商议着办事。

共和，这个观念却是欧美的，这一点，隆裕皇后可能就不知道了。通俗地说，在欧美，那些不愿意接受君主世袭统治、不相信“君权神授”的人，把这个观念发扬光大，变成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说：非经公民选举，任何人不得领导国家。

晚清，认同欧美共和观念的中国人，为了翻译这个观念，就从古老的《史记》中找出“共和”这个词，反对主权在君，要求主权在民。主权在民，就是公民掌握国家权力。公民掌握国家权力，不是皇帝轮流做，而是公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导者、产生议会，再通过议会制定宪法和法律，限制国家领导者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我猜隆裕皇后同意清帝退位之时，并不明白共和的本质。那时候，共和的本质是什么，已经不需要她在乎，需要她在乎的，是退位之后的优待条件能否落到实处。

简单地说，所谓优待条件，就是“五个一”：

一个是荣誉：你皇帝退位了，尊号不废，照样喊你“皇帝”，中华民国像对待外国元首那样以礼相待。那些王公贵族，也一样；

一个是工资：退位之后，中华民国每年拨付四百万用于生活开支；

一个是住房：暂住紫禁城，日后搬到颐和园；

一个是祖宗：宗庙和陵园永远供奉，由国家派军队保护；

一个是财产：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族成员的私有财产，国家予以保护。

外交大臣所说的优待条件，对于劝慰隆裕皇后，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她没有流露出喜悦之情，也没有表现出安慰之态，还是哭。

为了退位，她已不止哭过一次。

二十六天之前，还是在养心殿。时年六岁的溥仪看到她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炕上，用手绢一个劲儿地抹眼泪，一个又粗又胖的老头子跪在她的面前，满脸泪痕。长大以后，溥仪明白，他们双双哭泣的原因，是这个叫袁世凯的老头子直接向隆裕皇后提出了退位问题。他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斑斑可考。”见隆裕皇后受到惊吓，他趁机劝她接受优待条件，认为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P1-4

皇上高高在上，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一句空话。，与皇上相遇，我们就是奴才，就是一只只摇尾乞怜的狗。

皇上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安全就像皇上擦过屁股的手纸，毫无价值。

皇上是世袭的，不管他怎么无能、无耻，我们都必须讨好他、效忠他，以他弱智的表扬为荣，以背叛他为耻。

皇上的权力没有边界，皇上就是国家，皇上就是政府，皇上就是法律，有皇上就没有公民。皇上的存在，否定了平等，扼杀了自由，拒绝了民主，践踏了法治，妨碍了宪政，公平、正义、秩序这些法律孜孜以求的价值，犹如傍晚的太阳，黯淡无光。

所以，我们不喜欢皇上，这个君主制度的总代表。所以，我们感谢辛亥革命，感谢孙中山先生，感谢许许多多为推翻帝制抛头颅洒热血的公民们，让我们不再用膝盖走路，让我们的百年梦想中多了一个“法治国”。

然而，历史不是急性子，它磨磨蹭蹭地挑逗着我们的耐心，时至今日，“法治国”还是一个梦。皇上走了，退位了，入狱了，灰飞烟灭了。可是，皇上的幽灵还在中华大地上游荡，皇上的习气还没有销声匿迹：颐指气使，唯我独尊，胆大妄为，不受监督，这些粗暴地将我们从“法治国”的梦想中惊醒的现象，不时可见。法治，在少数掌权者那里，就像一个可人的“妾”，她固然招人怜爱，高兴了也可以带出去会会客，但要像“妻”那样，和“夫”平起平坐，绝不可能。

别说少数掌权者，如果你仔细观察，从小公司的老板，到偏远山区的村长，乃至我们自己，一些言，一些行，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沾染了一些“土皇帝”的习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记得孙志刚案件中那个被判死刑的保安么？当他拥有了支配被收容遣送者的权力，他就能在一怒之下，把一个大学生活活打死。

当然，孙志刚的遭遇，是偶然事件，非生活常态。然而，不情愿地熬夜加班，不情愿地给领导敬酒，不情愿地给人送礼，不情愿地讨好手中握有一丁点儿权力的人，是不是生活的常态？如果你说是，那么，这就是皇上习气对你的伤害，瞧瞧某些手中掌握一丁点儿支配权力的人吧，有时候，他们会有意无意地“胁迫”你弯腰低头，通过你的痛苦伪装他们的强大，任由人性的弱点遮蔽道德的光辉。

皇上习气的泛滥，会让你失去安全感，让你在权力面前没有自信，让你习惯性地赔着笑脸，久而久之，你或许会发现，你的面相都被改变了，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眼角堆着谄媚。每每走过幼儿园，一想到那些未及弱冠的孩子们，今天天真烂漫无邪的笑脸，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两副面孔，我就不寒而栗：自己有求于人时，满脸谄媚，别人有求于己时，一脸傲慢。

我们知道，两副面孔已经不是戏剧性场景，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在我们这个饭桌上也要分出贵贱尊卑的国家，忠恕拙诚、低调谦卑之类的儒家道德观，几乎不值一文。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秉承儒家道德观的人，向那些道德和智慧可能比他们差很多的人的表示尊重，除非他们的权势比后者大；否则，换来的往往不是尊重，而是蔑视。他们的谦让，会被视为软弱；他们的礼让，会被视为献媚；他们的谦卑，会被视为懦弱。很难说，儒家道德观被轻贱，是那些狂妄自大者个人的错，如果排座次、讲究等级的特权思想不能让位于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别说什么儒家道德观，连最低的守法底线也会丧失殆尽。

皇上习气的泛滥，意味着法治的缺失。法治缺失，我们就会唯权力马首是瞻，社会就会异化：艺术会向权力献媚，商人会向权力行贿，学术在权力面前会不讲是非。一旦有了权力撑腰，醉心于权力、金钱、荣誉的你，就不会安分守己，勤勉精进。一旦你掌握了权力、金钱和荣誉又可以不受制约、不受监督，你就容易漠视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当他们所主张的公民权利与你的权力形成冲突，你就应了那句古话：身怀利器，杀心必起。

这一切，与我梦想中的“法治国”格格不入。“法治国”需要法治信仰，法治信仰需要法治观念的普及。我一直念想着能否为法治观念的普及，做一点顺水推舟的事。可我知道，法治观念的普及，对法学素养的要求极高，像我这样徘徊在法学殿堂之外的人，是没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因而，总是有念想无行动。直到2009年媒体讨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才在朋友的鼓励下，大着胆子行动起来。

那时候，我还在媒体供职。讨论怎样纪念辛亥革命，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跟同事们讨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孙中山伟大？不就是因为帝制被推翻了，皇上被撵走了么。为什么要撵走皇上？不就是希望权力锁进牢笼，权利得到保障，法治大行其道么。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在想，我能否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的大案要案梳理一下，每年写个案子，讨论一下法治现象，或者讲述一个法治观念。如果说我梦想中的“法治国”，是一个亟须建设的大厦，我希望每一个法治观念都是一根梁柱。如果这个法治国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宪政就是“中心”，限制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就是“基本点”。本书中的案件，案件中的法治现象或者法治观念，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的。

本书的写作，是通过给《经济观察报》撰写专栏，历时两年，逐渐完成的。百篇文章中，绝大多数是见诸报端的原稿，少数是结集出版前改写修订的。由于时间跨度过大，风格难免不一，然而，以下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下来的：

其一，我写的是法律，不是政治。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自己的政治观念，但是，讽喻政治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出发点。本书的写作，涉及很多政治人物，从袁世凯到溥仪，从孙中山到宋教仁，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从蒋经国到陈水扁，不下百人，我始终提醒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要尽可能地免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以涉案者的政治身份、政治背景、政治立场论是非，而是就法律谈法律，就法治谈法治，就宪法谈宪法，把我的理解、分析、研究、判断，局限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避免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作出情绪化的、政治化的解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愿吧。

其二，我写的是法治观念，不是判决书。我笔下的一百个案子，有的还没有诉诸过法律，对簿过公堂，我写这些案子的目的，在于表达我的法治观念，不是探讨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像法官那样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不是我想做的，也不是我能做的。然而，案件写作，总离不开事实和法律。就事实而言，我只能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可以公开查询的资料库，以及公开出版的著作，尽可能地采信那些相对来说更具公信力的报刊、网络、出版物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来源，我都在本书的附录中一一列示了，供有兴趣的读者辨识一二。就法律而言，我在乎的也不是个案的是非。至于说，涉案法官的判决是否公正，在本书中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对于时时不忘借题发挥的我，案件背后的法治现象、法治观念，才是我关心的根本的问题。

其三，我写的是法治史上的个案，不是法治史。个案创造历史，个案积累历史，然而，我写的终究不是历史，而是个案。一百年，一百个案子，横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法域，它们是中国百年法治史的一部分，你独具慧眼，或许能够窥见中国百年法治史之一斑。但是，它们不是中国百年法治史的缩微版，我对这些个案的选择，是个人化的，缘自我的个人趣味；个别案件，甚至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是因为那个年度找不到合适的案子，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具体而微的案例，对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法治进程，作简单的谁好谁坏的比较，对百年中国法治史作简单的。结论式的肯定或否定，说历史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其四，我写的是法治随笔，而非法学论文。目的决定方法，读者决定文风，我的目的是向非法律专业的有着本科学历的读者，普及法治观念，因而，我沿用了新闻人的习惯，用讲故事的方式，以随笔的文风，写完了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偶尔会借鉴法学名家的个人观点，更多时候，我采用的是通论。我写的不是法学论文，理论的严密，论文的逻辑，不是短暂的篇幅可以承载和我的法学写作能力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我的追求。当然，我不能以此为借口，放任自己的错误。本书的写作，涉及刑法、国际法、诉讼法等我未曾专门涉猎的研究领域，错误之多，必定是难免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繁冗的感谢，对读者而言，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对作者来说，就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多需要感谢的人，作者就没有机缘写出某本书，读者就没有机会成为某本书的读者。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法律写作对我这个习惯于新闻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如果这本小书是一枚“善果”，追根溯源，我要感谢为我种下“善因”的师长、同学和朋友。

感谢我的授业恩师杨海坤教授，是他把我领入了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世界。八年前，他赠我《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时，在扉页上题写了“学以致用”四个字，我今天写出的这本小书，对我这个习惯于新闻写作的人来说，也算是学以致用了。

感谢周永坤教授、莫于川教授、张千帆教授、郭道晖教授等致力于公法原理研究的前辈先贤，他们的指点与著作对我写这本小书，启发甚多，本书中的部分观点，来源于他们的著作。

感谢我的同学陈党、朱伟、李兵、汪海、赵艳敏、王俊、肖杰、王蕾、李卫海，在法学院读书的日子，他们不仅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老师。本书中的部分观点，来自于他们的博士论文，或者来自于共同讨论中的启发。

感谢查庆九先生、张坤先生、游劝荣先生、陈宏光先生，还有已经谢世的蔡定剑先生，我能从新闻业抽身去法学院读书，并能顺利完成学业，应该谢谢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对我的关心、指点，这是本书得以问世的前提，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去法学院念书，也就不可能写这本小书。

感谢王俊峰、张毅先生，本书是我在律所期间陆续写就的，若无他们给我提供宽松的环境，这本一再拖延的小书可能永远都开不了头。

感谢秦朔先生、刘坚先生、殷练女士、何红涛先生、卫纯先生，没有他们的热忱，也不会有这本书。这本书的起因，是我要给报刊撰写专栏，没有秦朔先生的鼓励，我就不会写这个专栏；没有刘坚先生的接纳，我就不会发表这些文章；没有殷练女士的督促，我就难以坚持写这么久；没有何红涛先生的联络，我就不会与三联书店走到一起；_没有卫纯先生的热情，我就不会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

本书写作的最后几个月，我的伯父去世了。我从小喜欢读书，很大程度上受他的影响。我读中学的第一天，是他领着我去的。今年春天，他去医院看病，偶然看到别人读的报纸上有我的名字，拿过来一看，是我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文章，他很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本打算等这个专栏结集出版后，再送给他，没想到，书还没出，他就匆匆地走了。我最后一次见他，跟他说，我下个周末过来看你，可是，我一连几个周末都没有赶到他身边，总想着他身体还好，等忙完手头的事，再过去好好陪他一阵子。岂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成了失信于他的人。这份愧疚，再也没法弥补了。谨以此书，送给天上的伯父，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