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8日，素有“儒将”之称的陈毅，被任命为“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夫人张茜也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沪，曾经“幼儿长成双询父”的一家人终于大团聚了。他们夫妻俩是有名的“好学标兵”，陈毅政务之余还读书不倦；张茜则担任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的宣教股长，并开始自学俄语。到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经可以胜任翻译工作了，后来还以“耿星”为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
虽然家里太平喜乐了，但家外还不安宁。1949年的上海滩不是个好“管”的地方，危机四伏、鱼龙混杂、百废待兴，还有诸多敏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在新中国由“破”到“立”的艰巨开篇中，陈毅当的上海市长可谓是精彩之笔。这5年里方方面面的大事举不胜举，但既然“元帅本色是诗人”，我们就只说说那些琴棋书画、酒朋诗友的故事吧。
上海博物馆是陈毅市长的一大贡献。早在解放战争年代，陈毅就命令部队注意收集出土文物和流散文物。1952年10月，上博正式开馆，它的第一批藏品就是当年战士们收集来的2853件文物。陈毅还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追加文物收购经费，并规定了“秉公作价”的收购原则，对“主动捐献文物者应发奖状和奖金，以资鼓励”。这些原则为上海博物馆赢得了声誉，各地收藏家及爱国人士捐献的文物累计达10万多件。潘达于女士将家藏国宝、著名的西周青铜器大盂、大克两鼎捐献，如今大盂鼎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仍为上博镇馆之宝。
陈毅还拯救了当时险遭解散的上海交响乐团。上交的前身是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其演出水平曾有“远东第一”之称。上海解放后，有人认为这个团“外国人管了几十年，是文化侵略的产物”，而且团里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拟将乐团解散，但陈毅及时阻止了这一做法。
此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旧址、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剧院、电影制片厂、工人俱乐部等，也都是当年在陈毅的支持下得以建立或发展的。这位市长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与偏爱，使上海人至今都受益无穷。
陈毅自己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下棋。在战争年代，他做了两个装着黑白子的布袋撂在马屁股上，随自己转战南北。解放后在上海，虽然公务繁忙，他也时常抽空找人切磋。1954年冬，陈毅被调到中央工作，临走时他对上海的棋手们说： “你们要卖力气呀，好迎战日本。”陈老总的兴致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围棋，这也是他在外交棋盘上的一记妙着。6年后，在他的努力下，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他亲自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经常交流。从此，中日两国间的“围棋外交”正式拉开序幕。
而陈毅的诗既“大气磅礴”(毛泽东语)，又多“兰心慧质”。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记录的是三年南方游击生涯；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勾绘出新四军杀敌的畅快矫捷；
“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玉姿。”——是哀悼他的第一任妻子肖菊英；
“地动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写的是后来与他风雨同舟32年的夫人张茜。
除了这些雅句，他在老百姓中最有名的恐怕还是那句口头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把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真性情的陈毅。
1950年秋，上海市举办了第一届书画展，陈毅和夫人张茜应邀参观。他在一幅作品前驻足良久，连称好画。再一看作者竟是陆小曼，于是对张茜说：“此人当年有‘南有唐瑛、北有陆小曼’之称。过去我在上海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讲课，依辈分而论，她还是我师母呢！”不久后，在陈毅的关心下，原本在家蛰居、生活颇为孤苦的陆小曼被吸收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并领到了一张华东医院免费就诊卡。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陆小曼又被聘为画师。她的工资由参事室发放，可保晚年生活无虞。海外华人得知此事后，一时传为美谈。胡适曾感慨地说：“有人说共产党无人情味，我不敢苟同，陈毅这人，人情味就很浓。”
在“文革”中，陈毅身患绝症，为了护理肠癌晚期的陈毅，忙碌劳累的张茜也身患癌症。陈毅逝世后，她在重病中整理编辑了一部《陈毅诗词选集》，写下了这样的题后诗句：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如今，我在这通体洁白无瑕、筋骨劲挺的老房子前流连，草木清香环绕。
有如此多的人曾在这里来来往往，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一家曾住过哪间屋子，住过多久，他们曾经在哪儿办公，在哪儿下棋，在哪儿吟诗饮酒，又在哪儿种过兰花，或者，他们实在是太忙了，除了办公，其他都无暇兼顾。
走出工艺研究所的大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张茜的原名，叫做“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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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的那些日子，从谷雨到立秋，我都在上海的马路和弄堂里穿梭，寻找着那些老去的、或者早已不在的房子。对于方向感极差又讨厌城市生活的我，这实在不是个轻松的工作。那时的这些所谓故居，大多都没有被建成纪念馆，没有挂牌，没有标识，甚至连门牌号也旱被改得能把人锻炼成私家侦探。一个人在浩如烟海的里弄街道里打听着那些早不在的人的住处，有时忽然想到些什么，停下来，确定自己不是走在徐讦的鬼故事里，再定定神继续走下去。
有惊，也有喜。那巴掌大却也种满了太阳花的窗台，带着我东找西找的热心的阿婆(虽然她的话一句也听不懂)，领我去拍张爱玲阳台的电梯师傅，巴金旧居围墙上忽然转过脸来对我笑的猫咪，孙中山后花园里一场奇妙的雨……
7年后，再回来重走这些路，荒漠般的上海，也有了几分故人情。
同学少年都不贱，当初无人问津的故居们，如今的待遇已是云泥之别。有的早在城市改造中销声匿迹；有的却“挂牌转正”，甚至特冠以本不想干的“大师题名”以示其文化身份之重要，让人啼笑皆非；有的深宅大院，“天生丽质难自弃”，便注定改不了被概念偷换的命运，忽尔机关大楼、忽尔酒楼茶座、忽尔待估私邸，纵使旧主上门恐怕也是“相逢应不识”。至于那些原本就被作为国家文物保护的，作为大众旅游景点来规划经营的，如今更因搭上文化遗产旅游热潮的顺风车而门庭若市。爱屋及乌，这话现在倒是该反过来说。
人走茶凉，雁过留声，茶杯和雁巢里又能看出几分故人风采及人情世故呢？或者，靠考据鉴定标签宣传，将“遗居”文物化，史料化，古董化，偶像化，甚至圣物化；进而，古为今用，将“遗居”收藏之，保存之，展览之，拍卖之，开发之。这些几乎就是我们现在对待所谓文化遗产，尤其是寄身于有形之物的文化遗产的态度和手段。名人故居，作为留给某地的有形无形之遗产，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才算得到了珍惜与呵护呢？
且不管这些“屋”、“乌”之间此起彼落的世态人情，单说名人故居如今成了文化遗产游的新宠，也算一件美事，起码能为一个游客在另一个城市里的有限经历多提供些不同向度的选择，也可能因此，能对那个有过彼人彼时的彼处多些了解，多些欣赏，多些体贴。当然在此我必须感谢读图时代的蒋一谈老师和雪梅姐，正是他们在七年前就抱持的这种敏感与体贴，才有了这套《名人故居游学馆》。
在上海，凡是好天气，就抬脚去些老街衢里弄里转转吧。运气好的话，走着走着，也能走回木心笔下的《从前慢》。市井里的天日，有懒散人，有油垢气，亦有庄严相。喜欢那些拾掇得干干净净的犄角旮旯，墙上挂着过年的咸鱼腊肉猪耳朵，只只小小的，一连串很斟酌地在白壁上点着睛。花花绿绿的布头棉被，件件被晒得心平气畅，在宽窄曲折里合纵连横如城市里的经幡，有累赘的不世出的幸福感。桌椅板凳也都小只，此时若来只白猫便也是轻手轻脚，慢慢走到一小片太阳地里，把自己端然卧下来恰恰好。出了弄堂口，找到家印象里早被拆迁掉了的小店，叫上二两生煎，来碗小面，饶是挑嘴的人，也吃出了从前的好味道。抬眼想赞一句，也无从说起，笑笑，立春了。
名字与名字之间，从一条路开始说起
六月的淮海中路，是都市时尚剧的最佳布景——湛蓝天空下看不完的老洋房，切割光影的玻璃幕墙，轰炸视觉的巨幅广告，标志鲜明的品牌旗舰店，行色匆匆、提满购物袋的各种肤色的路人——但也还是相对安静的那种繁华。走在街两旁参天的法国梧桐下，依然能感到叶子筛下的细碎荫凉，可以听见阳光发出细细的银亮声响。
这里曾是旧上海的法租界，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繁华的商业街和高档居住区，有“罗宋大马路”之称。它现在仍是上海最高档的商业街区之一，而这个有55年历史的名字来自于那一场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淮海战役。
但60年前，这里是林森中路(林森为原国民政府主席)；62年前，它叫做泰山路；90年前，它叫做霞飞路(霞飞为法国名将)；100年前，它又叫做宝昌路(宝昌为当时法租界公董局总董)；而103年以前，扩张租界至此的法国人开始在它的两旁遍栽云南悬铃木作行道树，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头顶上的这些“法国梧桐”。
再以前，它还不是法租界的地盘，甚至还没成为一条路——那时的卢湾区及其以北、以西地区，皆为溪涧纵横的农田，三两村落，散布其间。
而1843年11月17日以前的“上海”，还只是圈在周长9华里城墙中的一个普通的江南小县城，虽也号称“东南名邑”，但说到繁华，远不如毗邻的松江府和嘉定县(今天这两个干年古城已是上海市下属的区)。况且，今天我们所指的“上海”，大部分的根系也并不在那个“上海”，而是从黄浦江边的泥泞中生发出来的。一切只因为，它离长江出海口有十七英里——控制着长江通向内地的干里贸易。
我们个人的生命，往往只活在历史中某一个名字所涵盖的某一个常态之中。然而，从一个名字到另一个名字之间的那些波澜起伏，即使常常被忽略，却恰恰让人有可能由此去探询其间的蛛丝马迹和其下的潜流暗波。
在这个所谓“欧洲风情”最为典型的上海街区，不仅侨民众多、商铺和欧式建筑林立，它更是当年上海滩上各种风云人物荟萃之地。他们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又关系紧密、错综复杂，终于和这座城市其他的街道一样，共同织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霓虹向背的世界。
至于“霓虹”，它永远是现代大都市繁华生活的标志，也是上海的图腾。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字光影中，霓虹灯(Neon Lamp)简直就是大上海的同义词。“Neon”这个单词用上海话来读，发音正是“霓虹”。能想出这么个美丽别致的译名，难怪张爱玲曾有这样的感慨：“到底是上海人。”
从虹霓到霓虹，从自然到人工，从天光到电气化，古时中国天空里的诗情画意就这样转成了大上海夜幕里舶来的西洋景。但无论天色如何，梦幻怎样，这里总是上海——古老中国最特殊的一块滩涂。
有那么多的人，被那梦幻诱惑来，再被别的梦幻诱惑去，来来往往，不会留下什么过多的痕迹。而如果留下来栖息，人毕竟是不能住在霓虹里的。真正能够安顿他们琐碎而平凡的生活，承载他们理想和梦幻的生命的，总是在霓虹的背面。
至于上海，这个名字倒是一直没有变迁。也许是因为它太年轻的缘故，和中国一切古老的城市相比，它的历史都短得受人嘲笑。但时间却在这里忽然快了起来，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在人们的叙述中，上海是一个混血，一个异类，一个倒影，一个海市蜃楼，一个传奇磁场……它有多种定义，多种形容，多种角度，多种的联想和对比，它所有的生机都来自于它内在的复杂和矛盾。
于是，上海就是上海，它的镜像不是任何城市，任何地域，任何文化，而只是它的另一个自己。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当事人。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一切似水流年似乎都已支离破碎，只剩下稍纵即逝的幻影。我所能做的，只是在依然璀璨依然魅惑的霓虹投下的阴影中，尽力贴近，哪怕一点点残存的真实。
西美尔曾经说：“既然这样的生活力量已经生长到根本和整个历史生活的顶端，那么，在这样的力量中，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和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宋子文公馆、鲁迅故居、郭沫若故居、张爱玲故居、阮玲玉故居、周信芳故居、刘海粟故居、蔡元培故居、邹韬奋故居……翻开《霓虹背面(上海卷)》一书，作者国绘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带领广大读者去游览上海的这些名人故居。
《霓虹背面(上海卷)》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上海，一个国际大都市，无疑曾吸引众多名人居住于此：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鲁迅、郭沫若、张爱玲、阮玲玉、周信芳、刘海粟、蔡元培、邹韬奋……翻开《霓虹背面(上海卷)》一书，跟随作者国绘的文笔，去瞻仰一下这些名人的故居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