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既幸运又坎坷，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好、曲折的故事。当我作为一个贫穷的、孤苦无助的孩子走向世界的时候，纵然有一个好心肠的仙女遇见我这么说：“现在选择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奋斗目标吧，我愿根据你的智力的发展，在必要时引导和保护你去达到目的。”我的命中也注定我不会受到更恰当、更稳妥或者说更好的指导。我一生的历史将向全世界表明——有一个亲爱的上帝，是在指引着万物去攫取美好的一切。
1805年，在欧登塞的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住着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夫妇，男的是一个鞋匠，还不到二十二岁，是个才华横溢、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他的妻子比他大几岁，虽不懂世事，却具有一颗充满爱的心。这年轻小伙子自己造了一条做鞋用的工作台和一个床架，凭这些东西他便开始为生计奔忙了。这个床架是用不久前停放过特兰普伯爵的棺材的木架做的。在死者供人凭吊期间，棺材曾停放在这个木架上，还残留在木工活上的黑布使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1805年4月2日，躺在这儿的已不是被黑纱和蜡烛包围着的高贵的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啼哭不止的孩子——这就是我自己：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我出世那天，据说父亲一直坐在床边大声朗读霍尔伯格的作品，我却一直在哭。“你要睡觉还是要静静地听呢？”据说我父亲开玩笑地这样问道，可我仍然哭个不停，甚至当我被带到教堂受洗礼时，我哭的声音那样大，招得热情的牧师说：“这小家伙像猫一样尖叫！”这话我母亲没有忘记过。那个忠于教父职守的一个贫穷移民戈马尔安慰她说：“小时候哭的声音越大，长大后的歌声就越优美。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的小屋，几乎被工作台、床头毛巾和我的小床挤得满满的——那是我儿童时代的住所。然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图画，在工作台的上方有一个盛满书籍和歌本的柜橱；小厨房里摆满了擦得亮闪闪的盘子和金属盆子，用一把梯子就可以从这里走上屋顶；在屋顶和邻居的房屋之间的檐槽上，放着一个盛满了泥土的大箱子，那是我母亲唯一的小菜园，她在那儿种蔬菜。在我的《白雪皇后》的故事里，那个菜园还很茂盛。
我是独生子，因此受到溺爱。因为我常听母亲说我比起她小时候不知要幸运多少，她还说，我给抚养得像个贵族孩子。她小时候常被她的父母赶出去讨饭，有一次她没有讨到东西，便在一座桥下坐着哭了一整天。我用两个不同人物描写了她的性格——一个是《即兴诗人》中的老多米尼加；另一个是《孤独的流浪者》中的克里斯琴的母亲。
我父亲满足了我的全部愿望。我占据着他整个的心灵，他为我而活着。每个星期天他都为我制作望远镜、玩具舞台和可以变换的图画。他读霍尔巴格的剧本和《阿拉伯故事集》给我听。我记得，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看出他真正高兴。因为在他作为手艺人的一生中，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快乐。他的父母原是生活环境优裕的乡下人，但灾难突然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牲口死了，农舍被烧光了，最后，丈夫疯了，妻子只好带着儿子一起搬到欧登塞。在那儿，她使她的聪明而有才气的儿子去跟一个鞋匠当学徒，没有别的法子，虽然他渴望着入小学学拉丁文。有一次几个有钱人曾谈起这事，提到共同凑钱为他支付伙食费和学费，从而给他一个开创一生事业的机会，但那些话永远没有兑现。我可怜的父亲眼见他心底的愿望没能实现，他是永远忘不了这件事的。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那所小学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家做一双新靴子，量尺寸时把他的书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他学些什么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本来应该走那条路的！”父亲说着，热情地吻了吻我，整个晚上都沉默不语。
他很少跟与他身份相同的人打交道。星期天他常带我和他一道到树林里去，他外出时说话不多，只是静静地坐着，冥思苦想着，而我却四处乱跑，把杨梅串在一根苇草上或者编织花环。一年中只有两次母亲同我们一起去，那是在五月间树林呈现一片新绿的时候。那时她穿一件棉布长袍，她仅仅在这种场合和参加圣餐仪式的时候才穿这件衣服，据我记忆所及，这件衣服是她的节日盛装。她总是从树林里带回家许多新鲜的山毛榉树枝，然后把它们种在光滑的石头后。下半年，小连翘的细枝便伸进了房梁的缝隙里，我们把小连翘成长的好坏看做我们会不会长寿的预兆。青葱的枝叶和图画装饰了我们这小小的房间，母亲总是把这房间料理得十分整洁，她常以有雪白的床单和窗帘而自得其乐。
我最早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虽然很小，但对我说来却很重要。凭着一个孩子的想象力，这件小事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家庭节日——你能猜出在什么地方吗？就在欧登塞，在那所我一看见就害怕得发抖的房子里，正如巴黎的孩子们瞧见了巴士底监狱的情形一样，在欧登塞教养所。
我的父母曾结识一个监狱看守，他邀请他们吃饭，我得跟他们一起去。那时我还那样小，连回家都是抱回来的。
对我来说，教养所是强盗、小偷故事的资料库。我常常站在那里，但对它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谛听里面的男人和正在纺纱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随着父母来到监狱看守那里。沉重的铁栓插着的门被打开了，又被哗啦锁上了。爬上了陡峭的楼梯后，我们又吃又喝，还有两个囚犯在桌旁伺候着。他们无法诱使我尝任何东西，我把味道最好的食物推开了。母亲对他们说我病了，于是把我放在床上。躺在床上，我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愉快的歌声，这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事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自己害怕，而且一直很紧张。我的情绪还是好的，一面编造着我怎样进了强盗窝子的故事。迟至深夜我的父母才带我回家。那天刮着狂风，下着暴雨，雨点重重地扑打在我的脸上。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镇与现在的欧登塞市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比哥本哈根进步得还快，有一条河穿过市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它简直落后一百年，还保留着首都在很久前就改变了的一些习俗。当一个行会换招牌时，人们擎着飘扬的旗子和用丝带装饰起来挑在剑尖上的柠檬列队前进。一个小丑手持一把木剑，摇着好些小铃铛，跑在队伍的前头；他们当中的一个老头子——汉斯·斯特鲁凭他那令人愉快的饶舌和那张除了鼻子保持纯红以外涂得黑黑的脸而大受欢迎。我母亲高兴得想弄清，他是否同我们有什么亲戚关系，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以十足的贵族派头极端傲慢地反对同这个“笨蛋”有任何亲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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