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产生重要的启迪！当代国学大师、前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倾心推荐！

《论语镜铨》为论语的翻译，注释和评析。作者毕宝魁的评析采纳了百家之长，并融入了作者的心得体会。作者的考证功夫，也充分地得到体现。通过此书的翻译和评介，帮助读者很好地了解和掌握论语的精华与要点，对于弘扬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毕宝魁编著的《论语镜铨》博采古今《论语》研究者之长，再融入作者本人的心得体会，用最简明通俗的语言将《论语》翻译、注释、评析出来，为广大国学爱好者构建一个轻松愉快阅读《论语》，真正达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境界的平台。

在世界文化走向多元，特别是东方儒家思想精华以及价值取向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代，《论语镜铨》的出版将会对普及《论语》，让人们正确认识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产生重要的启迪作用。对世界各国、各民族准确理解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也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学而篇第一

【原疏】正义曰：自此至尧曰是《鲁论语》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当弟子论撰之时，以“论语”为此书之大名，“学而”以下为当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载，各记旧闻，意及则言，不为义例，或亦以类相从。此篇论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国之法，主友之规，闻政在乎行德。由礼贵于用和，无求安饱以好学，能自切磋而乐道，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先。既以学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须学也。“为政”以下诸篇所次，先儒不无意焉。当篇各言其指，此不烦说。第，顺次也。一，数之始也，言此篇于次当一也。

【魁按】本篇为全书主题的纲要，主旨是讲述人生学习与修行的原则与目的，学习与修行是贯穿一生的事，讲求人生要不断求学、反复实践，在不断体认人生真谛中获得快乐。就学习和实践内容看，是追求仁义的境界，主要是“仁”的道理，“仁”的体与用。全部内容都是两个基本点：学习“仁”，追求“仁”，不断提高“仁”的境界，只求自己进步而不在乎他人知与不知。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翻译】

孔子说：“学习并经常进行温习与实践，不也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聚会谈天，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不重视自己而不生气，不也是君子的品格吗？”

【注释】

【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论语》中“子”是对孔子的专称。其他人称“子”时前边要冠以姓氏，如“曾子”、“有子”。【习】本义是鸟练习飞翔时屡次扇动翅膀，反复起飞。《说文解字》：“习，数飞也。”故“习”包括温习、复习、实习、演习等意义。这里指温习学习过的知识，将知识反复运用到实践中来验证的过程。【说（yuè）】同“悦”。二字为古今字关系，先秦时无“悦”字，“说”字兼有说话和内心高兴、喜悦两种意义。后来日常生活复杂，情感交流也复杂，故创造出“悦”字来分担“说”字原义中表示高兴、喜悦的义项。因高兴、喜悦是心情，故从“心”。学术界一般认为，《说文解字》收入的字为古字，未收者为今字。【愠（yùn）】生气，恼怒，怨恨。《说文解字》：“愠，怒也。” 【君子】在古代有二义：一是从品行方面而言，指道德高尚的人；一是从社会地位而言，指统治者，地位高的人。在相对而言时，意思比较清楚。单独出现时多数是前义。

【评析】

《论语》篇目章节的排列顺序很深奥，肯定是根据内容无疑。孔子去世后至少又过了半个世纪，《论语》才定稿成书。孔子的很多高足都参与了编撰，他们对于《论语》的章节体例以及内容顺序的排列肯定进行了精心设计。这是全书的第一章，讲述人的学习修养，与朋友交流切磋不断进步提高，即使没有人了解自己，自己也不生气、不颓丧，因为学习修养完全是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充实。如果自己修养高、学识好，那么即使不被重用也无所谓，因为修身的目的是为内在精神的充实完美，而不是为功名利禄。这是孔子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从内向外、由己及彼、由亲到疏进行自我修养。三句话是三层意思，相互联系，有递进关系。第一句说自己每天坚持学习进步很愉快，学习的内容是道，是做人的道理，并不断在实践中验证，在不断进步中享受人生乐趣。第二句的“朋”，本义是同窗、同学，同学从远方来，当然可以共同切磋学问，这样可以共同提高进步，加强修养。第三句则说学习修养是自己的事，别人即使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关系。即修养学识在自己，能否被发现被肯定被重用在社会、在他人，因此不必生气。这便构成人生学习修行的三个阶段或三重人生境界：开始学习与修行的阶段，反复学习与实践，并不断有新体会，内心很愉悦；学习有一定心得体会，与同学同仁同道者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体会到无限快乐的阶段；最后达到不为社会潮流所动而坚守仁义道德的境界，实际已接近圣人的思想境界。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翻译】

有子说：“作为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而爱冒犯上级长官的，很少很少。不冒犯上级长官而好叛乱的人，是没有的。因此君子务必要确立做人的根本原则，根本原则确立了，做人的道理自然就明白了。孝敬父母和尊敬兄长，大概就是仁爱的根本吧。”

【注释】

【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之一。司马迁说有子比孔子小四十三岁，《孔子家语》说小三十三岁。杨伯峻说小十三岁，但也认为不可靠，不知何据。此问题涉及关系甚大，待详考。【孝弟（tì）【是人对于前辈和同辈中长于自己的人应有的态度。孝是纵向的，是对于长辈，包括父母、祖父母等要孝敬。孝的含义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关怀、照顾、顺从，使其心情愉快，没有负担。“弟”通“悌”，是横向关系，要求对于兄长要尊敬。人们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人便是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因此，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基础和关键。【犯上】冒犯、抵触上级长官。上：处在尊长地位的人。春秋时期是等级制度，社会和家族都有长幼尊卑的观念。【鲜】少。【作乱】发动叛逆而造反。【未之有】“未有之”的倒装，即没有这种情况。【务本】追求根本。务：经营。本：树根，引申为根本、根基、基础。【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含义很广，主要是热爱他人、关怀他人、照顾他人。《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左边是一个人字，右边是表示数量的“二”，其实就是两个人。要有两个人以上才可以体现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

【评析】

孔子死后，孔子其他弟子以为有子之言似夫子，故欲尊他为师。有子自己不同意，故未成此事。《论语》中除孔子称“子”外，只有有若和曾参二人称“子”。有子还排在曾子前面。翁天和说有子是孔子儿子孔鲤的老师，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如此，那肯定是孔子安排的。孔子儿子与孔子弟子则是师兄弟关系，如果从这层意义上说，孔子其他弟子尊有子为师也不无道理。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有子很难被如此尊敬。本章重点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认为做人要有根本，孝悌是“仁”最根本的表现。根据上面的注释，我们把“仁”字的本义再归纳解释一下，说得明白一些。“仁”，是人亲近关怀别人的品格，而观察判断这种品格一定要有两个人在一起或在人群中才行。古人在举行一些仪式时，安排两个人同时出场，相互作揖表示礼节，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观察人的修养和气度。在耕田劳动中，也是两个人并肩使用一个农具“耦”而耕，“耦”就是二人。另外，“偶”字也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这样，两个人合作干活，在合作中是否出力，是否照顾对方都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和心胸。因此，只有从对待别人的态度中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仁人君子。而对别人亲近、关怀、体贴、照顾的心情就是“仁”。因此，首先必须有二人才可以体现“仁”，这便是“仁”的本义。

“仁”字是中国学问的基础，也是儒家学说的关键词语。孔子一生提倡的思想核心就是这个字。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可以看出仁人君子的品性。“仁”的品格是做人的根本，人类只有相互关怀才会共同得到幸福，而幸福感往往是帮助别人之后获取的，因此我们从小就要扎下“仁”的品性之根。

P1-5

1988年，在法国巴黎，七十五名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一堂，他们在发表的宣言中说：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干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这是振聋发聩的宣言，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更应该引起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关注。毫无疑问，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人类，只有人类可以毁灭自己。这种危险不是耸人听闻，是现实存在的。若我们将所有文化因素都综合考虑的话，就会发现，儒家思想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工具，它温情脉脉，具有最强烈的最普遍的人文关怀色彩。反对暴力，反对强权，反对战争，提倡仁义礼智信，提倡天人合一，提倡和谐中庸，没有民族偏见和种族偏见，而孔子便是儒家思想的开创人和集大成者，《论语》是研究儒家思想的最根本的文献。

中国文化热即将来临，而且会越来越热。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国学，国学的核心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关键人物是孔子，了解孔子的关键是《论语》。《论语》的社会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不但是在国内，在海外学习中国文化者同样离不开《论语》，因此本书的社会意义将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

在简要说明本书注疏解说体例之前，先将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作简略的说明，这对于理解孔子思想以及理解《论语》本义是大有益处的。我想说明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并没有到达无法修复的程度，当时许多诸侯国在处理国家政治、国与国关系中所遵循的依然是周礼。而社会主流对于人物之评价，对于是非之判断，甚至对于一些政治要人进行审判的依据也是周礼。周礼依然是社会衡量是非曲直的准则，具有普遍遵守的法规意义。实行周礼文化的华夏民族诸侯国基本是这种情况。因此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是有现实依据的，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并不是绝对的“不可为”。

二、孔子生活的时代确实到了天下存亡的关键时期，所谓存亡主要表现在文化存亡上。当时全天下的文化状况大体是这样的：奉行华夏民族文化的诸侯国与奉行自己独特文化并不遵从周礼的戎、狄、夷、蛮等主要少数民族的国家与部落犬牙交错，并非都在周边地区，中原地区奉行这种文化的国家与地区也很多。这些国家并不奉行周礼，各自有其祭祀、节日、丧葬、服饰等文化形态。还要指出，即使在当时，华夏与夷狄的区分在文化而不在血缘与民族，如杞本是夏禹之后，邾本曹姓，论出身都是华夏，但因为奉行夷狄之文化而不遵守周礼，便被视作夷狄。平王东迁时，周大夫辛有到伊水，“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辛有看到有人披散头发在野外进行祭祀，便断言这是戎人，预言一百年后这里的周礼将要衰亡。可见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是文化形态。这些国家或部落也有很强的力量和势力范围，如鲁宣公十一年，“晋邰成子求成于众狄”，强大的晋国主动要求和几个狄国结盟，可见奉行狄文化的部落与国家还是有相当势力的。而当时很强大的赤狄就在今山西省南部，所谓的骊戎主要区域在今河南，距离洛阳和郑州都不远。而有的夷狄之国轻易就可以灭掉几个奉行周文化的小国。每到这种时候，齐国或鲁国等军事强大的诸侯国便派出军队将那些被灭之国政权重新恢复，实际就是文化之争。孔子坚持克己复礼是很强烈的坚持继承优秀的先进文化的自觉意识。

三、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包括他出生前的很长历史时期中，鲁国保存的礼乐文化、礼器与历史文献最完整、最齐备。孔子又非常勤奋好学，自觉执行、倡导礼乐文化，“子入太庙，每事问”，可见其严谨的程度。而鲁国又是当时坚持执行礼乐制度最模范的国家。当年鲁国出现内乱时，齐桓公询问管仲，鲁国是否可以讨伐，管仲回答不可，原因是鲁国实行的是周礼，根本没有动摇。鲁昭公二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亡。’”正是这种主客观两个方面提供了条件，促使孔子成为当时全天下掌握礼乐知识的权威，孔子所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话不是狂妄，而是事实。

正因为当时礼乐文化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如果几个大国出现几名开明有魄力的国君，如果周天子的传承中出现一两个政治明星，周文化中兴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而孔子是当时掌握礼乐文化最全面、最权威，面临周文化被夷狄戎蛮文化取代的危险，孔子才坚决站出来，拯救华夏‘文化，避免文化的灭亡。如果从文化角度思考，孔子的目的达到了。他提倡的克己复礼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创建的儒家文化却成为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化，难道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的影响力是长久的深刻的，与政治和经济不同。

古今关于《论语》的书很多，但最适合初学者，最准确简明解释《论语》的书实在不多。现在比较通行的《论语》注本，早一点的有何晏的《论语集解》，后经北宋邢昺疏成为流传最广之版本《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便是此书）；另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便是此书），但此二书注释很烦琐，又没有译文，不太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可以说除专门研究者无人读此书。新近出版影响较大的有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论语今读》理论性强，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注释平实，两书各有千秋，但因各有侧重，也各有不足。南怀瑾之《论语别裁》随意性较大，发挥太多，且有一些硬伤。于丹的《论语心得》根本不是对全部《论语》的解释，与本书没有可比性。

本书综合采纳古今研究者之长，再融入本人的心得体会，用最简明通俗的语言将《论语》翻译、注释、评析出来，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论语》的桥梁。

本书采用之底本是《十三经注疏》中北宋邢昺之《论语注疏》，邢昺之底本是何晏之《论语集解》。本书在原文方面严格遵从原本，不作任何改动。

翻译方面，采用直译与意译兼顾的方法，不偏执一方，以信达雅为目标，以便于读者的阅读为终极目的，因此希望尽量反映出孔子思想的原汁原味，又要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与审美习惯。在注释方面，以有利于理清原文的本义为前提和目标，不作烦琐考证，如果有异说，一般只列出最通行说而已，不面面俱到。评析方面，是理解思想之最关键处，容易明白处尽量简明，容易产生歧义处稍加详解，最易产生误会处则条分缕析，如“贤贤易色”、“唯女子与小人”、“子见南子”、“祝鸵之佞”、“色斯举矣”、“夷狄之有君”等疑难之处都进行比较详尽的解说，力求使读者诸君能够领会孔子思想以及《论语》之本义，正确传达其思想意义。如果有必要，对于其中一些人物身份亦加以简明介绍，都是为了理解文义。总之，以全面、准确、清晰阐释出原文的本义为旨归，以准确、深刻传播孔子的思想精髓为旨归。

总的原则是不离经叛道，不以经注我，而是以我解经，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也”。我是践迹而行，是否登堂入室则不敢说，但确实是“尽心焉而已”，两度春秋，“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其苦其乐，吾心自知也。

感谢前辈傅璇琮先生的鼓励和慨然赐序，令本书增重，感谢为本书之出版作出贡献的徐晶女士，感谢为本书之出版进行策划并付出大量劳动的隋聃女士，感谢为本书辛劳工作的其他人员。

孔子是不朽的，《论语》是不朽的。但愿本书能够准确解读《论语》，能够准确传播儒家思想，能够得到广大学术界同仁以及广大读者的认可。

毕宝魁于沈阳三千斋

2009年11月7日，己丑立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