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孩耶鲁梦》编著者郭珍芳。

就算被遗弃在最黑暗的角落，你也可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中国女孩耶鲁梦》是一个中国女孩的美国奋斗史，更是《纽约时报》《USA Today》强力推荐的超级畅销书，《中国日报》2010年“阅读版”重磅报道，中国作协推介项目。刚一上市，销量不仅击败同期出版的小说，更是超过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回忆录，一时间，中国女孩的勇敢受到无数美国人关注。

如果《风雨哈佛路》曾鼓舞过身处困境的你，那么这本讲述身在美国的中国女孩，如何用勇气改变命运的《中国女孩耶鲁梦》，将再一次点燃你对生活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心。

没有谁是天生的好命。只是你尚未发觉，那个咬紧牙、温柔又倔强的自己，其实拥有无限可能性。

因为，每一次挺住，都是值得骄傲的财富。

《中国女孩耶鲁梦》编著者郭珍芳。

《中国女孩耶鲁梦》是一部讲述身在美国的贫穷女孩如何成长为耶鲁高材生的励志传记。

如果不是一场家庭变故，中国女孩阿金的生活里只会有“幸福”和“读书天才”这样的字眼。11岁那年，她不得不随母亲到美国投靠亲戚。然而，在这个看起来遍地都是黄金和梦想的国家，迎接她的，将是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

势利的亲戚，陌生的语言，难以维持生计的工作，环境恶劣的贫民区……白天和夜晚，学校和工厂，她奔波于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在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中，她学会了辨别是与非，善与恶，赢得自尊，赢得爱，更重要的是，她一次又一次赢得读书的机会，并最终被耶鲁大学录取。

“妈，”我小声说，“这里安全吗？”

“保拉姨妈不会把我们带到任何危险的地方的。”妈妈说，但她低沉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怀疑。妈妈的广东话通常非常标准，但她紧张时，家乡口音就会变得越发明显。“把扫帚给我。”

我把东西搬进狭窄的通道里，妈妈走上楼梯，挥舞扫把开始打扫。

“待在这儿，把大门开着。”她说。我知道，这样是方便我跑出去求助。

看着她爬楼梯，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些台阶久经使用，每一级都弯曲变形了。我担心台阶坍塌，担心妈妈会摔下来。她走过楼梯转角后，我看不见她了，只能听见台阶一级接一级地发出嘎吱声。我扫视我们的行李，想找出什么当武器。要是出什么状况，我会大声呼救，然后跑上楼帮妈妈。我的脑海中闪过几个孩子的形象：姓王的胖小子和姓林的高个儿，他们都是我在香港就读的那所学校中的小霸王。为什么我不像他们那样大块头呢？楼上传来脚步声，门咔嗒一声打开了，地板发出了几声呻吟。是妈妈还是别人？我竖起耳朵，想听听会不会有喘气声或重击声。可只有一片寂静。

“上来吧，”妈妈叫道，“你现在可以关门了。”

我觉得自己手脚无力，像泄了气一般。我跑上楼去看我们的新家。

“什么也别碰。”妈妈说。

我站在厨房里，风经我的右侧，呼啸而过。我正奇怪妈妈为何要开窗，突然发现窗户其实是关着的，只不过窗上的玻璃不是没有就是破损，污黑的玻璃残片从木窗框中伸了出来。厨房的小桌和宽水槽里积着厚厚一层灰，而水槽本是白色带纹孔的。我设法绕开遍地已经变脆的蟑螂尸体。它们个头巨大，骇人的身影下，粗壮的腿格外醒目。

卫生间在厨房内侧，门正对着炉灶。每个孩子都知道，这样的格局风水极差。水槽和冰箱下面的暗黄色漆布有一部分被撕掉了，露出底下丑陋的地板。四周的墙壁裂开，鼓起的地方就好像它们吞了什么下去。有些地方的墙皮整块掉了下来，灰泥裸露，就像皮肤下面翻出的肉。

厨房跟另一个房间相连，中间却没有门。当我们走进去时，我瞥到棕色的东西慢慢退回墙缝里——是活的蟑螂。墙里可能还藏着大大小小的老鼠。我拿过妈妈手里的扫帚，倒过来，用扫帚柄重重地敲打地板。

“阿金，”妈妈说，“你会吵到邻居的。”

我停下来，什么也没说，尽管我怀疑我们是这栋楼里唯一的住户。

这个房间的窗户朝街，玻璃是完好的。我意识到，那些别人能看到的问题，保拉姨妈的确会解决。房间里没什么东西，却有一股臭汗味。在房间一角，双人床垫放在地板上，上面有蓝色和绿色的条纹，污迹斑斑。还有一张矮咖啡桌，其中一条桌腿并不配套——后来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做作业。另有一个梳妆台，它那种石灰般的颜色让人想起头皮屑。除了这些，再无他物。

我心想，保拉姨妈在说谎，这个公寓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我意识到了真相：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让我们在工作日而不是周末搬进来，在最后一刻给我们礼物。她想把我们扔在这儿，然后用工厂做借口迅速离开，在我们仍对她的好意表示感激时就离开。保拉姨妈不会帮我们的，我们孤立无援。

我双臂环抱着，说：“妈妈，我想回家。”

妈妈弯下腰，用她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几乎挤不出笑容，可眼神却无比热切：“会没事的。你和我，妈妈和宝贝。”我们两个，我们一家。

妈妈心里的真实想法我无法得知。妈妈这个人，无论我们去外面哪家餐厅吃饭，都会用餐巾纸擦拭所有杯子和筷子，因为她不确定它们是否干净。当她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定也对自己跟保拉姨妈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那是藏在礼貌的谈话背后的赤裸裸的、令人隐隐作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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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来就拥有一种天赋，不是在舞蹈、喜剧这些令人愉快的事物上，而是我对付学校里的功课总是有诀窍。那里教的所有东西，我都能又快又不费力地学会，就好像学校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而我是完全契合这个机器的小齿轮。这并不是说学习对我来说永远是件轻松的事。我和妈妈刚到美国时，我只会说几句英文，为此我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有个说法：命运如风，从各个方向推动着我们的生活，催促着我们沿时间的路径前行。意志坚强的人或许能与狂风抗争，选择自己的道路，而意志薄弱的人只能被风吹着走。对我而言，与其说我是被命运推着走，不如说拉着我前进的是我的决心。一直以来，我都渴望获得那些我原本无法拥有的东西。等一切好像触手可及时，我却做了一个从此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决定。

现在我站在婚庆用品店的橱窗外，看到那个小女孩静静地坐在模特脚边，闭着眼，被层层叠叠的厚重布料所包围。我想：这绝不是我想让我的孩子过的生活。我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她会把全部课余时间都花在这家商店里，帮着处理杂事，比如整理珠子。接下来她会学习手缝、机缝，最后负责一些刺绣和修整工作，而到了那时，她每天放学后、每个周末都会俯身在没有尽头的布料前。对她来说，没有在朋友家里的戏耍，没有游泳课，没有海滩消夏，除了缝纫机针无情的节奏，几乎什么都没有。

随后，她的父亲走了进来，她和我都抬起了头。这么多年过去，我仍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心仍会在胸腔里猛烈地颤动。我曾像她这么漂亮吗？我的童年几乎没留下任何照片。我们买不起相机。我在美国照的第一张照片，是刚进学校时学校给拍的，那时我十一岁。后来的某一天，我决心放下过去，让生活继续，便撕碎了它。但我并没有扔掉那些碎片，而是把它们藏在一个信封里。

最近，我又翻出了这个信封。我掸掉上面的浮尘，拆开封口，抚摩着里面的碎片：一点儿耳朵尖，一部分下巴。那时，我的头发被母亲剪得参差不齐，而且极短，向右偏分得过多的头发帘扫过前额，看上去就像个男孩。“样片”一词盖住了我的大半张脸和蓝色涤纶衬衣的一部分。当时我们没钱买真正的照片，所以保留着这张他们寄到家里来的样片。

我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照片中的我直直地注视着镜头，任何留心的人都会注意到目光中流露出的热切希望和远大抱负。要是我早点儿知道就好了。

说母语时，他们本是聪明伶俐的一群，但一变成英语，却成了无知文盲。这正是新移民每天面对的问题。

——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