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大挪移”是《倚天屠龙记》中描绘的一种最厉害的武功，而在胡文辉眼中，冯承钧先生堪称中外交通史领域的“张无忌”，他修练出“乾坤大挪移”般的功夫，使他在中外交通史领域的翻译和著述所向披靡，成果卓著，这本《成吉思汗传》就是其代表作之一。除了享受到独特的阅读快感之外还想获得一些比较可靠的历史知识的读者，可以阅读此书。

《成吉思汗传》是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和杰出翻译家冯承钧所著，该书先扼要介绍了成吉思汗的身世，既而梳理了其崛起和对诸部落整合的情况，最后较详细地记述了成吉思汗西征与去世的经过。作者既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又通晓拉丁、梵、蒙、藏等诸种文字，对史实考订比较审慎，故《成吉思汗传》脉络分明，持论也比较平实，是成吉思汗传记诸多版本中不可多得的一种。

绪言

第一章 当时之诸部族

第二章 成吉思汗先世之传说

第三章 依附王罕时代之帖木真

第四章 平克烈乃蛮诸部

第五章 降西北诸部及取西辽

第六章 侵略金国

第七章 西征前之花剌子模

第八章 西征之役 上

第九章 西征之役 中

第十章 西征之役 下

第十一章 西夏之亡及成吉思汗之死

附录

冯承钧先生事略

第十一章 西夏之亡及成吉思汗之死

成吉思汗甫还其斡耳朵，即闻长子拙赤之死讯。先是汗命拙赤经略里海、黑海北方诸地，拙赤未行，汗已不悦；及自西域还蒙古，沿途数召之来见，而拙赤称疾不至，时拙赤实有疾也。有蒙古人自拙赤之地来，汗询以拙赤近状，其人答言甚健，行前尚见其出猎。汗因怒其子违命，欲往讨之。方命窝阔台、察合台先将前锋行，而拙赤死讯至，汗大恸，知其人言不实，所见出猎者乃其部将，而非拙赤本人，欲逮治其罪，则其人已逸去矣。

初，成吉思汗西征前，遣使约西夏主遣军从征，西夏臣阿沙甘不（Asagambu）答使者曰：“力既不足，何必为汗？”不肯发兵。至是成吉思汗追讨其罪，一二二五年秋，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冬间猎于阿儿不合（Arbuqa）之地，坠马受伤，因得疾。驻于搠斡儿合惕（Jo'orqat），遣使诘责西夏，西夏主答词不逊，成吉思汗仍扶疾进兵。

一二二六年三月，在道得梦不祥，预知死期将届，召窝阔台、拖雷二子至，与共朝食毕，时将校满帐中，汗命诸人暂避，密语二子曰：“我殆至寿终时矣！赖天之助，我为汝等建一大国；自国之中心达于诸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汝等如欲长保此国，则必须同心御敌。大位必有一人继承，我死后应奉窝阔台为主，不得背我遗命。察合台不在侧，应使其勿生乱心。”

当时蒙古进兵似取黑水一道，首下黑水城（Qara-Qoto）。继取甘肃等州及西凉府（额里折兀或阿里湫），驻夏于其附近之察速秃（Casutu）山，此言雪山也。

先是一二二〇年耶律留哥死，帖木格斡赤斤承制以留哥妻姚里氏权领其众。至是姚里氏携子善哥、铁哥、永安，从子塔塔儿，孙收国奴，见成吉思汗于西凉城，汗曰：“健鹰飞不到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赐之酒，慰劳甚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殁，官民乏主，其长子薛阇扈从有年，愿以次子善哥代之，使归袭爵。”汗曰：“薛阇今为蒙古人矣，其从朕之征西域也，回族人围大太子于合迷城（Qamic？Qimac？），薛阇引千军救出之，身中槊。又于不花剌、薛迷思干与回族人格战，伤于流矢，以是积功为把阿秃儿（Ba'atur），不可遣，当令善哥袭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阇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伦，婢子窃以为不可。”汗叹其贤，给驿骑四十，从征西夏，赐西夏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许以薛阇袭爵，而留善哥、塔塔儿、收国奴于汗所，唯遣其季子永安从姚里氏东归。

是年秋，逾沙陀至黄河九渡，渡河，十二月，攻拔灵州，即蒙古语之朵儿蔑该（Dormagai）也。西夏主命嵬名令公自中兴率兵五十万来御，汗败之于黄河沿岸之一平原中。  一二二七年春，成吉思汗留兵攻中兴府，自率师徇下黄河南岸诸地。是夏，驻夏于六盘山，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金主所馈物有美珠满盘，成吉思汗以赏诸将之穿耳环者。其无耳环者至穿耳以求之。余珠散地上，任人取之。

时西夏之地尽平，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是年七月，西夏主久被围于中兴府，穷蹙乞降，唯请限一月后献城，成吉思汗许之，并约以后待之若子。

成吉思汗进至灵州，得疾甚剧，病八日死。时在一二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三岁。临危时谓左右曰：“金之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同时嘱诸将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主及期出城来谒时，执杀之。后诸将果遵遗命杀西夏主。复议屠中兴，有西夏将原从蒙古者谏止之。

诸将奉成吉思汗柩归蒙古，秘其丧不使人知，在道遇途人尽杀之。还至怯绿连河源之旧营，始发丧。陆续陈柩于其诸大妇之斡耳朵中，诸宗王、公主、统将等得拖雷讣告，皆自各地奔丧而来，远道者三日始至。举行丧礼后，葬之于斡难、怯绿连、秃剌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先是成吉思汗曾至此处息一孤树下，默思移时；起而言曰：死后欲葬于此。故诸子遵遗命葬于其地，不起坟垅。葬后周围树木丛生，成为密林，不复能辨墓在何树之下。后裔数人亦葬于此，命兀良合部千人守之，《元史》名其地曰“起辇谷”，今日尚未发现其地云。

P91-93

《成吉思汗传》是史学家冯承钧的一部部头不大却很有名的著作。该书和冯氏的翻译密切相关，所以此处先以较多笔墨谈谈冯氏在翻译领域的成就及其取得这些成就的条件，再概述冯氏撰述此书的缘起、本书的内容和版本，借以理解此书在冯氏著述中尤其在与同类书籍相较时所展现出的风格。

冯承钧（一八八七一一九四六），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曾赴比利时、法国留学，归国后适逢辛亥革命发生，被任命为湖北都督府秘书。一九一三年任众议院秘书，后转为教育部佥事，凡十五年，其间历兼北京大学讲师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九二九年任立法编纂委员。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九年被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编辑。后被聘为临时大学第二分班史学系教授，专任中亚交通、西北史地、蒙元史等课程。一九四六年病逝。

与其年寿相比，冯氏在史地翻译领域的成就可谓厚重。

冯氏去世后，王静如撰有《冯承钧先生事略》一文，内云冯氏“译著等身”，其“译述名著之多，实达近三十年来之最高峰”，“一生译著不下百数十种，约五百万言，其中关于法学书籍，多未刊印；而中国文史之译作，其行世者，即约三四十本”。堪称冯氏知交的向达在《悼冯承钧先生》中也提及，冯氏“翻译以及自著的专书和论文甚多”，虽然“昆明方图能够看到的不过一二十种”。另一位和冯氏“并无奉手之雅”，但对冯氏“素具仰止之忱”并将其列为自己“所佩服的前辈之一”的朱杰勤，出于仰慕和哀悼，给冯氏的译著列了个自认为“未敢认为完备”的清单，其中载冯氏译著共四十二种。以传世诸书验上述诸人的记载，便知所言不虚。即以今日眼光视之，其译著数量亦属可观。

王静如还谈到，冯氏“译文流畅，用词正确，治史学者莫不钦服”，“每有新意，皆极精确，尤以论疏勒为西方所从出，实发前人所未发，允为最近得意之作也”。朱杰勤于冯氏去世两星期后记下了自己的感触，认为“冯先生是第一流的翻译家，其所翻译，文质相兼，无违原本。间遇罕见之名词，又为之厘定汉名，斟酌至善”，还将冯氏与严复和林纾放在一起月旦一番，认为就翻译技术而论，冯氏要居于严、林之上。他说：“但就翻译成绩而论，冯先生是近代第一流翻译家。清末翻译界中严复（几道）与林纾（琴南）并称，但因时代关系，他们的翻译技术尚未达到完美地步，持较冯先生，则他们好像椎轮，而冯先生好像大辂了。”以后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评价或有溢美成分，但能获得识与不识者如此交口称赞，则其译著的质量和水准之高应不难想见。

关于译介的重要性，冯氏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吾人研究本国史，姑就书本一方面言，常感史部纪事编年之书，未能完全满足学者之需要。有无数问题之解说，不得不于史部以外书中求之。检寻古今书目，屡见非史部之书，而可供参考之用者不少，《释藏》其一种也。吾人之社会，自汉以降，受佛教之薰染，已有千数百年。佛教之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举凡社会诸大元素，如政治、文学、信仰、制度，莫不受其影响。是以今之欧洲人、日本人之治中国学者，常取材于我《释藏》之中。余前读诸学者之史地撰述，常因其中梵文名词，感有滞碍。读书时间，泰半消耗于寻求此项义解或汉译古翻之中。苟能解其一义，识其一名，或别纸录之，或标注于《翻译名义集》各条之上。积之既久，略得其解。”

或正因切身体会到译事之重要，故冯承钧能埋头苦干达数十年，即“病中握管维艰”，不得不“命儿子先恕笔受”，亦不中辍，以期用他国的历史补本国之不足。后来，向达在悼念冯氏的文章中充满感情地写到：“近二三十年来孜孜不倦以个人的力量将法国近代汉学大家的精深的研究，有系统地转法为汉，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近缘学，如西域南海诸国古代的历史和地学，能有一种新的认识新的启发者，这只有冯承钧先生！”“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有“纯学者”③之誉的严耕望对冯氏的评价更高，他说：“冯承钧先生毕生从事西文中译的工作，把早期西方汉学家的几十部重要论著翻译成中文，让一般不能通解原文的人都能阅读运用，真是功德无量！我常常向同学们说，冯先生的学问当然比陈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决不在陈先生之下。”

近人胡文辉在其所著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中给百年来的学林英雄排座次，认为冯氏在学问上“盗宝西天”，堪比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论近人引进西学之功，在思想层面，严复自不作第二人想；在学术层面，则无出冯承钧其右者”，故将冯氏喻为《水浒传》中“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冯氏能于中外交通史领域获得如许成就，并非偶然。

冯氏“年十七（光绪二十九年）得游学欧洲。十九考入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法学预科，翌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法科，凡四年毕业。复入法兰西学院，后于宣统三年归国”，留欧约九年之久。由于笔者没看到有关冯氏留学生涯的原始材料，这里只能结合冯氏和他人的叙述予以揣测：留欧期间，冯氏对翻译和研究工作必备的科学方法和语言文字均下过苦功。

冯氏对国人因缺乏科学方法而未能充分利用我国的巨量史籍甚为痛惜，曾云：“吾国之史籍释藏，为今日学界无比之鸿宝。顾其过去之效用，仅供文人寻求掌故及信奉诵习之需而已。鲜有用科学方法从事整理者。”又云：“乃今日欧洲日本学界以科学方法治佛学者纷纷，而国人应之寥寥，洵可耻也。”所幸的是，冯氏自己本为研究法律之人，“曾受严格之社会科学训练”，这种训练恰恰是其他研究者所缺乏的。

不独如此，他很早就努力掌握进行译介和研究所需的语言文字。冯氏本人曾谓：“比年以来，予从事于我国史部外国史料之鸠集，举凡载籍之旧文，西儒之新撰，视力之所能，皆网罗之，翻译之，有时旁涉及于素所未习之语言之学，梵天之书。”在谈到修改《元史》时，冯氏认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语言”；二是“明了汉字古读，尤应知元人读法”；三是“名从主人”。朱杰勤认为，冯氏“据《元秘史》、《亲征录》、《元史》及多桑、巴儿脱德、伯希和撰诸书，写成《成吉思汗传》，其名称考订确有特出之处”。据向达讲，“他在法国学问兴趣旁及于语言文字以及西域南海有关的历史地理，因此搜罗的各种语言的字典文法之类的书籍甚多”，应该说，正是早期的这种努力，使他逐步习得了多种语言，能超越冯氏者，或陈寅恪一人而已。

在《占婆史·译序》中，冯氏写到：“昔之四裔，浸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今之境地相接，而隔塞最甚者，亦莫逾越南。昔日交广并称，其地原为中国南服。不幸误于交州牧守之贪利侵刻，始而自立，终为法国所据，致使书同文行同伦之华化民族沦人异国，良可慨矣。”在《郑和下西洋考》序言中，冯氏也写到：“西方史书言新地之发现者，莫不盛称甘马（Vasco da Gama）、哥伦布（Columbus）等的丰功伟业。就是我们中国人编的世界史，也是如此说法。好像在讲座中很少有人提起在这些大航海家几十年前的中国航海家郑和。这真是数典而忘祖了。”因此，冯氏之致力于译著事业，亦可视为胸中积郁的民族情绪的一种发抒。

当然，冯氏能取得如此成就，也和他对各种史籍的熟谙密不可分。关于这一点，只需看其译著的种类便可明白，此处不再赘言。

冯氏在翻译方面成绩卓著，其著述亦复不少，诸如《景教碑考》、《西域地名》、《历代求法翻经录》、《元代白话碑》、《王玄策事辑》、《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以及《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海录注》、《诸蕃志校注》等。

《成吉思汗传》初版于一九三四年，初名《成吉思汗事辑》。冯氏在该书绪言中谈到其撰述的缘起：一是以往“修《元史》者对于成吉思汗之事迹遗漏甚多”；二是新修改篡者虽史事增多，也参照西书对年代进行了改订，但仍有重大缺陷，就是“支离则较旧史更甚”，尤其是对大量汉语外的地名、人名缺乏考订，“其穿凿附会，竟使任何声韵皆可相通”，致使“歧互更较旧史为难读”，误人甚深。有鉴于此，冯氏乃据中国史籍《元秘史》、《亲征录》、《元史》，以及西方多桑（C.d'Ohsson）所著的《多桑蒙古史》、巴儿脱德（Barthold）所著的《蒙古侵略时代之突厥斯单》（第二版英译本）、伯希和（Pelliot）考订诸文等，详加考订，撰成此书。

全书除绪言外共有十一章，首先扼要介绍了成吉思汗的身世，既而梳理了成吉思汗崛起对诸部落整合的情况，最后记述了成吉思汗西征与去世的经过。全书对史实、地名、人名的考订比较精审，脉络亦甚分明，持论比较平实，是成吉思汗传记诸种版本中不可多得的一种。  该书的版本情况大致如下。一九三四年四月，本书作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之一首次出版，为繁体竖排；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第二版；一九四五年一月，内迁到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在渝出版第三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作为“新中学文库”之一种出版第四版。二〇〇九年，中国三峡出版社将此书收入“四为书系”，以简体横排出版，书中配有插图多幅。同年，东方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的简体横排版（和张振珮所著的《成吉思汗评传》合刊）。

一九六二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列入“史地丛书”出版（平装），是谓“台一版”；一九六六年出版“台二版”。一九六九年，该馆再次出版此书，一九八一年此书被收入该馆的“人人文库”出版。

此次出版，以一九四七年繁体竖排版为底本，参考他本和相关史籍，加以点校，以简体字横排出版。点校时遵循以下原则：

 一、全书采用现代通用标点符号；

 二、对于人名、地名译音，以及人名、地名改为简体字易引起误解者，均仍其旧，存其原貌；对于错字、别字，于脚注中注明，以便参照；

三、人名、地名不一致者，均予以统一；

四、对底本中漫漶不清者，以及他本中脱漏之处，皆参考有关资料予以补充、校正。

五、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包括山脉、河流、湖泊、海）、朝代名、部族名等，下加横线，以便阅读。

由于水平有限，舛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王红军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