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未丽编著的《草木有本心（王作富学术人生自述与侧记）》收录了部分王门弟子的回忆文章。王作富教授执教六十载，受过其教导的学生不计其数。这些学生当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忆与他的交往，感怀他的言传身教。本书作者主要是在法学教育恢复重建以后，从1981级开始，王作富教授所指导的部分硕士生与博士生。他们是王作富教授的亲炙弟子，在他身边学习过，受过他多年教诲。这些弟子大多在司法机关工作，也有部分在教学岗位上，有些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但他们永远都是王门弟子，永远都是我们的师兄（姐）师弟（妹）。

但未丽编著的《草木有本心（王作富学术人生自述与侧记）》为王作富教授教学生涯60年的口述回忆和陈兴良、张军等学生的纪念、回忆文章的合集。

王作富教授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从1978年起参加我国刑法典起草工作，1988年担任刑法总则修改组组长。自1990年来，多次应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系列单行刑法草案及专门问题研讨，应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之邀参加司法解释创制中的研究工作。王作富教授从教60年来，撰写个人学术专著、编著或参编的专业书籍达6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个人著述近400万字，学术成果斐然，国内法学教育界、实务界亲炙其教诲而卓然有成绩者众多，受其著作惠泽者不可计数。

《草木有本心（王作富学术人生自述与侧记）》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文章可读性较强，在刑法学术和实务界应有一定的影响力。

教授心语：蓦然回首人生路

青山依旧

王作富教授自述／但未丽整理

教学印象：一座只能仰望的高山

山色不言语

王作富教授学术印象／陈兴良

生命之大美

记王作富教授的刑法人生／但未丽

弟子心语：记得来时清静路

老师的学术品格及对我的影响／张智辉

恩师所惠，如海不竭

记我的硕士导师王作富教授／张 军

治学勤勉严谨 为人谦和宽厚

我心目中的王作富老师／童建明

难以忘怀的成长记忆

王老师指导我们刑法研究生班的点点滴滴／孙国祥

指引我人生成长的楷模／阮方民

师者本色 高山仰止／周 欣

润物细无声

从师于王作富老师的日子／桑红华

师恩大爱引领人生／青锋

我的严师、慈父与益友——王作富教授／薛淑兰

谈谈王作富教授的“三字经”／胡云腾

细微之处见精神

忆随王作富先生学习中的点滴琐事／孙 力

二十年前，跟随王作富教授读博的日子／党建军

关于恩师的一些絮语／韩耀元

影响我一生的人／谢煜桐

真善无疆，大爱永存／翟中东

回忆我的博士导师／顾 雷

老爷子二三事／庄 劲

教书育人恒为师范

记我印象中的导师王作富教授／刘福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追随先生从人大到世纪城的日子／罗 欣

心似花开竞自香

小记博士导师王作富教授／但未丽

仁肩担法义妙手著华章

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陈灿平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恩师王作富先生印象记／曾明生

后记／但未丽

小镇“四大家族”之一

我先说说我的家庭。我家可以说是个封建大家庭，1948年土改时，我家被划成地主。我家有一百多亩地，并不多，但那时村里人都比较穷，我家雇了几个长工，养了几匹骡马，所以相比起来就算富人了。我们小镇当时有“四大家族”，都有土地，都雇长工，也做买卖，我家算是其中一家。我家还开过酒厂，但后来倒闭了；也盖过一百多间民房出租，收入在当时还是可观的。

我爷爷去世早，关于他，我没有任何记忆。奶奶大约在我七岁时走的，我还记得一点儿给她穿孝衣、发丧的事。我父亲那辈儿有弟兄三个，我父亲是老大，叫王东，活到八十多岁。我二叔叫王海，三叔叫王仲。父亲和二叔都是文盲，只有三叔有点文化。

我家祖孙三代同堂，是一个“封建”的但也非常和睦的大家庭，家风非常好，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一直在一起生活，大概1956年才分家。从我记事起，从未见过老一辈人吵架闹矛盾，不仅父亲和兄弟之间不闹，妯娌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也不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以及与其他的表兄姐妹之间，也没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

我们全家三十几口人住在一起，这种情况持续到土地改革以后好几年。土改后，土地便都分光了，我家的产业就剩一个“义和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被定性为“民族工商业”，与改造前一样，经营些日用百货、布匹、绸缎、油粮、食品、糕点、五金杂品等。三叔有点文化，所以“义和局”还由三叔经营，但管理权和利润都归国家所有，三叔的身份是“民族工商业者”，领取工资。

记忆中，父亲虽在他们那辈儿排行老大，对家里的事业好像什么也不管。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到商店里坐着，不做什么事，也不过问什么事。这里说的“商店”，就是前面说的“义和局”。“义和局”是一个招牌，但店铺有三个，有一个两层小楼。楼是当地最好的楼之一，商店的人气和经营的物品一样，在当地也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那里是镇与村连着的，我家是住在离镇不远的村里。镇上除了有几家地主大点儿的企业，其他都是小商店。镇的发展主要是靠开滦煤矿，我们家的商店就正对着开滦煤矿的大门。我家是从我父亲那一辈才由穷变富的。父亲年轻时还挑担走村串户做小贩，卖些芹菜啥的，逐渐赚了些钱，越赚越多，慢慢积攒，攒到一定的数目，开始买土地，后来开了酒厂，再后来开了商店。后来酒厂经营不善，关了，商店一直还不错。

我家共有四男二女，我有个大姐，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生的。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我母亲共生了我大哥、二哥、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父母都是文盲，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也不识字。我三叔可能念过两年私塾，我二婶和三婶也都不识一字。我大哥念过一点私塾，算是有点文化，后来一直在煤矿工作。我二哥是朝阳大学毕业，学经济，1976年唐山地震中与二嫂一起被砸死了，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侥幸活了下来。

我们几兄妹

我们家除开大姐，五兄妹我排行第三。

我大哥虽然出生在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但一点没有富家子弟的习气。他长大结婚后，我父亲就叫他下煤矿当工人。那时他很年轻，二十多岁的年纪，家里开着买卖，有长工，也有土地，按说应是富家阔少爷，但他吃苦耐劳，不讲享受，不讲排场，自己也赶马车，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我父亲让他到开滦煤矿当工人，他也从没抱怨过半句。他干的活不算累，好像是井下仓库的管理员，也就是看管挖煤工具等。这个工作他一直干到新中国成立后。

我二哥跟我一样上了大学，当了老师，没怎么吃过苦。我四弟高中毕业后考上内蒙古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到唐山工人医院当了医生，后来从那里退休，现在到无锡养老去了。我家老五是个妹妹，当年也是在北京哪个学校念的专科，后来在唐山钢铁厂当技术员。妹夫也跟妹妹一样，北京

一专科学校毕业。俩人在同一工厂工作，都没改过行，一直干到退休。

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关系很好。我工作后，四弟还在读书，因为那时家里已无别的任何收入，大哥当工人工资很低，所以四弟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都是我出。我大哥去年整九十，九十大寿我都没打个电话，写个信。我现在记性也不好，谁的年龄、生日都记不住。P4－6

恩师王作富教授年事渐高，今年已八十五岁。王门弟子，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每逢12月26日王作富教授生日，都会欢聚一堂，为王作富教授祝寿，这也是同学见面交流的一个机会。记得2011年12月26日聚会时，我提议为王作富教授八十五寿辰编一本纪念性的小书。这个提议得到了各位王门弟子的一致赞同与响应，而具体的编写工作落实到了小师妹但未丽的头上。我也参与了一些策划工作，但主要工作还是由但未丽承担的。例如王作富教授的口授自传，就是但未丽记录并整理的。各位王门弟子的回忆文章，也是但未丽联系催促才形成目前的规模，有些文章也是但未丽记录完成的。可以说，但未丽为本书的编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本书名为《草木有本心——王作富学术人生自述与侧记》，收集了以王作富教授为主角的回忆性质的文字。王作富教授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过去我们所熟知的王作富教授主要是著作里的“他”，以及日常接触到的严师慈父，但是对于他的成长经历与生活际遇并没有认识。通过王作富教授的口授自传，我们得以了解他的身世：他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政治运动，也经历了我国法制被毁弃并在此基础上恢复重建的整个过程。可以说，王作富教授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见证人，其一生的荣辱毁誉都与此息息相关。幸运的是，他一直都留在法律教学的岗位上，而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被流放，脱离教学岗位。因此，当我国法制建设重新启动的时候，王作富教授得以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使几乎已经成为绝学的刑法学得以延续并薪传至我们这一代学人。我们见到王作富教授的时候，他已经年过五十，而其主要科研成果也是在五十岁以后才完成的。在王作富教授学术的鼎盛时期，我们作为学生有幸师从于他，这也真是一种缘分。我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不仅是道德文章，还有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法治理想的向往。

本书收录了部分王门弟子的回忆文章。王作富教授执教六十载，受过其教导的学生不计其数。这些学生当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忆与他的交往，感怀他的言传身教。本书作者主要是在法学教育恢复重建以后，从1981级开始，王作富教授所指导的部分硕士生与博士生。他们是王作富教授的亲炙弟子，在他身边学习过，受过他多年教诲。这些弟子大多在司法机关工作，也有部分在教学岗位上，有些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但他们永远都是王门弟子，永远都是我们的师兄（姐）师弟（妹）。在繁忙工作之余，他们撰写了回忆王作富教授的文章，文字情深意切，令人感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副总编的大力支持，陈蔼婧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深表谢意。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2013年9月1日

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王作富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参与翻译《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等刑法学著述，为从零开始的新中国刑法学介绍苏联刑法理论。1982年，先生主持编写了我国1979年《刑法》公布后的第一本－教材《刑法各论》，该书乃建国以来最V－用我国自己的刑法理论论述刑法个罪的重要著作，后于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先生厚积薄发之五十三万字的个人专著《中国刑法研究》出版，三年后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89年，他撰写的《刑法分则要义》出版，该书被选为全国电大学员的基本教材，更被奉为“考研宝典”。1993年，先生主编的《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被评为当年最畅销的十大经济类读物，一时洛阳纸贵，再版好几次仍供不应求。2000年，他主持编写的21世纪法学教材《刑法》面世，两年后获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11年已出至第五版。2001年，先生主编的一百七十六万字的《刑法分则实务研究》出版，至2013年该书也已出到第五版。六－十年来，先生撰写的个人学术专著、编著或参编的专业书籍达六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个人著述近四百万字。

实务方面，自1978年起，先生开始参加我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1988年担任刑法总则修改组组长。自1990年来，先生多次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邀请参加系列单行刑法草案及专门问题的研讨，多次应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之邀参加司法解释创制中的研究工作。

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先生经历、见证和身体力行地参与、促进了我国的法治进程。在陈兴良、张军、童建明、胡云腾等师兄提议下，我们决定以先生为主述人物，趁他尚耳聪目明，抓紧时间写一部口述史。这项光荣任务并交由我来完成。

但没料到的是，当2012年开春，我拟出策划方案，去征求先生意见，并打算跟他商量有关访谈事宜时，他却坚决不同意“为自己树碑立传”，还说师母也很反对。眼看完不成任务，我很着急，只得反复做先生的工作，重申我们的本意从来不是为某个人歌功颂德，因为是否歌颂某个人并不重要，大家只是希望以先生为叙述对象，给后人留下点儿关于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的个人成长、关于刑法学发展和法学教育的历史资料。这确实也是我们的初衷。好说歹说，先生终于勉强同意接受我的方案。

对先生的访谈，从去年春天开始，一共进行了五次。每次都是我到先生家，两杯清茶，师徒相对而坐，先生一边回忆．一边讲述，我做笔记，同时进行录音，偶尔插话提问。先生思路清晰，语速不急不缓，叙述平和、真实、简洁，几乎没口水话和多余废话。因此，整理笔记和录音的后期工作，并不太费事。

在倾听和整理的同时，我自己也仿佛经历了一次别样的人生。先生所出身的封建大家庭，他那晚饭后爱好对着一溜子女训话的并不识字的严格父亲，不爱出门却乐善好施、同样不识字的慈爱母亲，以及教过先生的三位私塾老先生，都很有特点，又都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现在，即便在先生和师母这一辈人中，恐怕也只有极少数人还拥有这样的记忆。听先生讲述，想像小时候的他摇头晃脑望着天，唱歌一般背诵《论语》《大学》《孟子》等圣贤书的样子，以及他刚从私塾转到西式学堂，因与同学兴奋打闹被班长偷偷写小纸条告状，然后被老师用戒尺狠狠打手心板还不明就里的样子，又是那么可爱和充满童趣，令人忍俊不禁。当先生谈到年少的自己，其实很少享受到与父母的亲昵谈话和亲密举动时，我才又切身感受到那个遥远、热闹、有序的大家庭中一个小男孩的些许落寞。

在先生的叙述中，那个向往花园洋房的小小少年的工程师梦想，寒窗苦读若干年后适逢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那场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高考，以及刚在原中国政法大学三部学习半年，很快转入合并后的中国人民大学，而上本科不到两年就开始读研究生，然后未及毕业就参加5－作，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一边学－－习一边教书的奇特经历，都让我好奇、羡慕，同时也不由得感叹命运无常，并不得不佩服先生在如此少不更事的年纪，在一个翻江倒海、新旧过渡、变动无期的时代，竟能稳稳地握住自己的命运缰绳。

先生的人生确实如他所说，平稳，没有大的起伏。但实际上．任何人的人生之路都不可能一5平川，尤其要将社会环境的风起云涌化为个人处境的风平浪静，不仅需要逢凶化吉的智慧，更需要足够的自知、自律与内心的宁静与清醒。

先生刚在人大任教时，一家三口租住西直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家里煮饭、烧开水用的是随着雨天晴天而搬进搬出的小煤球炉。这个小炉子，既象征着新中国风雨飘摇、家薄业弱的不易，其实也是先生本人质朴坚韧性格的写照。先生1952年开始上讲台教课，1956年当上讲师，由于连年连番的政治运动及人大停办等原因，之后时隔二十四年，直到1980年才评上副教授。如此漫长的职称晋升过程，恐怕现在再也没有了。即便在喊打喊杀、文攻武卫的“文革”时期，先生与师母也还能因陋就简地进行农田“幽会”。不过这样的日子也没持续多久，先生便与大批同事奉命奔赴江西省余江县某公社干校，这一去就是两年多。先生在那个偏僻之地安居乐业，并先后愉快地兼任事务长、会计、出纳、采购员多职，直到最后一批回京。现在看来，这些经历对于一位谦谦君子多少有些勉为其难，但先生似乎总能从中发现意义，并将这些不同寻常的时光过得简单、知足、平静。

谈到过去的事情，尤其是谈到自己的治学之路，先生总是谦虚地认为自己不够努力，总说自己“平淡”“先天不足”“学问还不够好”，言语之中既有对岁月流逝的无奈，也有对过去人生的遗憾。我理解这种无奈与遗憾，这是任何步入晚年的人都会有的心情。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不可能每一件事、每一阶段都那么完美，也不可能从来不浪费一天时间，更不可能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在钻研、都在进步。先生的人生，应该说，已经很勤奋、很卓越，也很完满了，他完全可以在蓦然回首时自豪微笑。

关于先生的科研、教学与育人，除他极为谦虚的自述外，先生的弟子们也从各自视角给出了自己的解读，我们期待以此勾勒出一位有时代特点的优秀法学家，在新旧中国交替时的成长际遇、学术经历、学术风格和育人理念的整体面貌。其中，陈兴良师兄的《山色不言语：王作富教授学术印象》是资料最全、考证最详细的一篇，具有不可多得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我的《生命之大美》乃2008年年底为庆祝高铭喧、王作富教授联袂执教五十五周年而作，当时原稿经先生反复看过三遍，今年又据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此次也一并奉上。此外，在我的要求下，先生还提供了好些有价值的老照片，我临赴美前，特地赶到先生家中选拍，这些照片大部分用在《青山依旧》《山色不言语》和《生命之大美》等篇章中。

考虑到先生门下好些弟子在实务部门工作且公务繁忙，我去年利用暑假，对百忙中的张军师兄、青锋师兄、张智辉师兄、胡云腾师兄、薛淑兰师姐和韩耀元师兄进行了面对面访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初稿，经各师兄师姐自己斟酌、补充、进一步修改后定稿。童建明师兄、孙力师兄、孙国祥师兄、阮方民师兄、周欣师姐、桑红华师姐等其余十几位师兄师姐和曾明生师弟等，则在繁忙工作中挤时间亲自撰写了文情并茂的稿件。感谢上述所有同门对这本书倾注的时间、激情和关心，感谢他们每个人提供的不可取代的亲身经历，以及客观真实的珍贵文字、资料和图片，从不同角度和多个侧面，让我们共同的恩师王作富教授的形象更加立体和丰富。还有些同门如张晓明师兄、王新清师兄、王仲兴师兄、刘志远师兄等由于时间原因未能及时提交稿件，在此也一并对他们表示谢意。

从2013年1月起，我有幸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访学一年，因此除了力所能及的前期策划、访谈组稿和写作工作外，联系出版事宜主要由陈兴良师兄接手负责。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关于封面、版式、照片使用、字体等诸多细节，兴良师兄和我以电话、短信和多封电子邮件，与出版社具体负责编辑的同志来回磋商调整多次。在此衷心感谢兴良师兄百忙之中为这本书所作的努力，同时也请允许我代表先生和所有同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及该社的蒋浩先生和编辑陈蔼婧致以真挚谢忱。

此时此刻，当我气定神闲地坐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M．street三层的卧室窗边，写下上述文字时，窗外微风轻送，阳光明媚，车来车往。一曲《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滴答》，一遍又一遍，悠悠扬扬深情款款地萦绕在耳边……初秋的华盛顿有些凉了，但树叶儿却依然绿得发亮。于是，在这样一个美好下午，在安静的百叶窗下，我又想起在京时，与先生和师母每一次相聚的温馨与开心，想起每次去先生家，跟亲切瘦弱的师母拥抱及幸福地被她夸成一朵花的情形。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人生，有此恩师幸甚。

老师对我们十分关心，经常到宿舍来检查我们的学习，也过问我们的生活。我们为完成作业、论文，包括学年论文，也经常到老师位于人大静园的家里去打扰。每次不约而至，他总是在伏案看书、写东西。

那时老师五十几岁，正是年富力强。三十年后来看，我们现在去找如今五十来岁的有些老师，如果不事先联系，恐怕很难在家里找到人。我们这一代幸运的学生，随时都可以在老师家里向正在写作或专注读书的老师请教。我们敬爱的王作富老师，就像一个老老实实、心无旁骛的农民，你从不用担心找不到他，因为他不是在地里耕锄，就是在家里忙活。那一辈的老先生大抵总是成天在家里安静地读书、思考、写作。在当今这个喧哗躁动的世界，纯洁简朴、默默耕耘真的因为难能，才尤为可贵。——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