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德格尔、施米特到福柯、德里达，是什么促成了知识分子对暴政的捍卫？

“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马克·里拉对20世纪六位重要思想大师的缺席审判。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媲美《被禁锢的心灵》《知识分子的鸦片》的经典作品，检视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直面人类心灵的暴政潜能。

《纽约时报》《纽约书评》《泰晤士报》《南方周末》《新民周刊》等国内外媒体一致推荐。

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

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德里达，六位思想大师，六条政治歧路。

以六位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讲述这些思想家如何及为何被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智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他们的故事充满20世纪的激情与失落，他们的思想依然宰制今日有关人类处境的各种论述。

马克里拉不止于剖析这些亲暴的政知识分子，而且揭示出暴政在人类心灵中的心理根源：“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会使得我们放弃自己的首要责任，亦即控制内心的暴君。暴政并没有死亡，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灵魂中。”

尽管《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是一本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却并非为知识分子而写。历史行而无远，这本书恰似一记幽微的钟声，既敦请知识分子实践“责任的政治”，也提醒社会公众对“政治的激情”保持必要的警惕。

致中国读者

序言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

第三章 瓦尔特·本雅明

第四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

第五章 米歇尔·福柯

第六章 雅克·德里达

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译后记

附录：现代性的多重面目

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唯一真挚的爱者，唯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209b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柏拉图说，因为爱欲不总是导向哲学，所以必须极谨慎地对待它。如果爱欲萌生在一个无节制的人的身上，灵魂就会陷入感官的愉悦，对金钱的爱，醉态以至癫狂。爱欲的力量极为强大，它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本能，将它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并成为灵魂的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发问，如果暴政不是一个人被自己最低下的欲望主宰，对人民进行不公正的统治，那么它又是什么？根据柏拉图的界定，爱欲是飘浮于人与神之间的魔力，帮助我们上升，或者将我们的灵魂输送到卑微而痛苦的生活中，并连累他人一起经受磨难。哲学家与僭主，最高尚与最低等的人类，就是通过爱的力量中某种乖戾的伎俩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最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20世纪20年代，不久后即因为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恋爱最早是由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YoungBruehl）在其引人入胜的传记《汉娜阿伦特：为了世界的爱》中予以披露的，因为扬-布鲁尔女士下笔谨慎，所以她的描述在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然而，数年前，随着埃尔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的《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的出版，这段爱情成了令人反感的话题。埃廷格教授满心希望用这本小书制造一个丑闻，她做到了。在创作阿伦特的传记时，她得到阅读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往来信件的许可。根据文稿遗嘱执行人制定的条款，很少有人读过这些通信，更不允许任何人引用。读罢这些信件，埃廷格赶紧将这一爱情故事发表，详尽地解释了海德格尔的信件并直接引用了阿伦特的回信。  埃廷格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描绘成极为病态的关系，这场恋爱从1924年他们相遇，持续到1975年阿伦特遽然辞世。在她笔下，海德格尔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掠夺者：他引诱了自己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年轻学生，又出于自身目的而抛弃她；在她1933年逃离德国时无视她的困境，在战后却又利用她作为犹太思想家的声名来修复自己因纳粹主义而受损的名誉和思想。至于阿伦特，埃廷格认为她是个受辱的受害者，遭受着海德格尔这个男人的轻视和拒绝，却不遗余力地帮助提升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的地位，罔顾他在智识层面上支持希特勒。阿伦特这样做是出于需要父亲形象关爱的深层心理需求，还是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仇恨，抑或是为了迎合一个她误认作天才的骗子？这是一个埃廷格无力回答的问题。于是，她就在未完整阅读信件的基础上列出了这三种假设。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本不负责任的书。

然而丑闻已酿成了，阿伦特的批评者们抓住这一点不放，将这作为她在学术上不值得信任的证据。近年来，她的捍卫者们在作品中将她作为圣徒顶礼膜拜，因此在回应上也未见迟疑，但回应却软弱无力。此外，最重要的是，除了埃廷格教授以外，几乎没有人看过那些信件。在这个关头，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文稿管理人站了出来，同意发表他们拥有的全部信件，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由于海德格尔销毁了阿伦特的所有早期信件，她也很少留有副本，这就造成了四分之三的信件来自海德格尔一方的局面。不管怎么说，这个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并使得我们现在有了德文版的书信集，其编辑缜密，注释甚是有用。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刊行的信件并不仅仅是将材料予以公示。书信集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放在了更具智识意义的、全新的背景下，呈现了他们之间的哲学友谊，以及与共同的朋友——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友谊。P3-6

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要先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

——卢梭

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

——艾米莉·狄金森

1953年，当时在西方还藉藉无名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hw Mitosz)出版了《被禁锢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探讨战后波兰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顺从于斯大林主义的所谓正统辩证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的唯实论。该书正逢冷战登峰造极之时问世，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然而《被禁锢的心灵》绝非仅是一本冷战的宣传册。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一部令人震撼与不安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米沃什选择细述一些平常的案例而不是极端的事件。那些人身受到胁迫甚或锒铛入狱的作家们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围追堵截他们的人民委员和官吏们也没有露面。相反，米沃什截取的是四位颇为成功的作家的肖像，细致入微地刻画他们在战前波兰的智识生活与政治历程(通常是处于民族主义和反犹右翼)，他们的战争体验(往往是英勇的)，以及他们对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调适。在每个个案中，米沃什都聚焦于作家性格里的某一侧面，这一侧面早在其生活的前期便显露端倪，之后更逐渐形塑作家的写作以及政治事业的变迁。我们遇到了阿尔法——“道德学家”；贝塔——虚无主义者，其“虚无源于一种伦理激情，源于对世界绝望的爱”；伽玛——“历史的奴隶”；最后还有诗人德尔塔——“一个游吟诗人”。这些肖像可被作为有关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的文献来阅读，但使之更为刻骨铭心的，当是他们对于人类心理学的深刻洞见。米沃什并未道德化历史进程，他也没有以历史进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战后，他同样也曾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救国之路，并为波兰政府工作，直至1951年向西方申请政治庇护之前，他一直身为派驻华盛顿及巴黎的文化参赞)。他旨在通过例证展示当某种人格、某类思维模式被卷入政治旋风中时所发生的一切。

米沃什笔下的肖像是饱含羞辱的。但他们同时又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捉弄着生活在“铁幕”背后的思想家与作家们，有些人不为所动，倾尽全力抵抗着僭主的威逼利诱，另一些人则不免同流合污。许多人如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抉择，自然很难评判他们的功过。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如下事实：与僭主政治的同流合污同时也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未处于危险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是什么在诱使他们为现代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否认暴政和西方自由社会的本质区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世界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这些事实几乎不容争议，对于任何阅读报纸且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来说都如此明确。然而，在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什么，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成为《被禁锢的心灵》可能的姊妹篇。本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论说，因为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只有通过研习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才能被最好地领悟。20世纪有过大量的文字，探究“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无意义的语词，探究一个学者的思想是否可以与其思想的政治用意割裂开来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似乎一直是一个被误问的问题(une question mal posee)。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肯定为“是”，欧几里得定理的正确与否与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但是，成年人都明白，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论题从事的写作并不是在做几何学的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所留下的踪迹。如果我们也处在与他们一样的思想之旅中，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的言行以及为何如此言行进行反思。

诸多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可以作为哲学一政治考察的课题。我的选择聚焦于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希望读者在掩卷之时能够确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并未随着1989年的到来而烟消云散。另一个动因在于，这些哲人的众多崇拜者仍旧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不计后果视而不见，或者继续为之辩护。我所选择的思想家们来自莱茵河两岸，亦来自意识形态的左右翼，我想以此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政治倾向。为从这些肖像中获取教训，我们将在结语中予以分析，希望读者在浏览这个画廊之后能够斟酌、思量。

在此，我再就书中涉及的这些思想家说最后一段话。在本书中，我无意为读者提供借口，以有失体统为理由摒弃这些思想家。恰恰相反，笔者本人也一直被他们吸引，而且多年来从他们的作品中受益良多。然而，愈是沉浸其中，我的失望感就愈是强烈。我发觉这种失望可以透过卡尔·雅斯贝尔斯写的简短札记——谈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其他几位在1933年暴政来临之际欢欣鼓舞的德国思想家——获得最妥帖的表达。他的感悟即我的心声：

无论我距离他们有多么遥远，我仍能感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倾慕——各式各样的倾慕之情，因为他们本身是如此丰富多彩。但这种倾慕永远也不可能发展为爱。我多么想恳求他们将其高深的思想奉献给更为善好的权力。唯有当精神中的主宰力量本身具有尊贵的气质时，精神的伟大方能成为爱的对象。

马克·里拉

马克·里拉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欧洲思想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在欧美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03年2月美国对伊开战之前，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同时登载了七位学者的文章，探讨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马克·里拉之外，撰文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巴特勒(Judith Butler)、理查德·罗蒂、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韦奇伍德(Ruth Wedgwood)和盖德明(Jeft Gedmin)，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过马克·里拉并未就此走入中国人的视野，多数人的眼球恐怕很快被三个月后由更为熟知的人物——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发出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所谓“新七君子宣言”吸引去了。

事实上，里拉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颇具意味。他开门见山地声明，他反对布什政府计划中的战争，但是他似乎更强烈地反对那些以错误的理由而反战的人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甚至还针对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掀起的反美情绪，指出一些欧洲知识分子的言行已趋向极端主义，而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传统，近代欧洲知识界的那些英雄无一不是极端主义者，尽管一些思潮已经失去了主流地位，但这种传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吸引着新一代的信徒，滋生出新的运动。这些言论也是对本书基本立场的一个直接呼应。显然，我们很难把马克·里拉看作一个书斋型学者，而他乐于并擅长探讨的所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问题，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应该参与，而是如何参与，以怎样的立场参与。

马克·里拉1956年生于底特律，在新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20世纪80年代初，曾在新保守主义期刊《公共利益》做过编辑，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宗教、政治和现代性。据他说，自己曾在欧洲生活三年，亲历东欧1989年事件之后开始远离新保守主义，反观美国政治时也从此多了冷静，少了愤怒。他的论题跨越政治和神学，其身份也堪称介于学院与新闻媒体之间。多年来，他为《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撰稿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执教的时间。他讲究“精读原典”，著有《维柯：反现代的创生》(1993)，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以赛亚·伯林的遗产》(2001)，其关于欧洲知识分子和现代政治生活的文章频繁见诸书评报端。据悉，2006年还将有一部著作《夭折的上帝》问世，依旧探讨欧洲宗教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张力问题。

近年来，里拉在《纽约书评》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先后发表文章，所涉人物，诸如海德格尔、阿伦特、雅斯贝尔斯、施米特、本雅明、福柯、科耶夫、德里达和柏拉图，无不是欧洲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巨擘，而文论的主题则愈加明晰，直指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众生态。2001年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即成本书。次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专门在波士顿举行圆桌会议探讨此书，更引起学界广泛关注。2003年，本书再版。

里拉拿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刀，显然不是赶20世纪80年代起便流行的“污名化”知识分子的潮流，更非号召“反智”。乍看来，本书似乎和不久前国内引进翻译的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有些“家族相似”，但与后者潜入私人生活细节不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开宗明义，将知识分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声称写下这些文章完全是受“失望感”的驱动，因为他失望地发现，这些思想者在政治上存在着瑕疵，而这些瑕疵对于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而言可谓是致命的。里拉是“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德雷福斯使命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而且容不得半点滥用、错用和怠用，不能决绝于叙拉古的诱惑，便很容易沦为一种助纣为虐。而在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里拉亦将知识分子对暴力暴政的态度，作为判断的关键性标准。在后记中，他将20世纪的欧洲暴政不仅仅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于是便不难解释，何以除了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早已“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外，不计后果、有辱使命的黑名单里又添加了科耶夫、德里达、本雅明、福柯等人这一巨大的悬念。

作为长期观察欧洲智识文化的美国人，里拉认为，相比起奉行移民政策的美国已然形成的宽容文化，欧洲始终缺乏温和的智识传统。而避免这种偏激的出路，作者毫不含蓄地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并且以一种不甚宽容的方式，批判着自由主义文化之外的其他生活组织形式。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其宽阔的视野、别具慧眼的洞察，形成有趣的对比。而文本内含的紧张，又似乎更容易激发读者思考的动力。况且，借美国学者的眼睛审视20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毋宁是一个微妙的角度，视野所及之角落，恐怕是通过对欧洲或美国的“直视”所无法轻易抵达的。

只是，翻译有别于阅读，译者由于翻译而使自己更大程度地附着于文本之上，倘使译者的性情与文本的观点之间发生冲突，就像爱情的花朵凋谢于充分了解之后，翻译的结束，似乎暗示着情感上的解脱。而这样一本译著的性格，并非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映衬下鲜明起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于中国亦然，但事先为知识分子划定价值标签，出身于西方自由社会的作者，守护自己所信赖的价值，本无可厚非，然一旦移译他地，那种将自由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价值，简单地划为政治禁忌，不能不为读者细察。

合作翻译，是本书两名曾经同窗、同寝室的译者的诸多共同夙愿之一。而此次跨越千山万水的合作则多少有赖机缘巧合。尽管难免要归功于现代网络技术超越了距离，但若非此距离，就无从晓得友谊的价值与珍贵。而友爱或可看作是本书译者在文本之外对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困境的补充。本书一、二、五章及后记由王笑红译，序言及三、四、六章由邓晓菁译，最后由王笑红统稿。尽管译者极尽审慎之义务，然专业、视野和水平所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邓晓菁 王笑红

2005年9月于基尔、上海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揭示真相的天赋，这本书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保罗伯曼（Paul Berman，著名政治学者、纽约大学教授）

读这本书，就像旁听一次召集了所有这些思想家的公正听证会。他们被控犯有严重罪行——他们对其思想的后果毫不顾忌。“不负责任的心灵”确是合适的标题。

——阿维赛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著名政治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