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长到四五岁，隐隐约约便晓得了，自己是那种懵懵懂懂，不怎么灵醒、也不怎么招人待见的孩子。父亲是木匠。那时候的我，整日在他的木匠铺里跑来炮去，像土拨鼠在草原上一样自由。父亲的刀凿斧刨，干活剩下的木头块儿，都成了我的玩具。在后院僻静的地方，我用它们敲敲打打，搭房子玩耍。十岁时，“文革”开始，军装时髦。稍宽裕的人家给孩子做缩小的军服。那个时期，大街小巷四处都晃动着绿军衣的影子。我家弟兄们多，穷，四季衣服尚且不周，哪有闲钱做军装啊。但是大哥用他灵巧的手艺给我做了一杆缩小型号的木头步枪。我上学时一边挎书包一边挎木枪，在校园里很风光。随后，我自己也能做简单的木头刀和木头手枪。下午放学，与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子玩打仗游戏，我给每人发一件由我制作的木头兵器。玩完以后回收起来，下次再发给他们。这些兵器中的绝大部分，是我最早的手艺。
父亲除了做家具，更多做的是棺材，当地人称寿木。渭北那地方，那年头特别是到冬天，过了六十岁的老人，说没就没。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以让一个平日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农人一夜之间命归黄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父亲带着徒弟，从大锯解圆木开始，一直到最后合成寿木，没日没夜地忙碌。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他给寿木雕花。人去世了，了解他在世时成绩如何，儿女是不是孝顺，自己是不是受尊敬，看了他用的是什么成色的寿木，就一目了然。人常说的“盖棺定论”一词，在我们那里，因这个，又多了一层意思：即棺材的精致程度，雕不雕花，及雕花的多少，即所谓的“花子活”，也是棺材成色的重要指标。再说“棺材”的谐音，正好是“官”与“财”。那些官场中人，对此更是计较在心。早先，是父亲亲自动手雕。傍晚，徒弟们都歇息了，父亲的“花子活”便开始了。后来大哥和三哥接上手，居然刻的和父亲一样的好，有的甚至是更好。这使我开始接触到绘画。在一块叫做“档”的木板上先画上图，然后雕刻，慢慢地，一个立体生动的浮雕图案就呈现出来。这个图案，棺材合成前一直小心翼翼地用白布蒙着。旧社会，那些富有的人家，在“档”刻成之日还会端着食盘，上面放着烟酒果品，由两三个吹鼓手奏乐，来到木匠铺里“谢匠人”。意思是鼓励匠人，将棺材做的更加精心细致。浮雕内容大多为“二十四孝图”。鼓乐声里，匠人揭开蒙在“档”上的白布，给逝者亲人展示并讲解雕刻的内容，借内容将逝者生前的恩德表彰一番。一块普通的木头因此突然间有了生命，值贵起来。棺材合成之后，主人家赶马车来运，那场面更要隆重一些。吹吹打打且不用说，食盘里除了烟酒，还有最终的酬劳。捱到入土的日子，就可以看到父兄和徒弟们精心做成的棺材，为这最后庄严的时刻，几乎被全村人簇拥着，抬举着，从逝者的家里一直到田野墓地，最后掩埋进土里。吃席的时候，匠人和村里最重要的贵宾坐在一起，受到逝者家人的敬酒礼拜。看到这些，幼年的我似乎也和父兄们一样，同样感到被人敬重的荣耀。今天，在渭北家乡的那片土地里头，不知掩埋着多少具由我的父兄以及后来的侄子辈们精心雕刻的腐烂或者正在腐烂的棺材啊。 时间一晃过去了许多年，时至今日我仍记得父亲在油灯下与大哥讨论“花子活”的情形，那条线刻的生硬了，那根松枝刻得不细发，等等等等。记得父亲的“二十四孝图”的图谱——他的宝贝，平时母亲严密收藏在老窑后头的柜子里。那时候即便最灵性的徒弟，学到出师也甭想获得整套的图画样本。这也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商业秘密”，是他在此地声誉长久的原因之一。我八岁，就会拓着复写纸将图谱中的某一张，或“王祥卧冰”，或“郭巨埋儿”，一笔一划地描在棺材“档”上。这个，居然成了我早期绘画的“童子功”。我今天画人物画时，常用三根线条来概括人的头发。这技巧，就得自这些图谱的启发。所以今天我竟多亏最初的这些“美术教育”。起初我拿笔画画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自己真的就会画画，许多时候几乎只是一种“本能”，是父母和那片土地养育我时附带给我的能力。另外由于自己在木匠铺里，时不时也会拿起刀子刻那么三下两下，这样顺便训练了手上的力气。这使得我长大以后，写字时候常常是过于用力。即便打电脑，也是噼哩啪喇像刀雕斧凿一般。我的电脑无一不是最终坏在键盘被我敲环了。力气上，我是一分也不会偷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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