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先生的《北京往事》，其实讲的不光是北京，也不全是往事，更不仅仅是法律。掩卷沉思，为国人当前的种种问题，为作者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也为行文幽默风趣、构思慎密而产生的力度。

周大伟先生的《北京往事：法事学者周大伟随笔集》用深入浅出、诙谐幽默的文字来叙述艰涩枯燥的法律问题，主张客观温和、活泛并人性充沛的写作风格。《北京往事：法事学者周大伟随笔集》中用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往事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及作者与众不同的思考。讲的不光是北京，也不全是往事，更不仅仅是法律，行文幽默风趣、构想缜密而有力度。

序言

作者自序

卷一 远方来客

1976年：朱莉娅·尼克松的北京往事

走进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

谁是中国第一位赴欧美的全权特使?

卷二 人物春秋

1945～1950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担任过

“立法大臣”的王明

谁是佟柔?

我的战友王朔：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卷三 法学深思

经济法：一道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

1985～1987年：《技术合同法》制定中的悬念种种

悲观与乐观之间：陈凯歌、黄健中遭遇法门

租界里的法律故事

学院、医院和法院：现代圣殿中的未竟之业

卷四 往事漫谈

32年长路：从唐山到汶川

从两则“将军逸事”所想到的

“红色海洋”中的童年记忆

从江平先生的崇德中学到我的第3l中学

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

海滨公园旁的私家别墅

台湾地区印象及其思考

有关“知青”的记忆和思考

教书育人，傲骨柔肠

1988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独立完成的著作《技术合同法导论》。这大概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技术合同这个新型合同形式的专著，佟柔老师和王益英老师还专门为我的书写了序言。他们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是位青年法律工作者，他对技术合同问题进行的研究，联系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以来发展商品经济及由此有求得法律秩序这个最大的实际。”“技术合同是个新的课题，对实际工作的调查了解以及理论分析还有待深入。一本书难以求全，贵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

佟柔老师当时刚刚从香港讲学回来，他告诉我，你的这本书有些新意，应该把它介绍给海外的法律专家，他当时给了我几张港台、日本法学界的知名学者的名片。记得其中有台湾地区的王泽鉴、翁松燃、吕荣海(王泽鉴的学生)；香港的胡鸿烈等；还有日本东京大学法学系的两位教授。其中吕荣海先生收到我的书后，还专门来北京找我，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现在，吕荣海担任国民党的首席法律顾问。2005年，连战访问北京时．人们可以看到他在人群中忙碌的身影。

2004年5月，翁松燃教授来美国硅谷休假期间，在一个侨社举办了一场关于两岸关系的讲座。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消息后，驱车前往参加。讲座结束时，我走上前对翁松燃先生说：“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我是中国内地来的，是佟柔教授的学生。”听到佟柔两个字，翁先生眉宇一动，马上动情地说：“哎呀!记得!记得!佟柔先生把你的书寄给过我。佟柔先生是我最最佩服的中国内地的教授，他的学问很好!只是他过早地去世了，真是可惜。”

佟柔教授治学和教学都十分严谨。上课时不时提问，对学生的惰l眭和粗心，从来都是心里有数，但并不当场点破。时常旁敲侧击，代之严厉的批评。不过，有一次，我真的把佟老师惹火了。

记得是1988年夏季，佟柔老师应河北人民出版社约稿，打算编辑一本《中国民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书。佟老师请我替他担任组稿工作。我很快写出了大纲并开始联系在北京和外地的民法学者，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记得其中包括王利明、方流芳、郭明瑞、尹田、王卫国和周强等。可是，当我把编写大纲交给佟老师审阅时，他马上发现了问题。他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债的研究课题列入书中。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我当时并没有认真思考就说：“关于民法体系中今后是不是还需要债这个概念，目前有些争议。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债这个词似乎有些陈旧，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概念代替?”佟老师当时脸色很不好看，马上很严肃地说，我坚决反对取消债这个概念。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债这个概念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对债的问题还应当下大力气研究，你却没有把它当回事儿。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要取消债的说法?我真不明白，我教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会有这么糊涂的想法呢?”看得出来，佟老师在极力捍卫自己的民法逻辑体系，他对自己经过多年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观点从不轻易让步。听见佟老师话说重了，正在厨房做饭的常凤老师突然大声说话了：“老佟，要以理服人!老佟，要以理服人!”听到……

P90-91

周君大伟，一个挺普通的名字；也许是因为旅居海外多年的缘故，有人喜欢按照谐音称呼他为David(大卫)，这个来自圣经里的英文名字其实也挺普通的。不过，两个普通的名字能够自然地合为一体，这偶然中也就体现出几许特别。或许，这种特别就应该使他的名字颠倒——从“大伟”变成“伟大”?我想，现在还难下定论。不过，他在这本随笔集中确实谈及了一些堪称“伟大”的人物，而该书的书名也着实勾起我心底的一些“北京往事”。

大伟君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窗。那时的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法学院，只有法律系，研究生教育也远远不如现在的规模。我们那一届硕士研究生只有22人，而且几乎90％是男生。在这班同学中，大伟君似乎从很多角度来看都属于“中间分子”。

首先，他的年龄居中。我们班里有些学生已过而立之年且已为人父母，一入学就被同窗尊为“老”；有些学生则二十岁出头．刚开始涉足恋爱生活，自然被同窗称为“小”；大伟君既不适于称“老”也不适于称“小”，只能称“大”，倒保留了自身的名号。其次，他的身材居中。在我们班的同学中，他算不上人高马大，但也算不上身材矮小，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一类。再次，他的口才居中。我们班里有几位口才极佳语速极快的“侃爷”．也有几位不善言辞十分内秀的书生。大伟君平时的言语不是很多，语速也不是很快，但是绝非沉默寡言之人，而且言谈中往往会流露出几分狡黠的幽默。他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但骨子里并不是特别书生气的人。最后，他的运动习性居中。由于研究生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所以体育活动便成为联系大家生活的重要纽带。我们班很有几位热爱体育运动的人——包括本人，足球、篮球、排球样样“精通”，但也有笃信“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原则而从不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大伟君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偶尔也会在排球场或足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个极端或偏激的人，而是一个可上可下能左能右的人。至于学业方面，虽然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我感觉他很有才华很有思想，而且知识丰富见多识广，日后定能成为大有造诣的学者。

当时，我们班的男生都住在人大校园东南角的“东风楼”二层的东头。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班相对独立的空间，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在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这条走廊都是非常安静的。除上课与运动之外，多数同学会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看书，少数同学习惯在宿舍里自习。但是，每到晚上11点钟的时候，走廊里便逐渐活跃起来。外出学习的人相继归来，留守自习的人也纷纷出屋。大家或举着一杯清茶，或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方便面，站在走廊里谈论着各种严肃或不严肃、专业或不专业的话题。有人给这项活动起了个十分雅致的名称——“午夜走廊沙龙”，尽管大家穿着都很不雅——多数人只穿背心裤衩，有人甚至光着脊梁。“沙龙”结束之后，有的人便上床睡觉了，有的人还会利用夜深人静之机再苦读一段时间。

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遇到特别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节走廊的西端挂上窗帘，再把各自房间里的书桌搬出来摆成一条长案，形成一个狭长的“餐厅”。然后用大家凑起来的“闲钱”买些菜食和装在暖水瓶中的散装啤酒聚会共餐。当然，那3位稀罕的女生是座上嘉宾。席问，我们会找出各种名目进行饮酒对抗赛或擂台赛，如“南北大战”(以走廊为界)、“三刑战两法”(刑法刑诉刑侦对抗法理和宪法)、“人大还是法大”(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生挑战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等，经常会战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记得有一次过年，时任法律系主任的高铭暄教授还亲临我们的“酒宴”，坐在走廊里接受大家的敬酒并送给我们一些诚挚的教诲。顺便说一句，大伟君的酒量在我们班也属于中等水平。

毕业那年，因为法律系需要教师，所以，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留校任教了。虽然这些年“走失”了将近一半，但留守至今的仍然不少，如法理学的朱力宇和张曙光、宪法的胡锦光、刑法的黄京平、经济法的王欣新、诉讼法的陈卫东和刘刚，当然还有我。大伟君当时也留校了，但没有留在法律系，而是留在法学所，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我们相继去了美国。不过，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国继续教书，而大伟君则留在了美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只听说他在美国经商，而且已经相当“发达”。我的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不应该离开法律人的队伍，不应该放弃法学专业。再后来，他又回到了北京，准确地说是把主要的工作时间和空间定位在北京，于是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大多是在老同学聚会的餐桌旁。

大约是在2004年的冬天，由于我为山东人民出版社主编《法学家茶座》，就约他在闲暇时写一些法学的杂文或随笔。我本以为他会忙于商务而无此闲情逸致，但没过多久，就收到了他给《法学家茶座》写的第一篇文章——“海滨公同旁的私家别墅”，发表在2005年7月出版的第8辑《法学家茶座》上。从那以后，我便不断地收到他写的文章，并相继发表在《法学家茶座》上。我渐渐发现，大伟君在步入商界这么多年之后，在心底仍然保留了关于法律的思考，而且有心地积累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法律人——至少是半个!

为此，我诚挚地向读者推荐大伟君的这本既有情趣也有思想的随笔集。在这里，我也套用他的战友王朔的一句名言——在这本书里，一半是商界的海水，另一半是法学的火焰!那么，最后究竟是海水熄灭了火焰，还是火焰烧干了海水?请读者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何家弘

2007年初冬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我诚挚地向读者推荐大伟君的这本既有情趣也有思想的随笔集。在这里，我也套用他的战友王朔的一句名言——在这本书里，一半是商界的海水，一半是法学的火焰！那么，最后究竟是海水熄灭了火焰还是火焰烧干了海水？请读者自己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大伟，看了你写的这本《北京往事》，发现你的记性真不错。

——王朔 著名作家

周大伟先生的《北京往事》，其实讲的不光是北京，也不全是往事，更不仅仅是法律。掩卷沉思，为国人当前的种种问题，为作者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也为行文幽默风趣、构思慎密而产生的力度。

——陈夏红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周大伟先生的这本书不仅让我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而且让我惊叹。我从他的书中得到的绝非是奇闻轶事，而是高屋建瓴的见解。

——张红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话，苦口婆心而又发人深省！希望不只是法学界，每一个人对中国抱有理想的人都能够走进这本书，面对过去，面对20世纪中后叶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来看看一样的中国曾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既有同一个世界里不同的故事，也有不同世界里的同一个故事。

——杨文昭 知名青年书评人

周大伟是《法学家茶座》的老作者了。他的文章，既有周国平式的细腻，又有王朔式的调侃，还不乏王小波式的冷幽默，更可贵的是字里行间处处包含着热切的人文关怀。

——李岱岩 《法学家茶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