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中国版图在明清时期有什么变化？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明清政权有何影响？明清时期图书如何流通？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英雄人物的个人选择与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有什么关系？慈禧的恶相是怎样形成的？……海内外史学大家汪荣祖教授在《明清史丛说》中一一解答。

汪荣祖编著的《明清史丛说》收录了史学大家汪荣祖先生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的文章共十三篇。专题论文九篇，涉及明清帝国的诸多重要议题，如明清帝国版图的变迁、生态危机、知识流通、英雄人物抉择的成败、秦淮河畔的文学想象与历史记忆、明清之际的大变局、满族汉化之争、晚清自强运动失败之因、慈禧历史形象的形成等。书评三篇，犀利地剖析了三部明清史研究的专著，直陈其得与失。另有一篇短文解读圆明园的西洋楼。《明清史丛说》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其开阔的研究视野，集中表达了作者对明清史的重要见解，也是作者在明清史坛辛苦耕耘的心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弁言

论说

一、 明清帝国的空间

二、 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

三、 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

四、 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

五、 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

六、 从明亡到清兴

七、 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

八、 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

九、 论清后叶赫那拉氏

评说

十、 晚明消费革命之谜

十一、 梦忆里的梦呓

十二、 《清朝征服中亚记》书后

十三、 解读圆明园西洋楼

空间的开拓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出现以及舆图绘制技术之发达，才有明确的国界，或列国之间的疆域。政治国界因有关主权，必须划得一清二楚。然而在传统帝国时代，帝国之疆域乃兵力与国威之所至，或民族与文化融合之所至，并无划清疆界的必要；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以天下自居，中华之天下乃中华文化之所被，文化认同甚至超过种性，即章太炎所谓中华民族属于“历史民族”②，以致到近代形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国，汉族虽然一直占大多数，但中华民族并不等同汉族。而且居绝大多数的汉人已杂有他族的血液，而他族也大都已经汉化。

中华帝国自秦汉以降发展到明清，种族与文化已经多次征服与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一体。清帝国由满族所建，入主中国，为了巩固基业，大步向西迈进，征服蒙古，收新疆入版图，势力直达中亚，扩大了中华帝国的疆域。事实上，朱明于14世纪推翻庞大的元帝国之后的势力范围已经不小，不仅收复了两宋所失去的燕、云、甘、陇，而且兵威伸入塞外。不过，元朝退回蒙古本土之后，主力犹存，明成祖永乐又五度远征沙漠，虽成功地击败蒙军，但由于粮草不济，难以深入，终不能彻底歼灭敌人，不仅不可能完全承继元帝国的广袤空间，而且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未解，只好采取防御措施，着力修建居庸关至山海关的关隘，凭借燕山而建城设防。到16世纪后期，北边威胁日增，始大规模重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明代长城约12，000余里，北经京师一段，依山兴建，气势宏伟，沿线共筑九个边防重镇，东起鸭绿江边的辽东，经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西至甘肃，号称“九边”。

明初国力犹盛，沿长城内外而设的九边，并非国界，而是汉蒙两族南北对峙的防线。永乐皇帝驾崩之后，不再耗资远征，但当时蒙族没有雄主，草原分裂，难有作为，而明廷分化其部落，并开马市以为羁縻，故北疆尚称安宁。然至15世纪初叶，明宣德皇帝以后，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强人也先，攻打并收编附从明廷的蒙族，骚扰边城，势力又渐渐向南扩张。当也先攻打大同时，明英宗轻听宦官王振之言，于1449年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冒进遇伏，王振被乱军所杀，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也先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迎驾，幸能臣于谦处置得宜，死守挫敌；也先屡战不利，又闻勤王之师将至，遂大掠而归。①

土木堡之变后，明廷易攻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开始筑城，于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营到花马池长达1170里的边墙，沿边分布数以百计的城、堡、墩、台，后又于16世纪的30年代重新修筑了300余里的花马池边墙，完成了自宁夏向东经盐池、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长城。到嘉靖中叶又先后动工三次，一共修筑了1930余里，完成从山西西北黄河东岸起，经过大同、宣府到居庸关的一条“外边”，以及西由偏头向东经宁武、雁门、平型、龙泉、倒马、紫荆等关口，到达居庸关的一条“内边”。直到万历初年，仍在修墙，然由于满族的崛起，所筑多在东边。辽东方面的边墙始自正统年间，先“编木为桓”，再“易以版筑”，至嘉靖时完工，由山海关向北到广宁，再南下跨辽河向东北而去，再经辽阳、沈阳、铁岭的外围，北抵开原，再自抚顺往东南，经今安东凤城而抵达鸭绿江边。西边的长城较小，平均高度只有457．2厘米(15英尺)，但靠近东边约804．67千米(500英里)的城墙平均大约有1，066．8厘米(35英尺)之高，609．6厘米(20英尺)之宽，每半英里就建有嘹望台。

明代新建长城主要为了防守，蜿蜒万里的边墙像一条境内的马其诺式的军事防线，防线也不时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而移动。蒙古人曾入居河套，明人也曾在边外设立卫所。明朝实力式微后，不得不改变早年设九边为以攻为守的战略，而以边墙作退守之计。不过，长城南北并不仅仅是对峙，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汉蒙两族在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尤多。汉蒙间的通商无论官府或民间早有历史成例，而双方也有互补的商品，如蒙古的马匹与汉人的粮食和织物都是对方亟须的。然而，明廷缺少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贸易来消弭在边界上的对峙与冲突。

明朝曾积极经营东北边疆，洪武时已经固定辽东守卫，永乐元年(1403)松花江流域内附，设立建州等卫，永乐七年(1409)又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②。但国势渐衰后，不仅未能开拓，反而退缩，然晚明仍保有辽东。朝鲜则为藩属，洪武二年册封为高丽王，于明始终忠顺，明亦对朝鲜特别礼遇。明朝的西疆则到达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开国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儿子朱棣曾不断地向大西北招抚，建卫册封，尤其想经营哈密，欲其“统领诸蕃，为西陲屏障”。不过，当蒙古势力强盛的时候，哈密就成为蒙古的附庸，明朝的西北范围实力只能及于肃州，退守嘉峪关。西疆自青海、西康南达喜马拉雅山麓以及缅甸与云南之西，在西藏分设乌思藏都司与朵甘都司，和印度结邻。藏族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西藏北边与东边的藏族，史称羌人。西藏与唐朝关系最密，与蒙古也亲近，虽然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冷淡，文化上的影响并未中断。P6-8

最近十年来，我曾写了一些有关明清史的文章，原想写一部论述明清社会文化史的大书，终因其他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一时未能完成，无力分心，难任“艰巨”。这本丛说收录的十三篇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论文，一共九篇；另一类是评说，一共四篇，多半是书评。这些文字只能说是我研读明清史的一点小收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动征稿，愿意出版，殊感幸慰。

历史研究固然要重视时间，但空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问的进展，沧海桑田，空间也在变化。明清帝国的扩张尤其显著，从东亚大陆一直延伸到中亚。《明清帝国的空间》一文即在论述帝国开疆辟土的经过，点出帝国景观的分布，以及庞大空问的联系。明清五百年的可观发展也在环境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就在于检视这几百年中的环境变迁，包括森林面积的迅速减少，以及发生在十六七世纪小冰期的影响，探讨危机之由来，何以环境日趋恶化。一言以蔽之，人为的破坏与气候的异变形成生态危机。明清时代的有识之士虽一再警告必须善用自然资源，但积重难返，毕竟利用资源求生胜过保护自然。所谓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不像西方文化要征服自然，而与自然为友，证诸明清史并非实情。中国一如其他文明，也为发展付出了深重的代价。不过，明清帝国的成长，不仅是开发资源，提升经济，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不可磨灭的成果，知识借由书籍的大量流通而传播，虽未能达到现代的普及程度，但无疑出现了坚硕的知识阶层以及市民读者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动，《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一文就是叙述此一相关问题的。

明清两朝可视为一个整体，其间颇多相陈的关系，洋人称之为“中华帝国的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然而也有变迁，满族毕竟是以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旧制，不能不对承继的中国有所调适。满人何以能一统中华，其故诚多，不一而足。其中不能无视逐鹿中原的领导人物，何人胜出，似非偶然。《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一文即讨论此三巨头的成败，关键在各人所选择的策略：比较之下，多尔衮所选择之策略，无疑要比其他两位高明。多尔衮率满洲铁骑南下，明南都虽有江南之富，长江天堑，竟不能维持几年。南明京城位于六朝故都的南京，规格不下于北京，秦淮河畔风华最盛，然而满族入侵，顿使繁华成空，幸存者深感家国之痛，兴亡之悲。当故国恢复无望，遗民们唯有怀念逝去的风月、承受故国之沉哀。收录在本书里的《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以幸存者余怀亲见的秦淮盛况，道出风月与兴亡，以及从生于清初的孔尚任经由其历史剧《桃花扇传奇》，刻意写出秦淮风月与亡国悲痛的完整故事。孔氏写的是传奇，而非史传。但是所撰《桃花扇》一剧的艺术创造，将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悲思极其传神地呈现出来。由于内容的动人以及文笔的高超，受到广大而持久的欢迎，直到民国以后，仍然有人将之改为新式的舞台剧，或改写为新式的长篇小说，或拍摄电影。于是明季风月与兴亡悲剧性的美感，通过孔尚任的笔墨，成为难以磨灭的集体历史记忆。但经由文笔书写所刻画的历史记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文笔并不能取代史笔，但史笔远不如文笔之更能刻画集体的历史记忆。

《从明亡到清兴》综述17世纪皇朝赓续的过程，其中不无兴亡的硬道理，人谋之臧否仍然是主因。统治庞大的专制国家，若无贤君能臣，必然如小孩驾大车，无从面对危机，驶向坦途，更无论应付罕见的气候异变，以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给关外满族以可乘之机。满族以少数民族而能够一统中国，更非无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不仅英明且有远略，终于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大清帝国经过康、雍、乾三位君主的经营，雄立东方，版图深入中亚，疆域之辽阔，前所罕见。近年不少欧美学者有鉴于帝国之庞大，种性与语言之异趣，遂谓大清帝国有异于中国，进而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号称“新清史”。此大清非中国之论，似是而非。且不说大清君臣莫不以中国自称，清廷始终以中原为根本，北京为都城，一如19世纪之“大不列颠帝国”(the British Empire)以英伦三岛为根本，岂能说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非英国乎?《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一文就是回应新清史而写。及至近代，清朝与中国更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同受列强欺凌，而图谋富国强兵。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陷北京，清政府痛定思痛而有自强运动。北洋海军的建立，可谓自强的高峰。然甲午一役，大败亏输，几全军覆灭，其故非一。《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聚焦于贪污腐化，导致新政之事倍功半。此非事后之聪明，实当时人如郭嵩焘、丁日昌辈早巳洞见，只是积习已深，不能改弦更张，以致败亡。谓之“关键问题”，岂不宜哉?

清帝国倾覆之前的最后掌权人物为叶赫那拉氏，以慈禧太后闻名于世，实际统治大清帝国将近半个世纪。不同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人，对同一个慈禧太后，出现形形色色甚至离奇怪诞的记忆。民国成立前后，由于国家积弱的伤痛，以及康有为、章太炎等言论界巨子的影响，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慈禧成为前朝罪恶的化身。记忆与历史不尽相同，每一个人都有记忆，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更是社会的产物，经长期累积而成，往往真假莫辨，信以为真；历史则要讲究客观可信，尽量澄清往事的真相。记忆是对往事的一种重演与回顾，而历史必须解释往事，产生历史意识。《论叶赫那拉氏》一文以这位女主作为个案来说明记忆与历史之异同，历史学家凭借可靠的史料与理性考证，可以呈现比较真实的叶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难以取代存在于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

本书的“评说”部分，乃是平昔阅读明清史的若干心得，偶有所见，未敢自秘，一得之愚或亦可供读者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