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仙是著名的苏州评弹演员,在长期的艺术生涯中,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她的《啼笑因缘》曾红遍江浙,几至家喻户晓。
唐力行等整理的《凌云仙曲(蒋云仙口述传记)》以蒋云仙的口述为主,集中反映她的家族背景、“钱家班”学艺经历、在新旧社会更替之际的人生际遇、单干时期的红遍江南、走上集体化、“文革”中的不公正待遇、新时期为评弹的保护与传承所做出的努力,等等。通过蒋云仙的口述,不仅可以依据若干讲述还原一位“有血有肉”的蒋云仙形象,更依据其讲述可以还原出整个时代变迁中的评弹女演员的生命历程;通过该书可以再现评弹的发展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还将采取编者为传主口述加注的方式,一方面纠正传主口述的讹误,弥补未曾讲透、讲细的缺陷;一方面对相关事件、人物作一历史性介绍、评论,从而增强本书的学术意义。
唐力行等整理的《凌云仙曲(蒋云仙口述传记)》既是一部弹词名家的回忆录,又是一部琴川名族后裔的生活史。在这部回忆录中,著名的苏州弹词女演员蒋云仙向读者娓娓讲述了她从学艺、出道到成名的从艺历程、她的演艺生涯和人生际遇。她是继范雪君、黄静芬后独擅胜场、屈指可数的评弹界女单档;她在舞台上就像一朵生动绽放的牡丹花;她的蒋派《啼笑因缘》曾红遍江浙沪,几至家喻户晓。她一生都视艺术为生命,为艺术而奋斗,但与事业上的成功相映照,她的不幸人生经历令人唏嘘不已。本书不仅呈现了蒋云仙近七十年的艺术轨迹、时代变迁下一个弹词女演员的生命历程,更展现了她对评弹艺术的执着守望与思考感悟。
琴川蒋氏
我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市,常熟古称琴川,相传商朝末年周族的仲雍与兄长泰伯为了将王位让给三弟季历来到了这里,建立了吴国。仲雍亦称虞仲,在泰伯之后做了吴王,所以常熟也被称作虞城或海虞。因为这层关系,常熟也成了我们江南吴文化的发祥地。常熟出的名人不少,除了建立吴国的仲雍兄弟外,还有大文人钱谦益、大画家王翠、清朝同治和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出了不少两院院士。由此可见,这里是一个很有文化背景的地方。常熟是有名的书码头,这里的听客文化素质比较高,会帮演员改唱词,提些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扳错头,故意刁难演员,甚至会写文章丑化演员。因此可以说常熟好比说书的考场,对我们评弹演员而言,只有这里的听客认可你了,你才算从评弹这门行当中“毕业”了。而常熟也被誉为“评弹第二故乡”“江南第一书码头”①。
在评弹发展的历史上,常熟可谓名家辈出,比如金洪亮、顾文标、杨鹤亭、朱寄庵和兰庵父子、杨月槎和星槎昆仲、潘伯英、朱雪琴、陈希安、薛小飞、赵开生,等等。常熟演员的水平很高,比如潘伯英是教师出身,很有才华,他的《张汶祥刺马》就是自己编写的;稍微有些缺憾的是,他表演时常带有常熟的乡音。说起口音的问题,另一位乡音不改的是蒋君豪。蒋是常熟评弹团的团长,入行之前是剃头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剃头”。他说得一口常熟话,但教徒弟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讲好苏州话。有学生就问他:“蒋老师,你怎么满口都是常熟白啊?”他转过来教训这位学生:“这是我的特色,没有常熟音我就不叫蒋君豪了。”这是一则笑话。赵开生、陈希安也都带有常熟音。我没有乡音,这是师姐徐丽仙盯着练的结果。练的时候往往一个字要唱上几百遍,直到把音调纠正过来。我一直很感谢徐丽仙,没有她的督促与纠正,我或许也脱不了常熟的乡音。
谈及我的身世,要从常熟的几支地方望族说起。常熟有八大家族,从前有个说法叫“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其中的“蒋”就是指我们家。我们的老祖宗叫蒋廷锡,他是阁老,人称“蒋阁老”,在清朝时入阁拜相,算是极位了。蒋廷锡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没有什么重要记载,小儿子是小阁老,也是宰相,娶了一位太太,常熟人称其为“蒋二奶奶”。这位蒋二奶奶比较“疙瘩”,轻不得,重不得,左不得,右不得。蒋二奶奶这一脉一直是单传,即便有两个儿子,也要死掉一个。就这样一直传到我父亲这里,我父亲又传了两代,也都是单脉。照传统上的规矩女人是不准入家谱的,但是我们蒋家家谱上有我的名字,因为我也算是常熟的名人。常熟有个名人馆,过去潘伯英、朱雪琴和我都在里面。后来馆长跟我打招呼说:“有人提议,人没有往生是不能进名人馆的。”其实对于这些,我也不是很在意,我对他们说:“不着急,慢慢来就是了。”这样他们就把我的名字从名人馆中暂时又请了出来。
蒋二奶奶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说她本是雍正帝的女儿,出生时被人与一位男婴调了包,流落到了民间。而那位男婴后来则继承了大统,成了乾隆皇帝。故事的梗概大概是这样的:雍正朝的一天,海宁的陈阁老没有上朝,后来一问,才知道他在为出生不久的儿子办满月酒。第二天早朝时雍正得知陈阁老新生儿的时辰、八字跟自己后宫娘娘生的女儿一样,便道:“后宫娘娘想看看你的儿子。”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奶妈就带着陈阁老的儿子进宫了。见过娘娘之后,等回到家把孩子的尿布拉开一看,哎呀!完了,两个孩子已经被调包,儿子变成了女儿。陈阁老感觉不妙,他深知雍正心狠手辣,据传雍正帝有血滴子,套在人的头上一拉,头就掉下来了。这事成了阁老的心病,皇帝早晚要下毒手的,弄不好会被杀人灭口变得家破人亡。于是,陈阁老托病还乡,起初雍正不准,没想到陈阁老一着急,竟真的急出亍毛病。雍正帝让御医来确诊后,终于御批恩准了。陈阁老就此回到海宁,那位被调包的假女儿也被带了回来。过了若干年,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听到坊间的传闻,知道自己不是满人,而是汉人。于是便问奶妈。起先奶妈不肯说,在乾隆的一再逼问下道出了实情,并告诉乾隆帝他的生父在海宁。乾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赐了一盘点心给奶妈,奶妈吃完就过世了,这是乾隆为了灭口。乾隆后来六下江南,海宁去过数次,其实主要是去看望自己的亲生父亲。每次去都要赏赐大量良田、黄金、绸缎之类的东西。
那位海宁的小姐,她的身份大家心知肚明,没人敢招惹她,所以脾气骄横得不得了。这位公主后来嫁给了常熟的小阁老,她的脾气任性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乾隆想到常熟看看这位跟自己调了包的小妹妹,见面后问蒋二奶奶有什么要求,她说:“常熟县衙门离我家太近,吵得我睡不着,有一次我早上正在如厕,刚蹲下那边突然打升堂鼓,吓得我跌翻在地。”乾隆听完便下旨让衙门搬走了,所以我们常熟的县衙门在郊外。就这样,大家都知道蒋二奶奶很难弄、很挑剔。我们蒋家大厅上有一把龙椅,小孩要坐上去玩,大人就说不可以坐,坐上去要头晕的,因为这把椅子是皇帝坐过的。周孝秋、刘敏说的《筱丹桂之死》很有名,他们也说过《公主楼》,这部长篇说的就是常熟的蒋二奶奶。为了说好这部长篇,他们特意查了我们常熟蒋家的家谱。周孝秋说:“蒋二奶奶有一个第七代孙在广东放了一任知县,这个知县就是我们评弹界蒋云仙的祖父。蒋二奶奶是很难侍候的,但蒋云仙不挑剔,是一个厚道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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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力行
弹词名家蒋云仙出生于第一书码头——常熟,乃琴川名族蒋氏之后裔。云仙女士自幼好学上进,天生热爱艺术。名族遗泽与坎坷人生,养成了她率真热情而又坚韧不拔的性格。抗战军兴,家道中落,她投身钱家班,走上习艺之途,从此开始了她的艺术人生。新中国建立后,蒋云仙挣脱钱家班的羁绊,成为一个独立的艺人。她拜姚荫梅为师,习唱《啼笑因缘》,在诸多弹唱该书的艺人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广受听众爱好。云仙女士曾说过:“对于女单档来说,一个人不仅要‘说噱弹唱演’,同时‘生旦净末丑’样样都要会演,更要加上一条,必须要有好的体质。还要学多种方言,会唱各种流派,所以女单档确实比较难觅。”评弹界女单档屈指可数,蒋氏是继范雪君、黄静芬后,独擅胜场、称王称后的女单档。20世纪50年代末,她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担任上海长征评弹团的艺术团长,直至退休。
退休后,云仙女士仍活跃于书坛上。她应邀赴加拿大演出时,曾与家父耿良公同台演出,后经友人牵线说合,于1998年10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缔结良缘。父亲曾有诗记之:
六五新娘七七郎,萧萧两鬓入洞房。《啼笑因缘》配《三国》,沈凤喜嫁诸葛亮。
从此,父亲公寓里吴侬软语,笑声不断。两位老人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11年的幸福时光。他们曾夫唱妻随,到美国纽约、华盛顿开码头,说书、讲学,在达特茅斯学院录下了《三国》和《啼笑因缘》。他们关心家乡的评弹事业,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回来参加家乡的评弹艺术活动。2007年我到加拿大探亲,当时父亲的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尚在邮寄途中。云仙女士对我说:“以后你有空时,能不能也帮我写一本回忆录。”听了她自述曲折的人生历程,我觉得这在女艺人中颇具典型意义,是值得留下来的,于是答应了她。2009年4月家父仙归后,云仙女士独居多伦多,我们常有电话往回,我也一直把帮她撰写回忆录的事放在心上。直至2012年冬天云仙女士回上海时,才找到合适的机会,把她接到我们学校的宾馆住下,用了五天的时间,每天上下午各三个小时,录像录音,终于把她的人生经历记录了下来。我的研究生们也参加了这次口述的全过程,并利用业余时间将这些音像资料记录成文字,他们是张盛满、韩秀丽、金坡、王亮、解军、刘晓海等。此后,我们对回忆录的文字做了多次整理与调整,还与报刊、档案等资料作了比对,并加上了必要的注释,形成初步的文稿,其中张盛满、解军助我甚多。我与客居加拿大的云仙女士多次通信或通话,征求她对文稿的意见。根据她的意见,我再进一步统稿、整理后,才形成现在的文本。
蒋云仙女士的口述史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女说书从学艺、出道到成名的全过程,其中可供我们研讨的问题甚多。
首先是评弹的传承问题。蒋云仙学艺是投身钱家班学的,也就是传统的跟师学习。但是又有所区别,当时钱家班里收了一批女学徒,又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女学馆。除了先生教授外,学徒之间互相交流切磋也很重要。蒋云仙自述在诸多方面曾得益于长她几岁的徐丽仙。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书坛实践,学徒边学边说,边说边学。蒋云仙到钱家班才一个月便上台唱开篇,十六七岁就开始做上手。旧时学说书,大多是家境贫困辍学,为生存而走上学艺之路。相比之下,今天的评弹学馆与学校的条件要好得多,但是学生学了几年还唱不好一只开篇的现象却不在少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传承上,学好一部长篇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演员也许一辈子就说一部长篇,他(她)的名字就与这部长篇联系在一起了。说好一部长篇,不仅打下了坚实的说噱弹唱的基础,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范下,评弹艺人不是被市场所淘汰,就是历尽磨炼成长为响档、大响档。当他(她)成为大响档时,长篇书目也就打上了他(她)的印记,有了他(她)的创新;同时,长篇书目也因一代代艺人的传承而不断完善,成为传统精华。这个过程是不会完结的,所以优秀的评弹书目是活的、流动的,即使同时有多个大响档在演出同一个书目,听众也是各有所好、趋之若鹜、乐之不倦的。蒋云仙的成功,在于她结合自己擅说方言的特长,选对了书目。她先是学说朱耀祥、赵稼秋的《啼笑因缘》。这部书由陆澹庵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成弹词,专为朱、赵度身制作。朱、赵又作了加工,移植了文明戏的元素,增加了乡谈。云仙女士学会此书后,并不满足,感觉朱、赵演的成分太多,于是再拜姚荫梅为师以求改进。姚师评论她:“虚心好学,孜孜不倦,刻意求新,力求把书说得尽善尽美。”这不由使我想起蒋月泉先后师从张云亭、周玉泉的佳话,也想起家父拜唐再良为师后又向周镛江学习的往事。艺无止境,云仙女士在吸收了朱、赵、姚的书艺后,结合自身特点,造就了有着蒋氏印记的《啼笑因缘》。如果说姚的《啼笑因缘》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那么蒋的书更像一幅水粉画。听众自然各有所爱。姚师曾撰文说“收了程上之、蒋云仙等几个学徒,跟我学《啼笑因缘》,他们在江、浙、沪各处也演该书。据各地听众反映,唯蒋云仙的口碑最佳。我也时常听她的演出,总觉得她运用各地方言起各门角色,真是活灵活现,起书中的军阀刘将军和常熟娘姨王妈惟妙惟肖,尤为突出,不但听众赞扬,作为老师的我也很欣赏”。她还发展了书情,编出了续集《欢喜姻缘》,对《啼笑因缘》中主角的命运做了进一步的安排,满足了听众的需要。蒋云仙与她的老师们一样,名字已永远与长篇弹词《啼笑因缘》联系在了一起。云仙女士承上启下,悉心培养的两个学生盛小云和王瑾都成为当红的一代名家,长篇弹词《啼笑因缘》薪火有传焉! 云仙女士在《我对评弹艺术的认识》一章中提出了对评弹流派的认识:“我们上海评弹建国后出了个毛病,就是重唱不重说表,演员要是有一两句新腔,稍微变动一下,上海团就拿来做文章,似乎艺人成功与否就从唱腔上来定型。有个老前辈就说笑话:‘早知道这样,我就把功夫都用在唱上了,唱一两句新腔就有自己的调,就承认我了啊。’”大势之下,云仙女士也不能免俗,她也曾以一两句新腔而沾沾自喜。她说:“我的‘云调’基本特点是在‘姚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发展了情感、乐感。”而且她还“坚持把这个唱腔运用在日常演出中”。但是她很快就认识到唱腔要服从书情、服从人物,要“根据书情来选择唱腔,不是为唱调而唱调。按照角色的感情来唱,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而且听众都认可”。她还结合自己女单档的特点说:“因为演出时一个人单档,两个钟头我一个人演出,老是唱一个调子是很沉闷的,所以说,角色在更换,那感情也要更换,我们唱的腔也应该更换,所以在《啼笑因缘》中,我不是全部用云调。”对于蒋云仙的“云调”,见仁见智,自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对于她提出的流派之说,我以为是有价值的。她说:“除了唱腔外,我们更应重视单档演出综合性的流派。单档说、噱、弹、唱、演,生、旦、净、末、丑,都得靠一个人演,我在演出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我的流派,其特点可以归结为:新、清、形、神、音。”细辨这五个字,蕴含着说书人要跟上时代,书路要.清,说表是第一位,形神要结合,唱要根据书情、角色的需要,不是为唱而唱等内涵。
云仙女士还在戏剧大师黄佐临的引导下,学习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从理论层面深入了解评弹与戏剧的差别,真正认识评弹艺术的本质,做到叙事说表与起角色完美结合,一人多角,跳进跳出,自由转换,以致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其实云仙女士的说书形成自己的流派或是风格,听众是认可的。用一个综合性的标准(这个综合性的标准是什么还是可以讨论的)来衡量、来评比,不仅对于单档艺人是合适的,即使是对所有的评话、弹词艺人也是妥当的,这样做更符合评弹的艺术本质。多年来,评弹的比赛流变为比唱开篇,其实是走偏了,也是一种误导。她所指出的建国以来上海评弹的毛病,也并不局限于上海,流风之下,重唱不重说,说书变成了唱书,以至于在茶馆唱几只开篇也就成了一些说书人的谋生之本,评弹如何会不衰?这也告诉我们,当不懂得评弹艺术规律的外行在领导内行的时候,个人之好恶对评弹艺术造成的后果在若干年后便会彰显出来。
云仙女士所述的钱家班点滴,为我们拨去历史的迷雾、探讨钱景章的功过是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钱家班子的学徒,云仙女士追忆了学徒生活的痛苦往事,控诉了钱景章对一些师姐妹的不轨行为,以及他的为富不仁。但是她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往历史的深层开掘,指出“他对评弹发展有贡献”。钱是苏州女说书以及男女拼档说书人的组织普余社的社长,曾经与排斥女性说书的苏州光裕社打官司。“评弹女艺人能合法地立在台上,是因为他代表那些被排挤的艺人们往南京和光裕社打官司。当时光裕社排挤男女拼档的艺人,他就把普余社的名单送到南京的国民党党部。那时很多艺人都支持他,扩展了他们的势力。最后官司打赢了,普余社站住了脚跟,女档的艺人们从封建意识的牢笼里冲了出来,女档说书与男女拼档说书都合法化,这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的,是有功劳的。”应该说,这个评价是辩证、客观的。云仙女士还指出钱景章识才,他培养了一批当红的弹词女演员,其中有徐丽仙、蒋云仙等。云仙女士还对“云社”等提供了她所知的情况。钱景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蒋云仙女士作为一个亲历者披露的资料,有助于我们走近历史的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云仙女士的求实精神。从她的回忆中我们更多地了解了1958年评弹界整风的一些细节,比如包丽芳的悲惨遭遇,还了解了“文革”时期程丽秋的不幸结局。尤其是擅说《济公》的评话家沈笑梅先生,“文革”中不得不化身为疯疯祯癫的济公,让我们在一笑之余,有着更多的历史沉重感!作为一个区级团的艺术团长,从一她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读出她对上晦评弹界的一些认识和感受,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颇有可以让我们回味之处。
云仙女士在事业上是个强者,她视艺术为生命,为艺术而奋斗,百折不回,终成一代大响档。但是,她在生活上又是个弱者,她的两次不幸的婚姻,读之令人唏嘘不已。她视为姐姐的徐丽仙,婚姻也很不幸;书中还提供了一个细节,由于旧时代书场供应艺人的膳食,所以她连下面条都不会。书中所涉及的女说书命运大抵如此,其背后蕴含着什么,则是可以从社会学、女性学的视角去深入探究的。云仙女士的口述史具有真实、生动、细致的特点,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读者不妨一卷在握,细读细思。
如今云仙女士已是八二高龄,远离繁华的都市,侨居宁静的加拿大,安度晚年。我们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笑口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