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由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之后返回祖国并在北大开始工作的近两年时间内所记日记的手稿编辑而成。目前季羡林先生的日记已出版的包括《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等，本书所记录内容在时间上基本是《留德十年》的接续，在国内属于首次出版。

本书忠实地记录了作者从1946年5月1日香港开始，辗转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多个城市，拜访朋友、赴北大任教、回济南家乡探亲等等的日常生活、遭遇见闻、读书写作和所思所想。

书中详细记录的日常生活，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一代学术大师的学术追求、日常交往、为人处世与内心世界，而且可以了解到抗战结束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不仅是研究季羡林先生的宝贵资料，更是珍贵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先生文笔质朴、真实、亲切、自然，其中记事率真、写景动人。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季羡林自德国回到祖国、受聘为北大教授并在北大组建东语系这一时期生活、工作、社会交往的原始材料。先生生前发表的一些怀念性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人与事，比如与陈寅恪、胡适、汤用彤、梁实秋、邓广铭、臧克家、李长之等人的交往，在这本日记中都可得到印证。虽然只是短短一年多时间的日记，但从中可以看出季羡林的很多方面，比如个性率真、节俭、勤学苦读、尊师重道、待人真诚、作息规律，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真实、鲜活、朴厚的季羡林。

1946年5月1日——1946年5月13日 香港

1946年5月19日——1946年6月2日 上海

1946年6月3日——1946年8月29日 南京

1946年8月30日——1946年9月20日 上海

1946年9月21日——1947年7月15日 北平

1947年7月16日——1947年9月1日 济南

1947年9月2日——1947年10月5日 北平

1946年5月1日—1946年5月13日

香港

五月一日 这里的钟都不对，不知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吃过早点，同虎文[1]坐电车到六国饭店去，我坐了会就出来到电车站去，预备坐电车回来，但电车里面的人都拥挤得厉害，一辆辆车面前开过去，有的简直不停，有的虽然一停但自己也挤不上去，一直等到快一点才等到一辆。回到旅馆吃了点米饭，躺在木床上睡了会，起来更是无聊，同住的人都是市侩商人，没有一个顺眼的，连一个能谈几句话的人都找不到，只好一个人呆坐了。吃过晚饭，正躺在木床上要朦胧睡去，忽然窗外一阵亮，起来一看，原来是欢迎刘督放烟火，射探照灯，一会就完了，没有多大意思。

二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饭，同王小姐、萧先生坐电车到邮局去，想把替Silgie带来的包裹寄走，没想到手续还不简单，没有寄成。出来逛了逛大街，就回旅馆来，喝了点水泡米饭，躺下休息了会，起来没有事情作［做］，觉得异常无聊。旅馆里来来往往全是人，自己一点也静不下，从窗子里看出去，还是码头，人声又是噪杂，连封信都写不安静。吃过晚饭，同王、萧出去逛大街，两旁全是店铺，而且都是货物山积，只是不知道那［哪］里会有人用这许多货物。九点回来，旅馆里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一直叫到半夜，我才得到睡的机会。

三日 早上七点多起来，吃过早饭，同虎文、萧、王坐电车出去，我先到邮局包裹处想把包裹寄出去，今天又没成功。到外交特派员公署会到他们，见了见郭德华特派员，出来就坐电车回旅馆来。人病还没有全好，身上又是一点力量都没有，又不想吃东西，只是咳嗽，呼吸非常不方便，不知究竟是什么病。躺下睡了会，等到五点，吃过晚饭，他们出去散步，我一点力量同兴致都没有，呆在家里，其无聊更是难耐，我真希望赶快离开这环境，但目前只有忍耐。

四日 早晨七点多就起来了，九点半吃过早饭，同虎文到六国饭店去，半路上下了电车把包裹寄去，买了点东西，在六国饭店休息了会。一点吃了点面包，坐到三点，同虎文一同坐电车回旅馆来，病似乎还没有好，浑身只是一点力量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今天勉强吃了点面包，胃里就有作呕的意思，自己在船上三天没吃东西，下船又病了几天，满以为现在可以补上，岂知更变本加厉，一点都不想吃。躺在木床上休息了会，吃过晚饭，他们还在高谈阔论，我就朦胧睡去。

五日 星期日 早晨六点多起来，洗过脸，呆坐到九点。吃过早饭，仍然是与无聊作伴，人比昨天更疲倦，连坐着的力量似乎都没有了，但躺在木床上，浑身散痛，而且来来往往全是人，一点也静不下，真不知应该怎样好。站在窗子前面看街上，也没有多少意思，拥拥挤挤全是码头工人，气味更是难闻，我一生还没有住过这样脏的地方。五点吃晚饭，吃完，照旧是无聊，坐了会，就把毡子铺在木床上睡起来。

六日 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同虎文、西园[2]坐电车出去，先到救世军[3]同Major Watson谈了谈船的问题，又到邮局寄了两封信，就到太古去，结果是不但头二等没有票卖，连三等我们自己也买不到，出来我先同虎文回来，顺路到上面一条大街上去买了点吃的东西，回到旅馆吃了点东西，就躺在木椅上休息。脑筋就想到将来的计划，乱成一团，一点头绪都没有，内战已经又起来了，有家都回不去，还谈别的什么呢？三点西园煮了点东西我们吃，等到五点又吃了顿晚饭，吃完看了看报纸，十点就睡。

七日 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呆坐了半天，以前在没有事的时候，还可以让幻想出去飞飞，但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臭气充鼻，人声喧乱，终日只是皱了眉头，连幻想的余裕都没有了。十一点自己坐电车到大街上下来，看了看铺子，到那条专卖美国东西的街上买了几个罐头，又坐电车回来，出了一身大汗。王小姐回来，陪她吃了点面包，西园做好了大米绿豆饭，又饱饱吃了一顿，无论如何今天总算吃饱了，到五点吃晚饭的时候，一点都不想吃了。看了看晚报，快到十一点才睡，隔壁还在高谈阔论。

八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点，本来有意思出去走走，但一看到外面的太阳，再一想到大汗如雨的情形，立刻没了勇气，只好在家里同硬木头椅子长期抵抗。事情一点都不能做，书当然更不能看，一想到这样虚度光阴，心里就像刀割，难道自己今生的学术业就这样完了么？下午西园又做饭，我们饱饱的［地］吃了顿，吃完仍然是无聊。这里的报纸趣味也低得很，看不出什么东西来，香港这地方只能产生洋奴买办同市侩商人，那［哪］里谈到什么文化与学术？吃过晚饭，大家随便乱谈一阵，十点多睡。

九日 早晨七点起来，今天外面大概非常热，坐着不动，仍然是流汗。吃过早饭，又没有事情作［做］。这里坐一坐，那里坐一坐，好容易盼着时光过去。快到下午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电车到大街上去买了盒凤尾鱼，我对这东西特别喜欢，在外国十年，有时候还真想到它。回来仍然是呆坐，四点多西园作［做］完饭，我们吃了一顿。五点再摆上晚饭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兴致吃。同时又从汕头来了一批旅客，最少有一百名，脏的［得］不能形容，这小小的一个旅馆竟然敢收容这些人，中国真是无奇不有，一直坐到快十一点才睡。

十日 夜里床前睡满了人，放屁咬牙说梦话，个个都是全套的把戏。半夜里起来吃了片安眠药才勉强睡了点，这简直是难民收留所，那［哪］里是什么旅店？早晨十点起来，吃过早饭，本来大家计划上山去玩一天，躲一躲这一大群同胞，但天公偏不作美，从夜里就下起雨来，一天只是不停。除了同这一群人坐在一起外，没有别的办法。一点的时候，吃了顿饭，休息了会，三点出去到大街上去买了点东西，回来的路上又让雨淋了阵。回到旅馆，仍然是闹嚷嚷乱成一团，勉强吃了点晚饭，八点就躺下。

十一日 早晨七点起来，地上横七竖八顶少睡着三四十人。吃过早饭，同虎文出去，先到南泰，会到陆经理，要了一封介绍信，到新华预备去会黄买办，只有一个老头子在，据说是他的账房。人非常不和气，我们同他谈上船安置行李的问题，都不得要领。到外交部特派员办事处去了趟，就坐电车回来。饿得眼前发昏，吃了点面包，休息了会，五点一个人吃晚饭。现在真是度日如年，同这一群人在一起，有的简直是浑身杨梅，看了就想作呕，希望赶快离开这里。

十二日 星期日 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饭，等他们收拾完，我们就出去。外面下着雨，我们想买船上吃的东西，走了好几个铺子，把吃的东西大体买好，我就同虎文、西园到一家山东馆子去吃锅贴。吃完又冒雨到华人街去买雪茄烟，买完，我同虎文到六国饭店外面去拿面包，又坐电车回来去买了五十个咸鸭蛋。地上很难走，手里提的东西又脏又重，情形非常狼狈。回到旅馆，出了一身大汗，一看表，已经快四点了。五点吃晚饭，吃完，看了会报，十点回屋，睡。P1-7

承重庆出版社寄来《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书稿，让我作序。翻阅几遍，惶惑之下，不知从何着手。

忽然想起一则疑团。

据《季羡林自传》，1946年，季羡林从欧洲返回祖国，因陈寅恪推荐，进了北大。他写到：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同一场面，季羡林在《回忆汤用彤先生》一文中说：

第二天，少曾（阴法鲁号）陪我到设在北楼的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锡予先生，他是文学院长。这是我景仰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把眼前的锡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锡予先生一对比，当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却更爱眼前的锡予先生。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先生设家宴为我接风，师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当时一介和一玄都还年小，恐怕已经记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从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十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同一内容，还可举出第三个版本。季羡林在散文《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了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35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

你看，一个星期后，季羡林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这事如板上钉钉，确凿无疑。

然而，此番面对重庆出版社送来的打印稿，愕然发现，上述三种说法都与日记有出入。出入在何处？且让日记说话。

1946年1月23日，在瑞士：

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

1946年5月24日，在上海：

虎文回来，带了一大批信，居然有叔父他老人家的，我真是大喜过望。同时汤用彤先生通知，我已经被任为北京大学教授，可谓双喜。

1946年6月19日，在南京：

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接到北大寄来的临时聘书。

1946年6月25日：

早晨七点起来，洗过脸，吃过早点，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见傅斯年。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们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

1946年9月16日，从上海乘海轮北上。

1946年9月21日，到北平，入住沙滩红楼。

1946年9月22日：

夜里虽然吃了安眠药，但仍没睡好。早晨很早就起来了，洗过脸，到外面澡堂里去洗了一个澡，回来，阴（法鲁）同孙（衍炚）在这里等我。我们一同出去到一个小饭馆里喝了碗豆浆，吃了几个烧饼，阴就领我去看汤锡予先生。我把我的论文拿给他看，谈了半天。临出门的时候，他告诉我，北大向例（其实清华也一样）新回国来的都一律是副教授，所以他以前就这样通知我，但现在他们却破一次例，直截请我作正教授，这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看明白了吧。留学生回国，先当副教授的规定，的确是有的。季羡林在南京接到的临时聘书，应该就是副教授的聘书。但是9月21日到了北平，第二天晋谒汤用彤，立刻就得知被破例聘为正教授。因此，若从6月19日接到临时聘书算起，到9月22日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间隔是三个月零三天，若从9月21日到北平算起，到第二天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则几乎没有间隔，所谓一个礼拜从副教授转为正教授的记录，纯粹是子虚乌有。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会有“一星期转正”之说呢？窃以为，22日，汤用彤院长虽然当面告诉他已被聘为正教授，但不是正式任命，所以在潜意识里，自己还是副教授。

然而——又是然而，既然已经当面告知，那么，关于正教授一事，就不存在“大大地出我意料”，或“绝没有想到”了。这两个词，只能限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写到这里，还得赘一笔。2008年11月18日，季羡林作口述史时讲到这一段，他说：

我去北大是陈寅恪介绍的，这个问题我提过，当时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为什么他不介绍我去清华，介绍我到北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过当时啊，北大那个门槛很高。我们去见……当时胡适不在国内。汤用彤文学院长，兼管这个学校的，那时候北大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北大六个学院，汤用彤是文学院的院长。是不是院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去见汤用彤，在路上走的时候，中间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长，代理校长，胡适的校长。路上走，他主要介绍北大这个门槛怎么怎么难，讲到别的大学教授要进北大，要降一级，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介绍这个门槛高。一路就讲这个。到了那个，那时候是在城里，在这个啊，不是红楼，那时候是在北大图书馆后面，一个北楼，北楼就是办公的地方。陪我去见汤用彤，一路上就讲这个北大门槛怎么高，那个意思就是给我一个副教授，就已经是天恩高厚了。反正我记得一路上，就讲这个玩意儿。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当然出我意外啊，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这个，你要说我没有资格，我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这是1946年了。

这里又凭空冒出个傅斯年，证之以前引三种说法，尤其是他当年、当天的日记，可见纯粹是记忆混乱，把南京的谈话搬到了北平。至于“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云云，也是“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的了。

季先生曾教导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存疑”，我今现趸现卖，也算是对先生的一份作业报告。

可见日记毕竟是有史料价值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2014年11月21日

（本文作者卞毓芳先生为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