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里的细水微光》涉及古日乃、额济纳、古居延海、西夏遗址、巴丹吉林沙漠、毛目绿洲等地理人文，对沙尘暴、胡杨林、骆驼草、肉苁蓉等沙漠独有的景观、动植物有细致的描写，记录了沙漠中人的日常点滴、爱恨生死，以及作者对个体生存、人生悲喜、爱情婚姻的思考。

《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作者杨献平是军旅散文家，在巴丹吉林沙漠工作、生活近20年，对沙漠生存有着独特的体验和感知，其散文以沙漠摹写见长，文笔奇崛，富含哲思，所叙写的“巴丹吉林”“南太行”等正成为新的中国文学地理坐标。

《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以作者杨献平的沙漠生活为脚本，既有对居延文化、黑城遗址、胡杨林、沙尘暴和戈壁生命如沙鸡、骆驼、黄羊、蝎子、四脚蛇等客观存在的细致观察，又有对生存在沙漠边缘的底层人群生死情欲、命运生活的纪实性叙述，是一本融地理环境、人文观照、个人体验为一体的散文集，有着较强的地域色彩与异域风情。

自序：我的沙漠生活，抑或神意放逐

第一辑 沙漠纪

 沙漠的弱水河

 低语的风暴

 春事近

 沙漠的田野

 杨树完成的初秋

 一棵树死了

 牧驼人与骆驼刺

 从古日乃到额济纳

 有关河西的七个片断

 风中的河流

第二辑 年代书

 简史或自画像

 面对年龄，我无限伤悲

 生死花园

 如此奇异，如此隆重

 最熟悉的痛苦

 在沙漠失声痛哭

第三辑 人物志

 因与果，他和她

 三个人以及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个人是谁

 西门外

 犹如蚁鸣

 巴丹吉林的乡村生活

后记：青春沙漠与坐地飞行

低语的风暴

1.流沙

流沙——多次在诗歌中重复，唯美的言辞和单薄的崇拜，我曾经以为是一个诗意的词，可在阿拉善高原，“流沙正在淹没我们的祖先”，说这句话的是巴丹吉林沙漠西部鼎新绿洲的汉族居民朱建军。

的确，我在戈壁看到的坟墓周围大都堆满了黄沙。这里的坟茔大都竖有墓碑，每一个墓碑上面都写着同样的称谓。早年间的墓碑是黄泥做的，书写的文字早就被连续的风带走了，只剩下一块凝固的黄土。稍后的墓碑是水泥做的，文字虽然清晰，但也会像先前的那些一样，在时间和风沙中消失。最近几年，墓碑都换成了石头的，黑色的石头，白色的字迹，看起来庄重肃穆。

朱建军先祖的坟墓在靠近弱水河的戈壁滩上，一边是时断时续的内陆河，一边是风沙常在的戈壁滩。每年清明上坟，朱建军都要扛上一把铁锨，把坟墓旁边的黄沙清理一遍，才摆上贡品，点燃黄纸和柏香，声泪俱下地祭奠。有时候路过，如果方便，他也会顺手清除一下坟边的黄沙。他也知道这样的清除是无效的，但必须如此。就像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重复，但必须重复。

新栽的杨树大都干死了，干枯的根部泛起一层白碱，再有一阵风，树苗就折断了，丢在那里，让人心里发酸。没过多久，这些死了的树苗就成了流沙的战利品，而且越埋越深，再也找不到了。

发源于祁连山的弱水河不明所以地流着，大多时间是干涸的，一河流沙被太阳烘烤，逐渐蓬松，风吹之后，一层灰土飘飞而起，在空中，向着更大的区域奔袭——张掖、酒泉、嘉峪关、武威，乃至兰州、西安。有一年春天，我到兰州下车。广场上落了一层灰尘，又下了一阵雨，看起来就像是疤痕累累的脸。对面的兰州大厦灰旧不堪，街道上到处都是灰尘，就连广告条幅，也都沉甸甸的。

但城市人不会担心被流沙掩埋，最受影响的是祖辈游牧的土尔扈特蒙古族牧民，牲畜需要的草越来越少——阿拉善盟的沙漠化土地正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大部分牧民因草场退化、牧草短缺而变卖掉牲畜，也像当地汉民一样，开始农耕生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习惯了游牧的蒙古族人一时难以改变自己的民族习惯，第一年大都颗粒无收，直到第三年，才逐步掌握了一些农耕技巧，逐渐有所

收获。

额济纳旗的牧民阿布和就是其中之一。最初，他在古日乃草原放牧了上百峰骆驼和数百只羊，而流沙将他驱赶出了古日乃草原。在额济纳旗，面对数十亩田地，他正在努力把自己变成阿拉善高原上第一批以种地为生的蒙古族农民——还有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和儿媳妇，甚至孙子。

2000年，在达来库布镇一边的干河滩里，遇到几位骑着骆驼到山里采挖沙葱的男性汉民，几个口袋都是沉甸甸的，骆驼走路都有些吃力。

沙葱是阿拉善高原最重要的植被之一，只要下雨，就会生长，而不会采挖的人会毁掉沙葱的根。在鼎新绿洲，初春的市场上，摆放了好多，买回来开水煮后，再拌上盐和醋，吃起来很是爽口。就像那些吃着发菜炫耀富贵的人一样，吃沙葱也是一种破坏，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罢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知道，吃一口沙葱，就相当于容忍了一把沙子的横冲直撞。

现在的额济纳旗，乃至鼎新绿洲的居民，每年都要把清理沙子当成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用枯干的红柳扎起篱笆。黄沙蜂拥而来，一年时间堆积的沙子，要用四轮车运送半天。这种劳作是无效的，但必须劳作。有一年五月到嘉峪关，令我吃惊的是，街边的槐树竟然大部分都还没有发芽，即使发了芽的，也都枯萎着。傍晚起了一场大风，流窜的沙子如狼似虎，长驱直入。晚上，睡在四层楼上，仍能感觉到大地的剧烈晃动。还有几次，在路上遭遇流沙，竟然被擦破了脸皮，没等鲜血涌出来，就又被灰尘堵住了。

P11-14

我的沙漠生活，抑或神意放逐

1991年12月5日或6日，我带着浑身毛茸茸的自己从南太行乡村去了巴丹吉林沙漠。单以出身论，在日渐嚣张的商品经济时代，资本逐渐成为人另一种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支撑，作为一文不名且没有社会上层关照的农民的孩子，我的仓皇和迷茫可想而知。走出乡村，我最大的梦想是容身城市，哪怕只是某座大厦背后闲置的一块砖。

我出生并成长的南太行乡村虽然群山叠嶂，道路崎岖，可大地并不吝啬，以繁茂的草木和温润的气候滋养生死于它身上的生灵。巴丹吉林沙漠则戈壁铺展、黄沙堆涌，荒芜而苍凉，广袤而浩瀚。处身其中，虽有天高地阔、英雄独立的阔大与悲怆，但对一个外来者而言，更是一种自然与人为的身心篡改与灵魂再塑造。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阿拉善右旗北部，雅布赖山以西、北大山以北、弱水河以东、拐子湖以南，面积4.43万平方公里，其西北部1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至今尚无人迹。走进的那一天，正是傍晚，路边成排杨树的光枝上落满了乌鸦，它们干燥的叫声也是黑色的。如刀的风捧着轻浮沙尘，覆上我单薄的身体。我感到沮丧，如同一根树苗，还没被栽种，就被暴晒在日月星光之下。

营区坐落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西部边缘，向西五百米就是著名的弱水河，细小的流水在巨大的河床之中，像是一条艰难蠕动的白蛇。河流两岸杨树成群，以苍灰色的树干和繁枝绿叶抱紧村庄。村庄四周，是铁青色的戈壁滩，表面有各种各样的卵石，砂子粗大。

在巴丹吉林沙漠，春天是风沙的疆场，石子在风中成为奔腾的蚂蚁或者箭矢。往往，早晨起来，被子上一层沙，抖掉，它们会在水泥地上蹦跳如仙女舞蹈。相继而来的夏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风沙不惊，烈日垂直。草木尽管稀疏，但大都会集中生长。尤其是戈壁边缘的自然海子四周，嫩草和红柳一起迸发，寂寥而又充满生灵的意味。已被拖拉机、摩托车和汽车闲置起来的驴子、马、骡子低着脑袋，在盐碱地之外的草滩上吃草，不断甩着尾巴，漫不经心地把太阳向西边驱赶。那种景象，在日落时分，像是一幅充满古意的油画，充满家园和边疆的味道。

秋天是一瞬间的事情，没了岑参诗歌中的“胡天八月即飞雪”，整个西北，就只是一种强力拧干了的冷，吹在人身上，感觉比手术刀还薄、还锋利。冬天绵长如梦，沙尘漫天，玉石和流水也都蒙灰。所有的事物，都蜷缩在同一个严酷的容器里，百般旋转，无可逃脱。

可人最痛苦的不是外部的击打与侵袭，而是青春的惘然和生存的忧患。作为一个出身乡村的年轻人，在具体的生存与梦想面前，我的惶恐与担忧比祁连山顶上的积雪还要深厚和坚硬，表面不动声色、按部就班，内里却犬牙交错、愁云惨淡。  十九岁那年初夏，一个战友叫我去某个餐馆吃饭，到了才知道，他考上了军校。在一片酒水的祝贺声中，我第一次认识到，一个人的首要之需，不是如何在某个集体中随遇而安、如鱼得水或背道而驰、局促逼仄，也不是任由时间把自己带到彼时他岸，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生存之路和理想的自我确立。从那时开始，我也明白了，自己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世中人、烟火百姓，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区别。在具体而又无比坚实的生存面前，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身体力行。

又有几位同学以各种方式解决了个人的后顾之忧。个人所谓的后顾之忧，其实是一份工作，核心是工作所能得到的经济保障，而经济是第一控制力。可我还在空悬，犹如人群之间的一个空纸片，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被什么样的笔墨涂抹，最终落在哪里。

那段日子，郁闷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小片的杨树林里喝酒，买不起好的，就喝二块五毛钱的北京红星二锅头，辛辣，有一股红薯发酵的味道，我极不喜欢，可酒这个东西也是有经济和社会身份的。烈酒喝得我把黑蚂蚁看成了车轮，将杨树叶子当作擦泪的纸巾，我站起身来，对着密林高声大喊。也不知道应当喊什么，就是扯着嗓子，张开酒气熏天的嘴巴，一声声嘶喊。感觉自己是一个庞然大物，密林充当了最具容纳力的虚无之神。

有些傍晚，夕阳在戈壁涂上鲜血之色，我一个人往戈壁深处慢慢走。戈壁上结着一层硬痂，脚踩上去，硬痂裂开，露出白森森的土，还有一些杂色卵石，猛一看，似乎是一群镶嵌在地上的眼睛，从低处向上看我。我感到吃惊，瞬间呆住。蹲下来端详，却发现它们也在看我，而且不眨一下眼皮。我想，这戈壁之下，一定埋藏了很多秘密，也一定有着我无法参详的心事。继续向北，是沙漠腹地。大约一个小时，就看到了金黄色的沙漠，在尚还湛蓝的天空下，如同一张膨胀起来的黄金地毯，高低不平，但色彩灿烂。路上不断有骆驼草、沙棵和芨芨草，还没有接近，就呼啦啦地飞起一些沙鸡，或跑出几只野兔。还有些蜥蜴，以恐龙的姿势和速度，在沙子上一闪而过。

斯文?赫定在《穿过亚洲》一书中写到，他们在20世纪初期的巴丹吉林沙漠——今天的额济纳附近——建立过气象站，见到过沙漠中的毒物——红蜘蛛、蝎子和四脚蛇，并按照当地的风俗，抓了泡酒喝。

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就像沙漠与高地、北方与南方，人也是有区别的。雷同的面目，甚至文化习性，但我和他、和你之间，却又各不相同。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不是其他，也不可代替。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俗世生存，我也是我，如何能得益于或埋怨父母亲呢？每个人的出身都值得荣耀，不管身在何处、怎样的环境，有人生养并给予人的基本生活、尊严、知识、文化和梦想，已经足够幸运了。

再几年后，我离开沙漠，去上海，三年后返回。在彻夜喧哗的都市，枕着彻夜的灯光和飞机、车船声，我发现森然楼宇和彻夜华灯并不适合我，都市充满了熟稔的陌生、繁华的孤独、密集的自由和限制，而最初我百般厌弃的巴丹吉林沙漠却让我感慨万千、怀念至极。那个天高地阔、风吹尘土扬、春夏模糊、冬季漫长，且人烟稀少的人间绝域，正是适合我存在和以生命和灵魂客居、旅行的地方。

当时，有许多同学寻求留在上海，以各种方式，我对此毫不动心。而使我强烈地想要回到巴丹吉林沙漠的另一个动力，是我的妻子。这个人，从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她会是一个好妻子，而且肯定和我能够一生患难与共。当我回来，我们结婚，再后来有了儿子。这一切，像做梦，人生的一切在巴丹吉林沙漠缓慢展开。有一年，我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和弟媳，包括那时候还在襁褓中的侄女儿湉湉，也都来过。曾有几年，我和妻子还建议父母亲和弟弟迁徙到巴丹吉林沙漠附近的村庄或者城镇，但母亲态度异常坚决，一口咬定穷家难舍，最终作罢。

几乎每年，我都要去一次沙漠深处。在古日乃，看到海市蜃楼，果真如传说，其中亭台轩榭，歌姬妖娆，花朵奔放，草木葳蕤。我知道，那是一个幻象，但其中的浪漫和理想主义叫我蓬勃不已又黯然神伤。在沙漠深处，蒙族人骑马牧羊，牲畜们在芦苇丛中低头吃草、抬头哞叫。有一次，我参加了他们的赛马节，个子矮但耐力异常的蒙古马在戈壁上腾起烟云，似乎冲突在中世纪的疆场。那一次，我还认识了美丽、朴素的青格勒、格日勒和巴图。

先后十多次去了额济纳，在路博德修建的烽燧，乃至西夏的黑城（早期为突厥公主城）遗址瞻仰与抚摸。在额济纳胡杨林中，我想到古代最雄伟的战争与异族宫阙，想到最庸俗的肉身之欢与高贵的精神之爱。在老子的弱水河畔，我走过大禹、晋乐僔、唐玄奘、李元昊、冯胜、左宗棠，甚至彭加木的途经之地。我知道巴丹吉林沙漠从上古时代起，就是神话诞生、流传与飘逸之地。周穆王西巡，将丝绸一直延伸到埃及法老的宅邸。两汉时期，这里是汉匈作战的前沿，后唐则是丝绸之路回鹘道的要冲。王维、胡曾等人走马吟诗，在水波潋滟的居延海边，抒发帝国豪情与个人抱负。

几乎与此同时，我在巴丹吉林沙漠也开始了横刀赋诗、坐地纵横的文学练习。我写下的语句，也弥散着一股沙漠的味道。我的许多文字，摇曳着巴丹吉林沙漠的宏阔的背景与苍黄影子。我渐渐觉得，地域对人潜移默化的力量无可匹敌，人在此地，就被笼罩，而且有一种无孔不入，却又无法琢磨和审视的氤氲气息，如旋转的螺丝刀，更像日日的饮食与空气阳光，无时无刻不浸染、不浇铸。

大致从2000年开始，我以《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为总题目，写了近四十万字的散文随笔。尽是一个人在沙漠的生活状态，乃至心灵和精神诉求。我俨然是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了，等同于它身上的一枚沙子、一片绿叶、一粒浮尘。随着时间，我与沙漠的关系与日俱深。很多异地人说，沙漠太艰苦了，不是人生活的地方。听了这话，我从心里排斥，甚至以为这一说法对我也带有侮辱的性质。在我心里，巴丹吉林沙漠已不是一个地域，而是与我同气连枝的人，是可以安心的故乡、可以心神摇荡的女神，或一个梦和另一个梦的中间部分。

因此，能够处身沙漠，我感到庆幸。有一片沙漠，还有那么一些人，连同沙漠中稀少但却各有姿态和尊严的动植物，与我日日夜夜相互关照，这是多么幸运。很多年过去了，我的性情，乃至品性没有多少改变，尚未在庞杂的俗世和当下社会“被”八面玲珑、随行就市、不自觉佯装与自装，反而为自己的卑微出身感到自豪，并和妻子一起，以身作则，使得生活条件比我们当年好过百倍的儿子，也没有嫌弃乡村的贫穷与孤陋，更没有造作与自恃、虚大与搞怪等流行习惯。

对此，我还能要求什么？一个人，在大地上立身，爱人，人爱，平凡，不奢侈，逼仄或者不逼仄地生活着，就是最美的事情了。欲望无止境，尊严和梦想也是无止境的。为此欢欣和伤悲，都极其正常。

具体到这本散文集，可以说是一部个人沙漠历练的履历书、一份基于现场和生命体验的生活与精神史，也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沙漠生存与思想状态的写生集。部分文章见于《天涯》《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人民文学》等刊物，由于字数较多，不得已进行了精简。

由于个性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极少主动邀请其他朋友就我的文字进行批评，我总是觉得论者自发论述，才足够欣慰。这本书，我在翻看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满意，特别是这些年来的自我坚持，自觉应是有些成效的。因为，这本书的作品大致是我的，其中没有因循、模仿、跟踪的迹象，或者极少有。我敢说，这是杨献平写的文章，而且绝对是杨献平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她们像极了沙漠中的红柳花，只有真的走进其中，方可知道她们的真味道与真模样。

以上，是为《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代自序。

2013年12月12日修订于北京鲁迅文学院

青春沙漠与坐地飞行

迷茫、恋爱、婚姻、痛楚、愉悦、悲哀、幸福……一个地方能给予一个人完整的人生因素构成，那它就是福地与恩赐了。对于我来说，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时间长于在河北南太行老家。南太行是一个草木丰腴之地，四季分明而植被不减，只是颜色不一样罢了。田地和村庄一样挂在山坡上，炊烟从一座座青石房屋缭绕而起，在院子里巨大的梧桐和椿树之间盘旋上升。向西地势越来越高，通往山西的道路在沟壑之间蜿蜒；向东则越来越一马平川，起初虽山峦成堆，却缺乏必要的棱角。

巴丹吉林沙漠也有沙山和沙丘。所谓沙山，只是戈壁沙漠交汇处一些凸起之物，山体大多由风化岩石构成，看起来坚硬锐利、有头有脸，用手一摸，石头便碎成了一把颗粒。沙丘是沙漠赖以骄傲的体征，一颗颗形如饱胀的乳房，可只有风和日月之光可以抚摸亲吻。荒凉、浩瀚、无际和绝望，是人对沙漠的外在印象。1992年年初，我从南太行走州过县，如一根柳树苗般被移植到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内心也是凄凉的。地貌的荒芜、博大、沉寂，对人心的打击巨大而经常。我离开南太行的唯一奢望，是容身于某一座城市，哪怕是一个小县城。

对于一个出生于70年代初期的乡村青年而言，那时候的城市梦迫切而残酷。这可能是那一代乡村青年的通病，是我们共同难以启齿但异常威猛的理想。可命运从不会听从个人的主观意志。一个冬天，乌鸦在落尽枝叶的杨树上叫喊了许久，风暖之前，先是连续的沙尘暴，从阿拉善高原一巴丹吉林沙漠核心一横扫而来，整个西北沉浸在一种黄色的氛围中，所有的人和物呼吸粗重、皮肤皲裂。春天一到，沙尘暴渐渐温驯，烈日下稀疏的植物万般蓬勃。在一阵沙枣花的蜜香之间，我从新兵连下到连队。因为学历稍高，或者看起来沧桑一些，连长任命我为无线电培训班班长之一。

这时候我才发现，理想主义、乡村自卑和青春反抗在我身上逐步有了深切表现。依照新兵连的习惯，军人——无论是战士，还是指挥员——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命令，并且会有一种强烈的协作意识和互爱之心。可在实际操作中，向着更大的权力，或者说向着实用主义低头或依附的现象司空见惯，它深植于我们的骨头和灵魂。因为太过理想化，经常和其他战士有一些冲突，从言语到肢体，大部分都是我落败。因为他们是一群，我是一个。好在一个多月后，我们再次下分——我去了半机关半基层性质的技术室。

那是一个干部多、战士少的单位，主要是技术层面。我和其他三个战士一起，成为技术干部们的副手。到新单位不过一周，我意外地接受了一个私活。技术室有两个副主任，一个湖北籍，一个甘肃籍。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个子都高，都有络腮胡子。区别是一个管技术，一个负责日常事务。一个周末，甘肃籍的副主任在走廊一端喊我过去。到他房间，他把一摞写满公式和中英文对照的纸交给我，又给我拿了一摞空白稿纸，说你帮我誊抄一遍好不好？我想也没想，就大声应是。事实上，我是最不愿意抄写别人话的，即使口头重复也感觉羞耻。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说自己的话，做与众不同的事，倘若跟着他人，那将是一种重复的悲哀——重复他人使得个人更空洞、虚弱，所有有主见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境地，都应当距离他人话语和行动远一些。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坐地飞行的文学练习。我喜欢这种姿态——坐地飞行，既有一种轻逸的洒脱，又有一种深处尘世的沉重。这两种姿态，我以为是文学创作的形象概括。一个人如何端坐一地而心神万里，如何能在庸俗之中超拔精神，如何让自己与世界和人类相连通，这才是写作的要义所在。不久，让我誊抄论文的副主任，还有身边一些干部，觉察到了我的文学行为，他们都给予了肯定。1992年秋末一个下午，狂躁的西风正在大面积扫荡营区的叶子，尘土不仅击面，且直撞口鼻。那位副主任到大办公室喊我出来，对我说，他要带我去见机关宣传科长。还说，那位科长也写东西，在《人民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等发表了很多文章。

我尾随其后，对文学前辈——同道的渴望堪比沙漠对绿色和水的尊崇。因为孤独而渴望呼应。两个人踩着满地黄叶和尘土，步行到机关办公楼。到四楼，见到了宣传科长。他脸色白净，身材敦实，细小的眼睛里充满狐疑和警觉。上楼的时候，我脑海中闪现过一幕——因为这位即将谋面的科长，我由技术室调到机关，在宣传科某个岗位上静心写字。可见面后，一切如旧。但那位副主任在科长面前对我热情，甚至有些谄媚的推荐，使我至今铭记不忘。可惜的是，那位副主任几年后转业地方。不久，竞在出差途中与其他几个人一同夭亡——这使得我心疼不已。他对我的那份关照，是一种恩惠。尽管他已经作别了这个世界，但作为他的一个下属和兄弟，他对我的好，尤其是对我文学写作的鼓励和支持，我感念终生。而且，从诸多的单位世相上看，他还是一个单纯的、理想化的人，尽管他年长我许多，在单位混得日久，却没有一点官僚和唯己、唯上的习气。

关于他，我多次写到，始终如一的情绪是悲伤。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好人，而且在这个年代很少可以遇到。对他的感念，每一次路过他转业的城市，或者想起巴丹吉林沙漠，就会想到他及与他的种种情景。似乎他就是那座城市和那片沙漠的共同体。

几乎与副主任同时，单位司令部一位参谋也对我支持有加。他是山东人，脸黑，也络腮胡子。关于他的一个黄色笑话，我记得特别牢。有一年夏天，他妻子来队探亲，住在临时家属房。那房子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属苏联援华时期的产物。几日后，其他参谋公开玩笑说：“俺孤陋寡闻，只听说女人叫床，怎么你叫得比你老婆还凶？”他嘿嘿一笑，用一口标准的山东话说：“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男人叫预示着什么？回去躺床上好好想想，然后再来告诉我。”

对我爱好文学，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有一年十月，正值报刊征订，他问我要哪些杂志，他给我订几份。一激动，我一口气说了《诗刊》《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西北军事文学》《飞天》《读书》等几种。他嘿嘿一笑，拍了一下我肩膀，说：“兄弟，这些都是好杂志，我给你订上！”几个月后，我陆续收到这些杂志。那时候的文学期刊真是叫人心怀敬意，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叫我仰望——或许是当时文学功底和眼界的缘故。很多作家的名字及其作品就是从那时候认识并熟记至今的。我也觉得，那时候的文学期刊有一种竞争的正气和鼓舞创造的倾向。有一次，我需要几百块钱买书，他二话没说就掏出五百块钱给我，还说：这钱不用还了。那时候，一个干部月工资大致在七百块左右。几年后，他也转业回到了山东济南，据说在公安局工作。

诗歌通神，使得人有一种随时觉悟的力量。从1992年到1994年，课余时间，我把自己关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对着诸多的桌子和白色墙壁阅读、抒情。体重从110斤降到96斤，也几乎拒绝了和老乡们聚餐与扯淡。有一个现在转业到扬州的同班战友，某个周末提着一扎啤酒邀我畅饮，被我轰了出去。当年夏天探家，母亲、大姨妈和小姨妈见到我，说我瘦得要飞起来了，还说：“部队上吃得那么好，别人当兵回来都肥头大耳，你怎么比干柴棍还细呢？”从这一年开始，我陆续发表诗歌，《河北文学》王洪涛老师、《解放军文艺》刘立云老师、《诗神》大解老师、《飞天》何来老师、《绿风》曲近老师、《西北军事文学》马萧萧老师、《延河》苑湖老师、《北方文学》刘云开老师、《十月》金蝉老师、《中国作家》方文老师、《阳关》林染老师、《诗林》潘红莉老师都先后发表了我的诗歌。其中，刘立云老师每年发我两组以上，何来老师也是，并在1999年12期《飞天》上把我列入继叶舟、娜夜等人之后的甘肃新十大诗人之一。有很多时候，跟马萧萧老师要稿纸和信封，他总是无偿给予。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与他人密切相关的。人与人相互温暖和拯救的成分要多于算计和攻伐。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一路上的扶掖者和同行者，一切该不会这么乐观。随后写散文，时任兰州军区空军创作组长的刘立波老师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我，俨然亲人。他曾经拿着发表我文章的刊物到其他办公室朗读，在我个人前途上多方呼吁和帮助。散文于我，是对诗歌的一种反动。到现在我还认为，诗歌越写技艺越精湛，可能会使得个人心灵越来越趋向尖锐。而散文随笔不仅可以放开自己，说出许多隐晦的感觉和体验，还可以促进心灵的宽容和坦荡，使得自己更切身地与这个时代和世界发生关系。随后，我的散文也陆续得以发表。一些师长如郭碧良、王雁翎、杨闻宇、莫天、雪媛、贾兴安、王聚敏、陈长吟、史小溪、刘会军、李红、杨金平、小山、任真、张春燕、马步升、李平、古耜等人对我的帮助，是当年促使我写下去，并且努力写好，写出自己想要的气象和境界的根本所在。

现在他们当中有人离开了编辑岗位，有些已经无从寻觅和感谢。但在我心里，他们凝重而灿烂，始终如一。有人说，有些事情纯属造化，但在我看来，一句造化远远不能概括。一个编辑的内心质地和文学情怀是最重要的。我总是狂妄地想，如果我有很多的能力与资源，我会建一座庄园，专门供世上的好人老来居住，不谈往事，只是登高望远，诗画余生。一个写作者本身的书写毕竟会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与不足，任何艺术品都不是完美的。从不完美之中期待完美，从庸常期待超拔，想来是每个文学编辑的初衷。地方或者说某一些通过文学改变自身命运的写作者，他们可能更自由和轻松一些。而在巴丹吉林沙漠，一个以技术为主的单位，我时常是羞于启齿，并为自己写文章而在其他人面前脸红耳赤、不敢抬头。而刘立波老师，陈洪根、刘兆启、侯治荣、李国旺、聂忠海等领导却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我足够的动力保障。至今，想起他们，我仍忍不住热泪盈眶。

而这些，都是在巴丹吉林沙漠完成和收获的。那片沙漠空寂浩荡，苍天如井，古老的传说和往事在各种遗迹中湮灭和静默。无际的沙漠和沉睡若死的戈壁经年有风，尘土浇筑肉身也袭击灵魂。而现在我却感念沙漠，感念西北。和其他西北地区的诗人一样，我习惯性地把西北称作西域。实际上，从阳关开始一直到大马士革为大西域，今新疆境为小西域。西域一词时常给我一种沧桑的动感，一种斑驳的马蹄、旌旗和散落在绵长古道上的零碎光亮。它时刻充满诗意和悲怆，更有着文明和文化交融的斑斓与丰富韵致。

2000年8月1日，我在巴丹吉林沙漠和当地一位女子结婚，再两年我们有了儿子。这一切，现在感觉真是恍然如梦。一个人在沙漠中，遇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和事物，也亲身品尝了生活的艰辛与理想不堪一击的挫败与尴尬。

青春被沙漠损耗，一个少年终于步入中年，时间的深海总是落满沉船。我一直觉得西北是我一个人的发祥地，是一个乡村孩子从单纯到丰富的过程，虽然其中伴随着苍老、悲痛、愤懑、不安等灰色基调。可总体上说，我这样一个出身卑微、形同草木的人，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活，逐渐地培养一种向善的、具有普世性质的爱好和差强人意的修养与能力，已经是足够愉悦的了。巴丹吉林沙漠——每当从地图上或是书籍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思绪万千，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似乎都囊括其中，一个人肉身和精神履历都在那里形成，并持续到现在。我也知道，人到中年以后，一个糟糕的现象便是不断地陷入回忆，在旧事中寻找消失的关与幸福。正如现在，马上又是一年了，我在写此文之时，那些爱过我的、无私帮助过我的人，一一列队而出，在我良心里，也在过往和如期而至的尖锐时间中。

还要说的是，这本书中的内容，有些是我由诗歌而写散文之初的文章。书稿几经辗转，一直没有机会面世。2015年，再度翻看自己编排的书稿，其中不乏内容重复和下笔仓促的文字。交给当代中国出版社李一梅女士，她翻看之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煞费苦心地进行了筛选，其辛苦和认真，令我感动。在这里，必须向她和当代中国出版社致以谢意。

杨献平

2015年5月15日于成都

从沙粒到大漠，从暴风到宁谧，从草芽到胡杨，从羁旅到留驻……无数生命的迹象，给心灵以欢喜，如最柔软的笔尖，蘸着原汁的湖，洇成原色的野。如今的中国文学，正经历着从“人的故事”向“生灵的文学”跋涉的漫漫长旅，那不可忽视不容遗漏的路标中，一定有杨献平的作品。——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杨献平的散文体现出了一种内在的、被生命净化了的悲悯。这是从大地身上剔下来的血肉，也是杨献平散文写作的总基调。他拒绝融入陈陈相因、不痛不痒的平庸写作氛围，冲破了体制与散文传统的双重遮蔽，写出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又常常被人们忽略了的特殊生活样态，并在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中融进了自己的理解与发现，以及对生活的感知和辽阔的梦想。从这一层面考察，杨献平的写作无疑具备了独立性，他既不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又不随声附和，也不雷同和刻意模仿。他的文字不仅有血性、有忧愤、有激情，更有一种疼痛感。——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陈剑晖

杨献平的写作，是对当前这个虚无时代娱乐至上的一种抵抗。当时代急速空虚化，人们感到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杨献平在西部大漠深处，以一个军人的社会身份，涂抹着与部队没有多少关系的文字。他的笔下，流泻着对天荒地老的大漠的深情，以及大漠边缘人的生死情欲。让我们感到即便如此闭塞、落后的沙漠深处，时代的气息依然那么浓重，人们的变化也是巨大而惊人。——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杨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