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粱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1893－1988），初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学者。本书以梁漱溟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揭示了作为国学大师的梁氏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挥和独特的贡献。作为〝行动的儒者〞，梁漱溟不仅是卓而不群的思想家，而且也是勇敢的社会探险者。本书亦从学术的角度，指证了他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留给后人的无穷思索。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第1章 究元决疑：早年的困惑与求索

 1.1 少年身世

 1.2 青春期的历炼

 1.3 替释迦说个明白

第2章 文化论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2.1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2.2 人生态度与文化模式

 2.3 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两难

 2.4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震荡

第3章 行动儒者；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

 3.1 民族自救运动的觉悟与乡村建设的初步尝试

 3.2 中国文化与乡土社会

 3.3 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第4章 运动儒者：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政治

 4.1 为团结抗日而奔忙

 4.2 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4.3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政治

第5章 多棱聚焦：梁漱溟晚年的是是非非

 5.1 历史的误会

 5.2 中国——理性之国

 5.3 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漱溟的课业，除头年在家接受蒙学教育外，其余均在新式学堂。开蒙所及，仅止于《三字经》，即改读《地球韵言》了。所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他年少时一点都没有接触过，这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罕见的情况。漱溟7岁即进了当时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念英文。后来又分别在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和江苏小学堂就读，所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这些男女同班、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有英文教学的小学校，灌输给梁漱溟以最初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从小就“大开了眼孔”来看这个世界，感受到了异质文化的风采。

除了学堂教育外，漱溟还渐渐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而当时最好的课外读物就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这两种报刊均是梁济之昆弟交、为漱溟父执的彭翼仲(诒孙)所办，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启蒙画报》的主要内容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涉及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算学、历史等，全是白话文，并配有图画，用寓言或讲故事的方式，揭示一个科学道理，或是叙述一段历史事件，读来饶有趣味。漱溟儿时的许多知识，都是从那里面得来的，“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京话日报》的主要内容是新闻的评论，新闻以本地的为主，国际国内大事次之，评论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或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促力量，能产生很大影响。如当时的提倡抵制美货、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国民捐”等活动，均是由这家报纸著论，引来关注，掀起舆论，尔后发动起的。这些新闻与时论引起漱溟的极大兴趣，激发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并进而引导其深入地钻研。他说：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

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底。即

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

更不待言。人中学后，这种自觉习惯更因先辈的人格感召，而使“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常有自课于自己”的不容己之心，“不论何事，很少须要人督迫”。漱溟自认为他不依傍他人、自做主宰的性情，以及关心国事、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情怀，均与早年自学习惯的养成和发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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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我接触梁漱溟先生是从研究熊十力哲学开始的。那是1983年初冬，在汤一介老师的指导下，我刚选定了熊十力哲学思想研究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着手收集资料，认真阅读《新唯识论》、《体用论》、《十力语要》等。从熊先生的著作中，我了解到了他与梁漱溟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尤其是《尊闻录》所记他们众学友间披沥肝胆、啸声学海的生动情景，深深地感染了我，遥想当年，心仪不已。在随后的调查访问中，从熊先生的弟子及熟人的口中，我了解到了更多的不见著于书册的事情，熊先生的形象在脑海里开始跃动起来，具有了活生生的感觉。在这些谈话里，自然关涉到梁先生，对于他的了解也就更多了些。

翌年春，同样在准备撰写熊十力研究硕士论文的武大郭齐勇兄，由汉北上，查找资料，访问熊先生的故交弟子。他的首要目标是拜见梁漱溟先生，并已打听到了梁先生的住址。这样，与郭兄结伴，我便有了第一次见到梁漱溟先生的机会。那是四月初的一个上午，北京尚春意料峭，尤其是当我们走到梁先生的住地—木樨地22栋高层住宅的楼下时，寒风劲厉，加之稍稍有点激动的心情，禁不住有些嗦嗦然。梁先生的中式便服和那顶颇具象征意味、令人过目难忘的瓜皮小帽，第一眼就给了我新奇而强烈的刺激。也许是这类装束的老人过去见的少，也许是“蓝蚂蚁”的识别印记太过深刻了，总之，只在照片上和对祖辈的依稀记忆中才有的形象，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着实令我有点惊异，一种混杂而莫名所以的感受油然而生。梁先生和蔼而不失威严，那是一种刚毅、自信，能笼盖气氛、折服对象的威严，尤其是当他开始谈话后，我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当时，梁先生已年过九十，但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那种颤痹和迂缓，言辞果决，语气清爽，使我不由自主地不时凝视一下他那瘦削的脸庞和精健的身躯，相信这中间有种奇妙的协调和一致性。梁先生的思路异常的清楚，丝毫也感觉不到他已是那样的高龄；谈着谈着，我甚至逐渐忘记了我们之间巨大的年龄距离。

那次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也许是对又有青年学子重理旧章、研究他们那一辈学者的思想产生了感奋，也许是沉浸在了回首岁月、追风故人的悠悠情思之中，梁先生显得很投入，兴致非常的好，侃侃而谈，不容我们插言或随便打断话头。所以整个谈话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说，而且是顺着他自己的思路往下讲。梁先生回顾了他与熊十力先生相识的经过，谈了熊先生的生平和学行，特别强调熊先生傲而不驯、喜好独创、俯视一切的性格。他认为熊先生的天资很高，气魄也大，富有创造性。但太过主观，不尊重古学，也不敬惜古人，在这方面几近于顽劣。言词间，梁先生对此表示了深深的不满。尤其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熊先生并无常人追忆故友时常带的那份情感的眷念和敬意，没有丝毫的见谅曲隐之辞，评说来反而更直接了当，用词也相当的严苛。他以“愚而好自用”五字概括熊先生的一生，这使我怎么也无法将几达半个世纪的深厚交谊、思想最为接近的新儒学同道等印象，与这一太过贬损的评价联系在一起。说真的，对此我当时很不理解，也深不以为然，心底里还直为熊先生叫屈。除了谈熊十力外，梁先生也说到了他自己的思想和一些生平往事，其中有两点我印象颇深。一是梁先生在讲他的三大文化路向说时，特别赞扬了印度文化和佛教，认为佛家出世法破二执(人我执和法我执)、断二取(能取与所取)，无能、所之别，浑然宇宙为一体，复归到了圆满自性、无所不足的最高境界。话语间，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这和熊先生的贬斥佛教、以纯儒自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是，熊、梁二先生均为由佛转儒、出佛入儒，已是最后的儒家；所以，梁先生对儒佛的衡论和感情的偏向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儒者耶?佛徒耶?使人感到困惑，茫然不知如何据断。二是梁先生详细叙述了1924年夏，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办学的经过。当时，曲阜大学未办成，重华书院亦夭折，草创的曹州省立六中高级部也因驻军吕运斋(属冯玉祥国民五军)和地方当权者郑士奇(属段祺瑞派)之间的摩擦而大受影响。最后终难维持，凄惨收场，同道别离，学生星散；这才有了他的还客京师、谢绝外务，埋头于《桂林梁先生遗书》的整理编纂工作。看来，第一次办学失败的经历对梁先生的一生来说痛切而记忆深刻，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时，我领受到了一种怨世而无奈的悲壮感。照例，梁先生也向我们谈了他的近况，包括参加政协会议、日常读作及生活起居等。尤其是了解到了海外研究他的一些情况，像美国学者艾恺(G·Alitto)的著作，我那次是第一回听说和见到。梁先生也告诉我们，《人心与人生》一书几经周折，最后由他自费3500元，上海学林出版社接收并已排版，即将问世。临行，梁先生拿出年前应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约请所作的《忆熊十力先生》一文的抄件，并将他写于1962年的《读熊著各书之后》和《熊著选粹》的稿本，借给了我们。他还应允把所藏熊十力先生的书信手迹提供给我们拍照整理。《读熊著各书之后》多达四万余字，直到1988年底才收录在《勉仁斋读书录》一书中公开面世。那次，我读到了这样一篇奇特的长文，倍感兴奋；同样也为梁先生对熊著率直而严厉的批评所震惊，这和当面听到他苛责熊先生时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我访谈梁漱溟先生前后共有三次，后两次分别在同年的五月和十月，但都不及第一次的印象那么深刻，呆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这两次均是和汤一介老师、王守常兄结伴去的；最后那次，已开始着手研究梁漱溟思想的王宗煜兄也去了。第二次去时，我们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将梁先生处所藏熊十力的一批书信原件拍了反转片。这些书信，主要是写给梁先生本人的，也有少部分是写给林宰平、马乾符等先生的。后来，由我整理出来并打印成册的《十力书简》(1985年12月)，即是以这一批书信为主干的。梁先生的图书资料收藏，或已捐献，或多被毁，当时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在他的居室里，只放了两个书柜，而且并没有装满。所以，当他亲自打开一口小皮箱，颤抖着双手解开仔细放置的小布包、拿出那些发黄的残旧纸片时(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春，已经保存了整整60年)，我被眼前的这一情景深深地感动了，真切地体味到了他和熊先生之间五十年交谊的那种深邃和圣洁。此后，再读到他批评熊先生的那些文字，我脑海里就立时浮现出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对他常相标举的“学术本天下公器”之旨，也更多了一层文字以外的理会。那次，我们比较多地谈到了梁先生本人著作的整理和出版问题，汤老师似已有筹划编纂梁先生全集的意图，故于有关问题征询颇详。数年后，中国文化书院竭尽全力毕此盛举，也真是终于了却了一桩夙愿吧。我当时的印象是，梁先生对自己的文化著述并不特别顾恋，倒是念念不忘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时的那些笔墨遗存，叮嘱再再。也许，梁先生是对社会公论只重其文化创造而漠视其政治活动感到不满，对于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他之长久被遗忘心有所不甘，所以言谈间自然有点偏执。第三次见到梁漱溟先生，正值中国文化书院在酝酿筹组，故话题就多围绕于此。汤老师诚邀梁先生出山，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工作，并报告了有关的准备情况。梁先生听后很高兴，欣然应允下来。此后，梁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发展基金会主席，并以导师身份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组织的一系列学术活动，直到他1988年谢世。

我因研究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较早接触到了梁先生，并有幸亲聆其谈话。但因为我当时的兴趣并不在梁而在熊，所以对他的思想殊少体味，也错失了当面请益的机会。梁先生的社会名望远比熊先生要高，其“抗争”形象也更能引起一般大众的兴趣与关注，故每每成为有轰动效应的焦点。在梁先生过世前后，汪东林的访谈录和戴晴的报告文学都热闹了一阵子。每当此时，我更感触和同情于熊先生的寂寞，对熊先生的苦心孤诣不为世解感到不平，对当代人形而上的盲失感到悲哀。从哲学专业和我本人的兴趣来讲，我对熊先生可能更偏爱些。特别喜欢他的深湛与精纯；相比较而言，梁先生的思想则多少显得有点杂沓，也太过平淡了些。所以在此之前，我只是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梁先生的著作，而并未深下过功夫，更无著述之想。一直到前年，蒙钱宏兄嘱托为“国学大师丛书”撰写《梁漱溟评传》，这才开始屏息杂想，专注于梁先生的所有著作。两年来，恰逢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陆续问世，这就免去了许多搜求资料之劳，而在阅读上得到了很大的便利。经过几个月的写作，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是由我和黎业明兄合作完成的。业明晚我几届，亦师从汤一介先生。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即是研究梁漱溟思想的，所以无论是于材料的熟悉程度，还是对梁先生思想了解的全面和深人；业明都远胜于我。因是故，我邀请了他共著此书，第1、2章由我执笔，第3、4、5章由他撰写。因全书体例及统稿由我负责，所以若有错漏，理应我来承当。

最后，对汤一介老师的拨冗赐序和钱宏兄的着力督导，均表示深深的谢意。

景海峰

1994年7月于深圳岗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