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是王小波代表作之一。这是由几个作品构成的长篇小说。男主人公王二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小说《黄金时代》历经十余年写作修改而成，于1991年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王小波著的《黄金时代》收录《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我的阴阳两界》等五步中篇小说，小说皆以“文革”为背景，又超越了具体的时代，有一种永恒之美。小波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用他独特的黑色幽默、创造力，以及理性清澈的思考力，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与生活的苦难荒谬做出抗争，并最终超拔出来。

黄金时代

三十而立

似水流年

革命时期的爱情

我的阴阳两界

后记

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友谊。《水浒》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那天晚上我把我的伟大友谊奉献给陈清扬，她大为感动，当即表示道：这友谊她接受了。不但如此，她还说要以更伟大的友谊还报我，哪怕我是个卑鄙小人也不背叛。我听她如此说，大为放心，就把底下的话也说了出来：我已经二十一岁了，男女间的事情还没体验过，真是不甘心。她听了以后就开始发愣，大概是没有思想准备。说了半天她毫无反应。我把手放到她肩膀上去，感觉她的肌肉绷得很紧。这娘们随时可能翻了脸给我一耳光，假定如此，就证明女人不懂什么是交情。可是她没有。忽然间她哼了一声，就笑起来，还说：我真笨！这么容易就着了你的道儿！

我说：什么道儿？你说什么？

她说：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问她我刚才说的事儿你答应不答应？她说呸，而且满面通红。我看她有点不好意思，就采取主动，动手动脚。她搡了我几把，后来说，不在这儿，咱们到山上去。我就和她一块到山上去了。

陈清扬后来说，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但是她又说，那些话就像咒语一样让她着迷，哪怕为此丧失一切，也不懊悔。其实伟大友谊不真也不假，就如世上一切东西一样，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我的话也半真不假。但是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哪怕天崩地裂也不退却。就因为这种态度，别人都不相信我。我虽然把交朋友当成终身的事业，所交到的朋友不过陈清扬等二三人而已。那天晚上我们到山上去，走到半路她说要回家一趟，要我到后山上等她。我有点怀疑她要晾我，但是我没说出来，径直走到后山上去抽烟。等了一些时间，她来了。

陈清扬说，我第一次去找她打针时，她正在伏案打瞌睡。在云南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打瞌睡，所以总是半睡半醒。我走进去时，屋子里暗了一下，因为是草顶土坯房，大多数光从门口进来。她就在那一刻醒来，抬头问我干什么。我说腰疼，她说躺下让我看看。我就一头倒下去，扑到竹板床上，几乎把床砸塌。我的腰痛得厉害，完全不能打弯。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来找她。

陈清扬说，我很年轻时就饿纹人嘴，眼睛下面乌黑。我的身材很高，衣服很破，而且不爱说话。她给我打过针，我就走了，好像说了一声谢了，又好像没说。等到她想起可以让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时，已经过了半分钟。她追了出来，看见我正取近路走回十四队。我从土坡上走下去，逢沟跳沟，逢坎跃坎，顺着山势下得飞快。那时正逢旱季的上午，风从山下吹来，喊我也听不见。而且我从来也不回头。我就这样走掉了。

陈清扬说，当时她想去追我，可是觉得很难追上。而且我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她不是破鞋。所以她走回医务室去。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去找我，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说她是破鞋，因此所有的人都是敌人。而我可能不是敌人。她不愿错过了机会，让我也变成敌人。

那天晚上我在后山上抽烟。虽然在夜里，我能看见很远的地方。因为月光很明亮，当地的空气又很干净。我还能听见远处的狗叫声。陈清扬一出十五队我就看见了，白天未必能看这么远。虽然如此，还是和白天不一样。也许是因为到处都没人。

我也说不准夜里这片山上有人没人，因为到处是银灰色的一片。假如有人打着火把行路，那就是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在那里。假如你不打火把，就如穿上了隐身衣，知道你在那里的人能看见，不知道的人不能看见。我看见陈清扬慢慢走近，怦然心动，无师自通地想到，做那事之前应该亲热一番。

陈清扬对此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她的嘴唇冷冰冰，对爱抚也毫无反应。等到我毛手毛脚给她解扣子时，她把我推开，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叠好放在一边，自己直挺挺躺在草地上。

P7－8

他毕生在向自由致敬

1

《黄金时代》的写作耗费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一部反转的身体叙事的杰作。流氓王二和破鞋陈清扬的“不伦之恋”，是“文革”时代的必然产物。道德专制统治下的国度，所有跟“性”相关的事物，必然要以“贱”的面容出现。这是“文革”“黄金时代”的基本法则。于是人们看到，在那个被语词照亮的文学舞台，一对“贱人”（破鞋＋流氓）在被迫表演他们的“贱爱”（毫无尊严的性爱），这原本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恶，但却表述为坦率而恶毒的细节，不倦地爬行在王二的讲述之中，传递被严重压抑的集体欲望。它们原本是人性的正常部分，却因压抑而变得畸形可笑起来。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试图借用存在主义和荒诞意识，以描述中国式的荒谬现实。高行健、莫言、徐晓鹤等都做过此类实验，但王小波似乎是其中做得最酷的一位。中国现实为作家提供了超越“加缪式荒谬”的最高荒谬景观，它无与伦比，雄踞天下，令一切西式荒谬相形见绌。王小波的荒谬叙事，采用黑色幽默风格，却又如此切近我们的深层记忆，指涉了许多读者的私人经验。这种来自底层的经验辐射，就是小波文字的力量所在。

《似水柔情》延续了《黄金时代》的“贱爱”母题，描述警察小史和作家阿兰的同性恋故事（据此改编的电影《东宫·西宫》，因无法展示其语言魅力而变得寡淡无味）。一个习惯于扮演施虐角色的警察，在一夜审问同性恋受虐癖阿兰之后，自己竟然也变成同性恋者，这是一种奇怪的性向逆转，其间的复杂寓意，远远溢出“同志小说”的既定框架。

《黄金时代》和《似水柔情》是小波写得最出色的两部小说，通过两种性虐恋（SM）来寓言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风格。“文革”就像是一场政治虐恋，是一群施虐癖向另一群“受虐癖”的施暴。但问题的实质却在于，受虐的不是受虐癖，而是大批正常人格，因此，“文革”所推动的不是虐恋而是暴政。在我看来，这是国家政治悲剧的真相，也是藏匿于小说中的终极语义。

在小波的身体叙事内部，深藏着一种“反动的欲望”——用身体实施反抗。王二的生殖器是一根高高竖起的旗杆，蔑视正襟危坐的“文革”主流文化，向他们发出戏谑性的挑战。小波自己解释说，只有在非性化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只有在饥饿年代，吃才会成为生活主题。小波试图借助此类身体叙事，推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这是一种含蓄的人本主义自白，它要指控那个摧毁正常人性的时代，并找回爱和性的尊严。

原广州美院学生郑敏，曾于2006年做过王小波裸像，描述“一个在半夜里从床上坐起来的中年人，他或许刚从他那无边际的梦里面醒来”（郑敏语），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双手无力前置于两腿之间，并露出柔软的生殖器。基于家属和部分网民的不满，该座题为“黄金时代”的雕塑，被迫从“上海国际雕塑艺术大展”（2007）中撤除，由此酿成当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但作者郑敏坚称，这个作品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坦白的致敬。策展人孙振华也确信，该雕像里小波的表情“痛切、无奈甚至绝望，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我们可以看到，“广美裸像风波”揭示出中国社会在身体叙事方面的认知分裂。在今天身体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刻，这种八十年代的反省式叙事，极易被人拿来跟当下恶俗的流行趣味相提并论。这是时间叠加所产生的文化错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读者就只能在误读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2

小说无疑是王小波的首席遗产，而杂文或随笔是他的副产品，犹如一个用絮语编织的花环，衬托着小说的轴心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话语启示。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的书写年代，大致为1993—1997年，正值市场勃兴和文化衰败的岁月。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被强行打断，沦为一场半吊子的“烂尾工程”。人类普遍价值作为“常识”，已经被攻击、偷换和篡改，变得面目全非。

正是这场历史剧变，逼迫小波成为思想麦田的守望者，以知识分子精神一一独立、理性和科学的立场，把置身于价值迷津中的公众，带回到“常识”的可靠边界。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不仅如此，小波还痛切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长处是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或者没有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的不幸》）。相比小说犀利而富有张力的先锋气质，小波的议论更显温和从容。他娓娓道来，以理性劝导那些尚待开智的学生。他要以身作则地做出说理的榜样。

王小波的最大幸运，在于他活在公共知识分子尚未被污名化的年头。小波认为，很多人批评中国人总是沉默不语，而他自己的亲历经验表明，说话比沉默更加可怕，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但小波始所未料的是，在他谢世之后，全球互联网时代迅速降临。中国网民并非像“文革”那样被逼表态，而是踊跃自主发言，在数码广场上发出最大声的叫喊。这不仅意味着言说权利的普遍分享，也意味着话语暴力的大面积滋生。部分网民没有来得及掌握人类普遍价值ABC，也尚未学会理性对待不同意见，便只能被威权所操控，盲目说话，甚至用秽语来问候他人及其家属。于是，当“沉默的大多数”都开始大声说话时，王小波的日子，就会变得无限艰难，因为他的身体写作，必然要面对大批道德民兵的围剿，而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也一定会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目标。  3

在王小波那里，自由是一种坚固的信念，缠绕于身体的每个部位，最终在头颅的灵魂深处，形成无法摧毁的封印。人们已经发现，这自由的封印，张贴在小波的所有作品之中。顺便说一下，本文的完整标题应该是：他毕生在以“贱爱”向自由致敬。在那个额头上贴满“贱”字的年代，作家笔下的人物，试图在黑暗寻求性爱和思想的自由，进而捍卫这种自由，让身体和灵魂都获得解放。

“解放”和“自由”，应当是一组互相依存的对称性概念，而吊诡的事实在于，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高喊“解放”的口号，却从未获取真正的自由。小波敏锐地洞察了这点，并试图用隐喻的方式向我们说出真相。在小说《大学四年级》里，出现了一些被所谓“市场原则”建构的黑色建筑。它们是卡夫卡式的城堡，管理者用铁链去维系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所有人都沉迷于这种SM式的“契约关系”，但其间的法西斯式的暴政气息，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在走向自由大道之前，小波让读者预习了法西斯监狱的黑暗场景。问题在于，这所监狱是狱卒和囚犯共同打造的，而囚犯表达出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就是支撑这种管理者暴政的心灵基石。

本套小波文集再版的2016年，恰逢“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王小波提到自己“文革”插队时的荒谬场景——人们早晚背诵领袖思想，除此之外脑子空空如也，由此导致生活的无限苦闷。小波据此指出，人不能只求道德正确，更需要思维自由。如果在做好人和当自由思维者之间做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这跟陈寅恪先生留下的箴言不谋而合——“秉独立之精神，持自由之思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真正做到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尚需几代人的努力，而小波作为先驱者，从九十年代向世人挥手，发出经久不息的召唤。

我要在此为“当当”重版王小波文集的努力而鼓掌，它让读者有一次跟小波再次相逢的契机。当年的“王小波门下走狗”，如今都已步入中年，时过境迁之后，更年轻的“90后”和“00后”，很难前赴后继，成为狂热的新一代“门下走狗”。在一个信念分崩离析的语境中，继承小波文学遗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学会做他灵魂上的契友，也就是成为自由而理性的“特立独行者”。我确信，这才是王小波理想的最佳实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5圣诞致辞中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就小波的读者而言，与其跪拜先驱，不如跟他同行，为爱、尊严、理性和自由而勇敢地生活。是为序。

罗素先生在他的《西方的智慧》一书里曾经引述了这样一句话：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我同意这句话，但我认为，书不管大小，都可以成为灾难，并且主要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认为，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本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他画的天空全是红的。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是污染的缘故，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本书中《黄金时代》曾在台湾《联合报》连载，《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界》也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我曾经就这些作品请教过一些朋友的意见。除了肯定的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这样的：这些小说虽然好看，但是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不能激励人们向上，等等。作者虽是谦虚的人，却不能接受这些意见。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

我知道，有很多理智健全、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至于浑浑噩噩、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我还没有考虑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若说我们国家的全体成年人均处于天真未凿、善恶莫辨的状态，需要无时无刻地说教，这是我绝不敢相信的。自我懂事以来，领导者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评价过高，对我国人民的智力、道德水平总是评价过低，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当然，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有关这本书，还有最后一点要说：本世纪初，那个把伦敦的天空画成了红色的人，后来就被称为“伦敦天空的发明者”。我这样写了我们的生活，假如有人说，我就是这种生活的发明者，这是我绝不能承认的。众所周知，这种发明权属于更伟大的人物、更伟大的力量。

本书得以面世，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必须说明，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

作者  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