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旻，男，1959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威海。当代最具活力的代表作家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嘉定区文联副主席。研究馆员。出版文学著作：长篇小说《情戒》《成长是多么不容易》《桃花园》《谁在西亭说了算》（又名《邓局长》）《忧郁城》，长篇自述体随笔《中国父子》，中短篇小说集《情幻》《犯戒》《自己的故事》《求爱者》《我想说爱》《良家女子》《爱情与堕落》《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等。

在写下许多傲然的虚构作品后，张曼坦诚回忆。
他写父亲和自己，写孩子，写朋友。亲密性的丧失与
收复，那些无奈的泪，深爱的笑，那人生。
——陈村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只读六个中国小说家的
小说，张曼是其中之一。张曼的小说平淡而锋利，他
作品中的人物无不谋求突破人性的枷锁，却又无不陷
入另一副人性枷锁之中……张曼的新作《中国父子》
则以自述的形式再次强调了这一主题。
——吴亮

本书是我的半生自述，书中分布于19个小标题下的内
容，堪称我的半生“大事记”。这些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
印记的“大事”，大概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过
在实际写作中，后者并不在我的讲究中。不论在书里还是
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我都提到了“时代”，但，正如
我个人身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所表述的“时代”，毋
庸置疑也已刻上鲜明的个人印记。喜欢此书的读者可以在
阅读中分享到我的经历，甚或对书中一个被详细描述的生
命历程产生共鸣，不过，即使是同时代的人，对“时代”
的印象也不尽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作为历史的事件，还
没有人能够将它“像发生过的那样”复原。并不是没有“
真相”存在，只是人类对“真相”的感受千差万别。更不
必说还有人故意歪曲事实。
在这本自述里，我力求排除杂念，以纯净之心追溯个
体生命历程中的真实轨迹。不必讳言，我的视点或“小而
独”，行文或“笔走偏锋”。而所谓“大事记”，大的不
是事，而是其中包裹的心。有些无人记得的小事，我大书
特书，书写的是心；有的事巨大无比，我视而不见，因为
心在别处。
抱着这个态度，我不妨频繁使用“时代”这个词，甚
至不妨给本书取名“中国父子”，并不觉得夸大其词。
取这个书名，因为在这本自述里，有一条连贯不断的
主线和一个中心：主线是一个家庭、三代父子；中心是我
本人前半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
比较而言，我爷爷和父亲的关系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对
我是个谜。我只看得懂一点：作为家里三兄妹中的长子和
唯一的儿子，父亲独自承担了赡养老人的责任，解放后几
十年里，每月都由我母亲按时寄钱回老家。我想不起除此
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别的父子内容。爷爷奶奶在威海时，父
亲很少给他们写信，每年春节前一封家信，大都还是母亲
执笔。二老住到我们家后，他们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门对
门，但父亲很少进老人的房间，他们父子间从无没事闲聊
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红过脸。我不怀疑父亲是个传统的孝
子，但他的表达少到我甚至没怎么听他叫过“爸”。父亲
和爷爷大半辈子似乎都在回避他们之间的“现实关系”。
父亲去世后，我们瞒了奶奶十年，而直到奶奶在洛阳离开
我们，这十年间她对从未得到父亲一次问候似乎并不觉得
匪夷所思。自从儿子“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几十
年里他们和儿子关系中的现实状态，就是那种在漫漫时空
中日渐凝固起来的距离和沉默。父亲自1946年离开威海到
上海，至1980年母亲将爷爷奶奶接到我们家来住，三十四
年间父亲只在1961年回过一次老家，那还是我大姑写信谎
称老人病重将他诳回去的。近日我向住在医院里的母亲求
证了这个细节，但母亲一再对我强调，你不要瞎写，不是
你爸爸不想回去看老人，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有“家庭成分
”的顾忌，那个年代为个人私事请假是极不光彩的，要“
吃批评”。
我和父亲之间不存在这种荒诞的、“超现实”的距离
和沉默。我小时候和父亲的关系就比较随便，随着年龄和
阅历的增长，我和父亲说话益无忌惮。但是，随便不等于
亲密。我在此书中细述了一个对我刻骨铭心的细节：父亲
在去世前的那场大病中，曾有一次要求我用手指掐一下他
的脚，看看是否有水肿。对这个简单的要求，我当时竟感
到困窘和烦躁，没有照办。事后我理解，在我们父子间，
这个要求并不简单，它其实触动了长期以来在我们父子关
系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亲密性的缺失。父亲以前从未对
我提出过类似的请求，平常父亲和我更像朋友关系，极少
有感情的交流（即使我们父子情深）。在整个上世纪80年
代，我们父子每周见面聊的基本都是和家庭事务、父子亲
情无关的“时代话题”，我们经常为千里之外北京的事和
万里之外华盛顿的事争得面红耳赤。除非父亲勃然大怒，
否则我不能住口。这是我和父亲关系中的荒谬之处。父亲
因病去世后，我对朋友重复着一句自怜自哀的话：我现在
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我心底涌动的更多感触说不出来
。我曾以为看不懂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其实父亲明明
白白地赡养了老人几十年。我现在才知道自己什么都还没
做，明白自己愧对父亲，枉为人子。
儿子从小和我之间不缺父子感情的交流。儿子上初中
时，我和他出门上街，他还会习惯性地抓住我的手；每晚
他临睡时，我都会过去在他额头上亲吻一下，和他道晚安
。如果将来我在病床上要求儿子掐一下我的脚察看水肿情
况，他的反应一定是积极的。但是，在儿子长大的过程中
，我们父子间不仅有亲密接触，也有严重对抗，其中的情
形同样荒诞之至。
我不难找到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对三个不同时代父
子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东西，即“信仰
”“观念”“利益”。在“文革”时期，和守望信仰相伴
的是恐惧；在“思想解放”时代，价值观念的冲突生成一
种无法无天的精神，在家庭中是直指“父权”的“‘仵逆
不孝”；在“经济建设”时代，与利益计较、实用主义形
影相随的是势利、庸俗和猥琐，无休无止的焦

1 涂鸦中出现人名
2 巨蟒游过草丛
3 小人国
4 经典烙印
5 弟弟的乳名
6 脸上的疤痕
7 “狭路相逢勇者胜”
8 成长地
9 工宣队输了
10 有没有放下去的手
11 陌生的面孔：压抑与自我
12 时代话题
13 最浪漫的事
14 边缘状态
15 为什么不能要求孩子洗碗
16 孩子的错比天大
17 “你来自哪里？”
18 成人的世界
19 后半生
后记
为新版《中国父子》写的几句话
附录
我的安师，我的同事
张曼年表

去年我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自述体散文《如此欢乐童年》时，脑子里一下冒出了我酝酿中要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奥威尔在那篇文章里记述了他学童时代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经历，给我的印象，那是他记忆里的噩梦，影响到他后来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虽然奥威尔写的是上世纪初英国的学校，但我感觉不陌生，许多细节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奥威尔只是写了自己做学生的一段经历，而我还由此想到了我们这辈人做父亲后和孩子的关系。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决定了我们这辈人；在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角色上的困惑和尴尬。
我生于1959年，出生地是上海南市区，出生后不久因父亲“下放”举家迁到郊县嘉定。我父亲是山东威海人，离休干部。一般称解放后上海的山东籍干部为“南下干部”。我小时候嘉定的干部，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各乡镇、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多半来自山东，在我们家所在的为机关干部建造的六一新村里，户主为山东人居多。一直以来我也默认父亲“南下干部”的身份，但实际上父亲的情况特殊。父亲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家庭成分曾被划为“资本家”），父辈在威海开布店。山东解放前夕，父亲在烟台念高中，我爷爷因为对共产党不了解，更被国民党散布的关于解放军的谣言吓倒，于是将父亲送到上海去继续学业。没想到父亲在上海接触到地下党，并入了党。
我曾听父亲说，其实他对共产党早有所知，他的一位堂兄好多年前已投奔八路军。父亲的这位堂兄，虽只年长一岁，但父亲一生对他充满崇敬，并将这种崇敬的态度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我本人直到1988年，二十九岁那年，才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军职干部家属区见到了已离休在家的堂伯父（山东叫大爷）。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讲起这位堂兄来如数家珍。父亲讲得最多的是他堂兄从小个性的刚烈和思想的叛逆，如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敢当面将他父亲的鸦片枪折断，十四五岁时就离家投奔革命去了；皖南事变后，他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逃跑后回家待了没几天又出去找部队。当地有个汉奸，常拿这事来我爷爷兄弟俩的布店里敲诈。我父亲在店里见过这一幕：那汉奸身穿黑绸衫，嘴上叼着烟卷，屁股后挂着二十响盒子炮，阴阳怪气地故意问我父亲的大伯：儿子最近有信来吗？老兄弟俩立刻好烟好酒伺候他，临走还往他兜里塞钱。解放后这汉奸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也许正因为我堂伯父觉得此生未能在双亲大人面前尽孝，年轻时还特别让他们担惊受怕，因此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回老家操办了隆重的丧事，他自己也按旧俗披麻戴孝。这是堂伯父解放后第一次回老家，结果因为在丧事中“搞封建迷信活动”受到部队处分，从此再没回去过。
我认为我父亲被我爷爷送到上海来“避难”，却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堂兄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记得曾听父亲讲，上海刚解放时，他堂兄来沪出差，父亲迫不及待地去部队住处看他，兄弟俩久别重逢，父亲对他景仰的堂兄说的第一句话是：
“哥，我也入党了！”
但1988年我在西安见到堂伯父时，我发现他似乎对父亲四十年前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仍颇感惊奇。他对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人很聪明，读书特别好，但胆子比较小，没想到他敢加入地下党。
我也曾在一些报刊书籍上看到，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笼罩，毛人凤曾下令将抓到的共产党人扎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父亲家境较好，在那种情况下自愿投身革命，定有超人的胆识。
我所了解的父亲，的确一生谨慎，工作上似乎少有魄力。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忍耐。“文革”中被揪斗，他老老实实地挂着打倒他的大牌子站在台上。他被“解放”后不久，我母亲又因“特务”问题遭“隔离审查”。母亲出身贫苦，外公在她七岁时就病亡了，外婆不堪生活重负，将她送进了教养院，1947年母亲十九岁时进了上海天一布厂做工，解放初因表现突出被选拔进人民法院工作，1952年入党。揭发她的人在刑讯逼供下疯了，竟然诬告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某组的组长。这样重大的恶性事件，父亲理应相信不可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但他还是相信组织，亲赴母亲囚房做思想工作，致使母亲一度自我怀疑，精神恍惚。
P1-3

本书是长篇自述体随笔，15万字，作者的半生“大事记”，力求排除杂念，以纯净之心追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真实轨迹。“大事记”，大的不是事，而是其中包裹的心：有些无人记得的小事，作者大书特书，书写的是心；有的事巨大无比，作者视而不见，因为心在别处。主线是三代父子，中心是前半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从上世纪作者的“问题爷爷”，到新时期作者的“问题儿子”，一个普通家庭的“问题”发人深省。

此次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是在2010年，由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嘉定作家群——资料卷、
作品卷》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回顾新时期以来
嘉定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以作家个人作品或作品集的形
式，梳理展示嘉定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和贡献。同时
，也令我们深思嘉定这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
如何在今日延续文脉，养育了风格如此多样的作家，他们
的作品透露出对时代和生活的细致观察，叙事沉着从容，
不为喧嚣的潮流所动，而角度和笔触又是迥异多姿。
此次收录文丛的殷慧芬、张曼、楼耀福、龚静、须兰
、许佳、戴达、魏滨海、戴臻、陆棣、赖云青、赵春华、
陶继明、葛秋栋、王威尔等十五位作家的作品，涉及了小
说、散文、儿童文学等诸多领域，作家的年龄和创作经历
也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来，他们的作品既表现了当代中
国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反映出时代变迁下不同阶层、
不同领域的人群的内心生活的细微演化；同时，在不同时
期和各自领域文学创作的流变中保持了敏锐的观察和高度
的警惕，不为时俗所迷惑，又新意迭出，触动人心。深厚
的生活积累和对文学历史的深入研究使这些作品周正、持
重、谦逊而意蕴绵长。
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读和品鉴，应该更多地着眼于
上海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中，更应该仔细地探寻
滋养他们的嘉定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特质和氛围。在某
种意义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他们获得了有效的距离
和冷静的观察，这种文学上的大城小镇正是孕育史上无数
重要作家、催生重要作品的得天独厚的土壤。
正如许多专家、学者一再提及的，嘉定作为人文荟萃
的名城，产生过钱大昕、陆俨少等著名的学者、艺术家、
教育家等，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丛所收录的嘉
定作家的写作，会在历史的眼光中被不断地再发现、再阐
发，也为后来者接续传统树立有益的典范。
2019年5月19日

“一个与孩子为敌、为难的社会是弱视的社会。而它对孩子竭力表白的‘好心’终将为孩子理解和接受，这是中国人的幸运还是更深的悲哀？”
这是一个中国父亲的沉重发问，也是一个作家的理性思考。《中国父子》以冷静笔调回忆个人的成长经历乃至前半生，透过父亲与爷爷、自己与父亲、自己与儿子三代父子关系的离合亲疏，折射出时代的更替变迁。一个普通家庭的“问题”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