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建设兵团到河北固安县，从县文化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本书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和徐盈的独子——徐城北先生的回忆录，书中所忆所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他将自己对父母和亲身受教过的政府首长、文艺界著名学者和名伶的回忆落实成文，继而形成这本书。

作者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和徐盈的独子，从小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亲聆过父母和许多文化名人的教诲，获益匪浅；同时又因之而罹祸，经历崎岖坎坷——从新疆建设兵团到河北固安县，从县文化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但是，作者在蹉跎岁月中的奋起，又脱不开父母和文化名人的指点和帮助。  

因此，作者近几年来，潜心回忆往昔之事，将自己对父母和亲身受教过的政府首长、文艺界著名学者和名伶的回忆落实成文，继而形成这本书。

与其他写名人文章所不同的是，本书所忆所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不是借鉴别人的回忆材料，因此读起来更加亲切真实。

直上三楼(代自序)

第一辑

 稀客——忆王震将军

 地坛片语——忆母亲子冈

 慈眉善目老塾师——忆叶圣陶

 记沈从文先生

 艾青·鱼化石

 聂(绀弩)翁诗探

第二辑

 解读萧乾

 启功的“内功”

 秋雨金克木

 拜见王季思

 命运的分号——忆冯亦代、黄宗英

 忆汪曾祺

第三辑

 足音——遥感冯友兰

 清凉世界燕南园——记宗璞

 玉玲珑·陈从周

 丁聪的“小本本”

 画房钱——忆华君武

 朴素的魅力——记袁鹰

 悠悠天地两书人——记黄裳、姜德明

 秋钓江南忆文夫

 刘海粟的通感魅力

 天下真小——忆许姬传

 龙舒掌里写春秋——忆阿甲

 今之古人——忆翁偶虹

 忍将性命殉道去——忆范钧宏

 串门杂记——记黄宗江

第四辑

 梅兰芳与京剧文化

 海派人杰周信芳

 到底意难平——忆程砚秋

 快意人生盖叫天

 俞振飞的两幅墨迹

 苟宅花树

 张君秋的生命四季

 新凤霞·话·画

 追忆“活曹操”袁世海

第五辑

 我是《大公报》的孩子

 你是这样的人——忆张季鸾前辈

 报格与人格——忆王芸生前辈

 在“六指”中听相声——忆萧乾前辈

 对我仍然是谜——忆杨刚前辈

 不带帽徽的军人——忆朱启平前辈

 在陈永贵墓前

后记

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吃完晚饭独自在自家的小院里，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认识。来人穿着一件军大衣，胡子拉茬，领口上没有红领章，身后还站着个警卫员。警卫员身后停着辆“吉姆”汽车(官定的“部长级用车”)。

“彭(他念成了“盆”)子冈同志，是住在这里？”

见我没有异议，他不得同意便径直往里走。我不由得向后“让”了一步，同时给正在北屋的母亲递话：“妈，有客来了！”

“哪位！”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拧亮北屋门口的灯，我瞥见母亲头上顶着一块干毛巾，想来她刚给煤球炉子擞了火——这是她冬天在家里的一贯扮相。

“——稀客！”来人大步向前，霎时进入门灯的照耀区。

母亲惊讶更兼喜悦的声音：“司令员！”

……我就是在这天一早，骑车刚把母亲写给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没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赶了来！

母亲认识王震么？

母亲和父亲早就认识他。当年——1938年，我父母在武汉刚入党，恰巧王震有事过武汉，他们见过面。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母亲则参加中央访问团来到新疆。返回后在报刊写过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1955年，王震奉调进北京，担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垦部部长；1957年，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此后虽在同一个北京，但从父母这边讲，已经自惭形秽了。

母亲写信给王震，是说关于我的事儿。

我1960年高中毕业，虽然功课很好，却只考上一个二流大学，觉得挺堵心。谁知这学校后来在高校调整计划中属于“下马”行列，为缩减学生人数，于是便挖空心思让我退学。父亲找过学校，问可是因为他和我母亲的“问题”牵连到我。回答否，只说我身体不好，中学时体育免修。还举了一个与我同班的女生为例——她也身体不好，同样得退学。无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后不久，又悄悄被学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个十四级“革干”。用今天的话语形容，那女生纯粹就是个“托儿”！

我回家之后，反倒因此发奋起来。一方面，母亲立刻去找了张庚(中圈戏曲学院的第一副院长)，请他准许我去那里旁听。母亲和张恰巧也是1938年在武汉认识的，张没二话，就同意了。另外，我因为不住校，业余时间颇多，所以又在传统文化上“全面开花”：从沈从文先生学文物，从陈半丁先生学书法，从聂绀弩先生学旧诗。此外，还从张友松先生学英文。

虽然学了许多，却不能得到一份儿工作。戏曲学院按照国家规定，不负责对旁听生分配。而街道上能够分到的工作，我又看不上眼。这样，我就在“社会青年”的位置上停顿了三四年。

这儿得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青年”。那年月，任何人必须历史清楚，在个人的履历表上，不能有一点空缺，哪怕是一半年，哪怕是三两个月。这段时间之前你在哪儿，之后又到哪儿，证明人分别是谁，一点也不能含糊，一旦查到了哪儿而发现疑点，就说明你对组织“不老实”。而“社会青年”，就是在参加工作之前先一步有了空缺的人。比如你没考上高一等的学校，也一时没找到工作，在家里闲了一小段时间。这样一来，等以后再找工作时，对方就要审核你：“这段时间干什么来了？谁证明你没有干坏事？”这里的“谁”，必须是一级组织。用当时的观点看，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得在组织的管辖下，没组织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坏人，但至少属于“干坏事的嫌疑人”。如果这个青年后来遇到入党或提干的审查时，这段“社会青年”的经历就会给他找来大麻烦。

我就处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父母在单位中受到的压力比我还大——“我们自己都这样了，难道让我们的孩子还这样……”父母不得不向他们的社会关系求援。

沈从文先生曾向他所在的历史博物馆建议收我做其助手。因为我能听懂他的湘西话，因为我认识他写的那一笔章草，因为我古文根底还行，可以读懂没有“旬逗”的古书。但是沈先生说话的“力量不够”，没成。

陈翰笙先生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家，他当时主持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他向人事部门建议收留我进其图书馆做管理员，因为我的英文也有了一定程度。陈说话是有分量的，但更有分量的是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以陈的建议，最后还是被委婉地拒绝。

二十多年前去沈阳，在它一个三层书店中游游逛逛。正逡巡中，同伴中有人呼喊：“直上三楼！”我心一惊：对呀！如果在一楼买了书，捧着它上二楼；然后再于二楼买书。再捧着上三楼；最后三楼仍然买书，最后一总负载着下楼……这样是否太累了些？是否要做许多无用功？转瞬之间，一个《直上三楼》的书名跳入脑海，当时我就想：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似乎都应该采用直上三楼的办法。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就在“十七大”开幕的那天，我从太原去大寨。1969年我去过昔阳县，远远见过陈永贵。次日去大寨，地头上碰见贾进才。三十八年过去，我重去大寨，还步步登上“重楼”，看了陈永贵的墓。山下有陈的半身像，仰望山顶，那里才是陈的墓地。上山要步行一个五个坡的斜面：第一个坡八级，表示他当了八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坡二十八级，他入党二十八年；第三坡七十二级，他活了这大的岁数；再上还有两个不短的坡面，不记得是什么含义了。我上去时还容易，可下来就费了大力，坡度相对陡，两边的铁管栏杆又太低，下坡总不能弯腰扶着栏杆走吧。陡然我望着坡下的大寨村，陈永贵当年的“爬坡”也有点“直上”的意味，他不只是三楼了，应该是五楼吧？大寨人说，老陈当年一人在村子、县、地区、省、中央一共五个层面同时任职，这在全国也只有他独一份了。这样讲，是否意味着“直上五楼”了呢？我不由得展开了思索……

我由新疆，经河北固安调回北京，生活工作在文化艺术界，接触并体味着许多人的生活与工作。有了心得，便零散记录成文。现结成此集，请您指正。

徐城北

2007年11月1日

父母离开了人世，我不免有些孤独，常常想念自己的来处，自己的老家。父母早年当记者，几年就搬一次家，或者一年就搬几次家。像抗日战争到重庆，日本轰炸一次就搬一回，一点点由城市外围搬向市中心，最后我出世了，家也安定了，好像此后日本也没再炸，家也没再搬。不久前我去了重庆，那所房子居然还在。

解放后，父母定居北京，除了“文革”那些年，其他时间基本在市区，不过从东城搬到了西城。最后，他俩先后又从西城搬到八宝山。是母亲先搬去的，搬进革命公墓的西十三室，八年后父亲跟了去，考虑到要有个永久归宿，便把母亲迁出来，一块儿上了(骨灰)墙。在早，墙是个松快的地界，逝者都不愿挨那个风吹日晒；可如今已经人挤人，层层队队，密密麻麻了。很难再找方向和层次同佳之所，几经权衡，就找了新开辟的位置——东外外墙。于是，这儿就成了我最新的老家。

我时常来，但说不准什么时候来。每年清明那几天我绝不凑热闹。经常是遇到八宝山有活动(比如举行某某人的葬仪)时，我稍微早到半小时，先进公墓缅怀一阵儿，就算尽了心。

我从不宿命，但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母亲在七十三岁去世，父亲又在八十四岁去世，只能长久无言。他俩如今一切画上了句号，已然入列。

他俩相识于《中学生》杂志，一南一北通过投稿而开始通信。一位在春节去到苏州看另一位，带去几串北平的糖葫芦，车厢温度高，北边这位的手就一直伸出车厢。这引得南边这位芳心一动——他们结合了，成为后来的我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年轻时很有文学天分，曾在苏州“振华女中”参加《中学生》的全国命题征文。两年三投皆中，第一次得第二，后两次得第一。到北平上大学只读了半年就毅然退学，住在单身女子公寓，当起“文学单干户”，以稿费为生。这显然是很艰难，但她干得虎虎有生气，《中学生》发表过万字长文《子冈论》，评价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公寓作家”。不久，抗战烽火骤起，她再也无法安心去写“公寓文学”，遂进入《大公报》当了记者。

父亲出身北平一个中产家庭，高中一毕业就跑到南京勤工俭学。利用这点收入进入金陵大学专修农林。实习时，曾去陇海铁路两侧的农场和林场做毕业论文。论文都是从很现实的问题出发，带有研究意味，思路清楚，文笔扎实。将毕业时，《大公报》发现了他，要他“一毕业就进报馆”。

《大公报》老板对记者颇“放任自流”，只要大方针不违背报社宗旨，只要不给报社捅娄子，尽管撒开手干。干好了提职加薪，干不好卷铺盖走人。

母亲是做政治和文化新闻采访，兼写一点社会新闻。她曾对“陪都”民生百态做了真实描绘，但重庆的新闻检查厉害，于是她就把这些篇章寄到桂林《大公报》发表，后来新闻界称之为“重庆百笺”。还有一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那是在1945年的重庆九龙坡机场，一百多名中外记者都在“抢”共产党领袖来渝参与重庆谈判的“镜头”。母亲凭着一颗地下共产党员的炽热心情，凭着她那支生花妙笔，直觉地写出毛“像一名来自乡野的书生”，更跟踪到张治中家的客厅，披露出毛“不习惯那里的广漆地板，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的细节。

父亲走的则是另一条记者之路。他在十多年的采访生涯中，几乎跑遍了整个国统区。他广泛而有计划地报道了若干领域(石油、机械、化工)的实业家的艰苦劳作，按照三轨并行(一轨写实业后的国计民生大背景，一轨具体写实业，一轨写干实业的人)的原则，使自己的采访形成为一个严密而周详的系统。他特别敬仰那些学者型的实业家，访问前要尽可能看完对方的全部著作，采访中单刀直入，头一句话就触到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对方惊讶他的诚恳和他的功夫，大多和他保持了终生友谊。父亲还在这种充满友谊的气氛中，为党做了一些统战工作。  父母都成了名，但并不孤立。当时《大公报》内外有许多记者都干得十分出色，并各有特色。比如范长江、徐铸成、萧乾、杨刚、浦熙修、赵超构、陆诒、孟秋江……这种从新闻界“爆”出的文化现象，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把目光凝聚在骨灰墙上。人生经历真是不能预料，他俩的后半生一晃即逝。历史和后人能够记住他们的，仅是他们的前半生。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月，更是一个严峻和艰苦的时代。父亲挨过国民党的抓，母亲敢于面对面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斗”口舌。他们勇敢“向前看”，就果真“看”出了结果。与他俩同期的那一批记者，大多也都入列——进入到自己应该占有的历史位置。

金克木先生对我说过：“你母亲是个作家(诗人)型记者，你父亲则是学者型记者。”金先生是在闲聊中评说的，却顿时揭开我久久迷漫着的心理迷雾。我曾用心研究过母亲，也涉及到对父亲资料的占有。我很想以一个“后(来的文化)人”的角度，写一部《大公报畅想》。把父亲的研究功夫用在前边，然后用母亲那种随意的笔触挥洒开来。我实在敬仰三四十年代的那批记者，他们年轻时很勇敢很灵巧地那么“一机灵”、“一奋斗”，结果就出来了，一批人纷纷入列——入到历史之列。所以，我作为这个系列集体的一名后人，也时常思考如何才能继承他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思后我认为，似乎就是要在自己还有劲头、同时外界也给这种劲头以可能的时候，更加“一机灵”更加“一奋斗”，好让青壮年的年华进发出属于历史的宝贵光芒！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就会大成，人们也纷纷入列——同样是入历史之列。这样，岂不是一切都太美好了？我为之高兴得不知所措。对比之下，世俗的金钱、级别、房产什么的，就实在没多大意思了。

大写的人的后代，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竭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也成为大写的人。实现大写，是有经验和条件的。前辈的经验值得后辈借鉴，但由于条件不同，未必能在同一个环境“出来”。这无影响，只要努力到了，也就算是完成了“大写”。

我每去一次东外外墙，归来就要做一次“大写”的梦。直到如今，这梦也还没醒。

东外外墙，不仅是我父母一辈人的归宿，也是我这辈儿人的最终老家。